作者 孙哲
“奥巴马时代”的来临为中国外交的建设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熟悉而陌生”课题。如果说过去八年里，中美关系除经历“南海撞机”、美国对台军售等少数危机时刻外，仍在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稳定”状态，那么，2009年中美关系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则是两国如何应对好各自国内可能出现的“复合型危机”，最大限度地配合双方“改革”方案的落实，以一种更为清晰的“利益相关者”姿态，争取分享各自改革的红利。
应当说，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执政后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和相对有利的出发点。美国国内面临的巨大金融、经济危机需要中国的协助，其国内新保守势力的式微使得一度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不再成为主流对华意识形态。而奥巴马稳重的工作作风也让他有可能避免鲁莽行事，尽快熟悉对华工作的程序，尽早认识到两国“全面接触”交往中出现种种问题的复杂性。
2009年，中美两国首先要认识到各自外交政策无论是在目标还是在利益方面都将存在巨大的差异。在此前提下，双方应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双边关系在“奥巴马时代”的早期磨合，这样才能为最有效地控制冲突范围、最大范围内进行合作奠定基础。
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双方还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两国能否迅速创造出一种合作的氛围，重塑双方战略定位；其次，两国能否以一种合作的姿态来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为致力于全球合作、稳定与繁荣创造出新的大国合作模式；第三，两国能否更加积极地照顾彼此的关切，妥善处理好双边存在的一些矛盾和敏感问题。
重塑战略定位
2009年，中美两国的国运将发生一些变化。就美国而言，布什总统在任后期已经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了较大干预，采取了包括大规模降息、大规模退税和大规模注资的诸多举措。但积重难返，金融危机的蔓延仍然会使美国在新的一年里处于巨大困难。奥巴马的当务之急是要恢复美国经济的自信心和竞争力。从奥巴马当选后有条不紊、沉着应对的各项举动来看，只要措施得体，奥巴马依然可以适时阻击，充分发挥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仍然具有的在人才、教育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巨大优势，争取在执政第一年就为美国创造一个能医治好金融内伤和外交创伤的历史起点。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中国遇到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要确保2009年GDP“保八”最低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创造更为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经济环境， 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复杂、严峻和敏感的各类社会矛盾，以此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大难可以兴邦，但是两国发展的不确定性确实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我们肯定两国关系仍然会在2009年在总体上会保持一种稳定状态，但这种稳定之中蕴藏着能量极大的政治张力。中美必须继续修炼内功，加强理解，争取平安、顺利度过两国关系的转型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两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都极为重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祝贺奥巴马当选的电话里曾表示，中美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虽历经曲折，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奥巴马也强调，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成功符合美国利益。美中关系面临很多发展机遇，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两国领导人的表态让我们有理由继续保持对中美关系运行的“谨慎的乐观”态度。
大国合作
中美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哪些实质性的冲突？两国如何能够在国际问题上“相互照顾彼此的关切”，在安全、气候变化、地区热点等问题上进行更为密切的磋商，建立更有效的多边协调机制？这些问题的处理都需要慎之又慎的政治智慧。
仔细分析中美之间在国际上的合作，其实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上。
从参与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建设层面来说，问题的关键恐怕是双方怎样在共同遵守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各自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服务产品。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日益凸现，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各个国家都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中美两国在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诸多方面也迫切需要拓宽进一步合作的范围。例如，在布什政府时期，以赖斯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政治人士曾不止一次称中国是美国的“全球伙伴”（global partner）。奥巴马也一再要求中国要加大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诸如参与国际经济决策等方面发挥作用。当“中国的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美国的期盼，中国需要思考更多的应该是“参与其中，趋利避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语）的具体方案。
比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针对全球变暖，奥巴马曾呼吁“美中两国都肩负著应对这一重大挑战的责任，”同时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将会减小不断上升的石油价格的压力，并有助于共同应对全球变暖的危机。
针对奥巴马主张开发替代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等替代能源的庞大计划，中国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在高效利用能源和开发环保能源技术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两国关系不仅可能有一个质的突破，而且中国也可借机改变过去那种环境政策制定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环境管理耗资巨大却见效甚微的状况。
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第三国问题的处理层面，中美同样需要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共同处理好地区和热点问题。从过去几年来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反恐、防扩散、尤其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例如，在亚太安全方面，由于过去十多年来亚太安全局势已经得到明显改善，中国在六方会谈上的积极协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民主党在2008年8月25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新的政纲，明确提出了朝鲜人权问题、朝鲜无核化和韩美同盟的政策目标。预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内经济稳定之后，奥巴马政府将会着手调整美国对朝政策。
面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更紧密的中美战略磋商，以在地区安全机制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如果能够通过中美两国的参与，在朝鲜无核化等问题上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相关经验就可以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伊朗、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等热点地区问题提供宝贵的借鉴。
整体而言，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一些愿景和目标，其具体方略尚不明晰。相较于前任，奥巴马倾向于外交上的折中和妥协以达到目标。例如，他曾在竞选中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国家的领导人会晤。他也多次表示要重视外交手段、防止单边主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发挥和强化国际组织的功能。所有这些表态，都将有助于中美双方进一步在涉及第三国问题上展开对话和合作。
双边问题
对于中美关系中敏感的台湾问题，奥巴马表现出相对务实的态度。他曾在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贺信中表示，美国支持马英九跟大陆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认为积极对话将有利于进一步缓和两岸局势，使两岸人民共同受益。当然，奥巴马执政后也会努力强化美台联系，避免美国在台利益的边缘化。中美两国应该抓住两岸紧张关系得以缓和的历史良机，争取把胡锦涛提出的“和平协议”和美国有关人士提出的“中程协议”内容融合，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大幅降低台海冲突的危险性。
又如，中美经济关系矛盾重重。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欧盟和日本等国纷纷抛售美国国债之时，中国政府并没有跟风操作，反而逆市增持。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国际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
奥巴马曾在竞选中一面肯定中美经贸相互依存的局面有利于美国受益，另一方面却又声称中国不遵守规则，美国需要利用可行的外交途径寻求中国改变自己的货币政策，同时消除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奥巴马的姿态表明，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在新的一年还会继续增加，美国还会在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方面提出种种要求。但奥巴马团队中的许多政策制定者都对中国有着相当的了解，其政策制定的基调，极为可能是更多地希望加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能力而不是通过“惩罚”中国来解决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两国之间的沟通和谈判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布什时期开始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已经成为两国协调经济战略和彼此立场的良好平台，这个平台有望在奥巴马任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应当看到，中美经贸方面合作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仅举能源一例来说， 奥巴马政府希望能够开发新能源，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来开发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技术，增加5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如果能结合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签订的《中美能源十年合作规划》在旧能源（如煤炭）改造、清洁利用和新能源开发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便有可能分享奥巴马经济改革的红利。
在军事安全方面，奥巴马认为美国最棘手的军事挑战不会来自中国，因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经济而非军事上的。不过他强调中美可能因为第三国而发生冲突，称要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保持高度警惕。他还提出要与亚洲盟友维持强有力的军事联盟关系，用以防范中国。虽然他针对中国军力增长和军费开支不透明表示出某种不安，但是总体上说，他一直呼吁要进行两国军事对话。从这个角度上说，中美之间应该在军事交流和合作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中美关系在应对上述三大挑战的同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危机性的问题， 两国必须对此有充足的思想准备，确定交流渠道畅通的原则，避免因误解和误判而使危机恶化。2009年中国将举办一系列重大国事活动来纪念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美建交30周年以及一些其他周年性活动。“藏独”势力、法 轮功分子、政治异议人士也会在美国展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国会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对美国发出非常清晰而坚定的信息，奥巴马是否能够正确估计事态的严重性，防止伤害双边利益的事件的发生，决定了中美关系受到冲击的强度和力度。
中国能否在危机时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与美国冲突的同时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长短，妥善处理好各种突发事件，也决定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能否被推上一个更高的水平。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