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空军大院《四》
天上，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人间，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说的是距离。对人生的旅途来说，除了距离，还有空间，换句话说，还有岁月。混乱的文革后期，在母亲的引导下我自学英语，后来打造了一个八十年代整整十年的人生活动舞台。那十年，我特别知足，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
不知为什么，回首这些往事总会带着一种独特的情感，这种情感有点像有奶就是娘。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生存延续的简单道理很多人到死也整不明白，我还好，落差的岁月让我活个明明白白，整个明明白白。也许是人心善良的一面，我对婴儿时给我奶吃，大一点给我饭吃，再往后给我书读，给我机会给我工作，处于困境时拉我一把的人总是念念不忘。有人会说，这样回忆历史会有失公正，容易以偏概全，我说这样写才有血有肉，历史不仅是事件的描述，更主要的是人性的描述，写出人性的善与恶，后代人才好以史为鉴。换个位置说，当年处高的人本来能给处低的人一口奶，或者一粥一饭，但没有扬善，现在又要求我这个当年处低的人写善，说真的，太难为我了，实在无法下笔。
不要小看这一口奶一粥一饭，除了父母外对谁都是拦路虎。我对空军一位将领的孩子说过，当年你爸那么高的位子，怎么也不帮我一把，对他爸来说也就是一个电话，一个条子的事。帮我一把的不是别人，是当部长的王海，王海还专门跑了一趟杭州。现在回忆这段往事，我想感到自豪的不是别人，而是王海的后代。《天涯》最近有人留言，代王小海向大家问好，我猜这人有可能是王海的后代，作为晚辈，谁都想看到有人赞扬自己的父亲。
十一年前，我刚到美国纽黑文的时候，不能说是一贫如洗，但可称得上是落魄草民。我没有留心吃了开超市兼餐馆的福建巨富丘老板的一个包子，他大发无名火，老板娘也是十年不同我打一声招呼。这时出来同我交朋友的是他的杀鱼伙计老包，从那时起，老包每周必给我安排一顿可口饭菜，让我免去孤独之苦。有时也真是山不转水转，如今，丘老板因美国经济危机旋入极度投资险境，他一生的辛劳有可能荡然无存，我却风光发达起来。丘老板餐馆的生意先是清淡后是门可罗雀，我开始了力所能及的“Bailout”，成了吃饭次数最多的客人。每次去，摆摆手，两个最贵的菜，吃几口，算帐打个包，留下五美金小费。老板娘终于说话了，老潘，你每次来就像回家一样。
现代人记录历史，除了文字还有照片，大陆普通干部家庭很长时间是没有相机的，要想留下一点历史的印记只有去照相馆。万维网上有个叫问招可爱的网友回忆自己正直的父亲，一九四六年参军，五五授衔时为中尉，总参侦听部门业务尖子，文革时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家乡山西当了农民，老五生在土窑里，父亲最后留下来的是几座冬暖夏凉的窑洞和几张在县城照相馆照的全家福。
我家的情况要好得多，在武汉赵家条的时候有一个苏联爱好牌120相机，买时价格72元，记录了我家五十年代的生活。在空军大院上小学的时候，我没事最喜欢拨弄那架相机，还让张小春把家里135胶卷偷出来装上试着照相。一天我心血来潮把那架相机带到王府井信托部当掉，工作人员当场给了我32元。六十年代，一个小孩带着相机到委托部卖在北京可不是一件小事，从上到下最后追查到母亲那里，这时母亲才恍然大悟。后来的岁月，我除文革串联时短暂拥有过相机外，其它时间不论何地都以去照相馆照相为主，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这次出访德国才改变。
德国是光学仪器的故乡，该国早年产的120蔡司和135莱卡一直是中国专业摄影记者首选机型。从儿时起我只有趴在王府井委托行相机柜台上观看的份，我暗暗决定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买一架高级相机，了却多年的心愿。如果还有可能买一架高倍望远镜，以后看足球赛再也不用担心票不好看不清了。我向沈所长提议，利用会议开始前的一两天时间，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一架高级相机，好为大会照相留下历史镜头，出国时我带了一架所里的相机，实在不专业，所长很快同意了。
八十年代的德国大街上有很多光学仪器商店，望远镜新旧相机琳琅满目，不小心还真容易看花眼。我先观看莱卡蔡司价格，除了见到莱卡一架新机外其它全是二手货，说明德国光学工业已经衰败，价格都在一千马克以上。取而代之的包括望远镜在内几乎全部是日本产品，问题是我只有五百马克零用钱，这点钱买个大镜头单反相机是远远不够的，看来只有买二手货了。我看上一架1.4镜头的美能达，机体很新，不像用过，只是型号老点。我打开相机，十分专业地观察镜头玻璃，看看有没有气泡和磨损，思考一夜后，最后断定买这架，一共四百五十马克，出境时还可退税二十马克，剩下的钱买了一架八倍理光望远镜。我为老同志在风景秀丽的莱茵河畔试照了一卷，冲洗出来后十分逼真清晰，海鸥相机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我还走进过一家珠宝店问有没有200马克的劳力士，差点让老板给赶出来。
这三位老同志虽没有到过德国，但非常熟悉德国的经济文化和历史，特别是二次大战当时德国的情形。沈所长说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德国著名的鲁尔工业区，二战时是一片废墟。看到今日德国那么漂亮，再想想国内的仍旧满目疮痍，虽然嘴上没有表示什么，但我可以感觉出他们内心里是多么感慨。我长这么大了，这次是第一次触摸到空军知识分子型干部的脉搏。
开始接触德国人了，很多事又让老同志感慨。这次德国会议分为学术交流和设备展览两部分，负责学术交流只有大会主席和秘书二人，展览部分承包给专业展览公司，由专业人员来具体组织展览事宜，换句话说，整个欧洲飞机维修工程组织只有两人，包括发邀请信和收集论文，我们报到的时候论文合订本已经印好。大会秘书看到我们来自第三世界中国，免去了每人300马克的报名费。会议定于星期三上午九点半开始，我们怕迟到，于早上八点半赶到会场，进去一看空无一人，以为找错地方，出去打听一圈后再返回原地，发现整个会议大厅几乎坐满，代表们都在静静地等着主席宣布会议开始。最令老同志惊讶的是，欧洲会议主席台上只坐主席一人，国内则分一排两排，还有三排的，少了谁都会留下遗憾。
虽然我现在的生活又回归到清粥菜蔬的时代，还是要简单谈谈对西方饮食的感受。欧洲不论大小旅馆都有早餐供应，费用包括在住宿费里，作为初到西方的客人，最先接触的饮食应该算是早餐了。那次我第一次见到大块冷切火腿，带麦粒的面包，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不带糖的鲜桔汁，小盒包装的果酱和黄油，冰凉的牛奶，现煮的咖啡，怎么样样都差一百八十度。我观察一起就餐的老同志，他们不像我见过的国内干部喜欢大声评论说三道四，他们是每样都吃，把感觉藏在心里。
我们参加的飞机维修会议是国际航空界重要的聚会，当时处在欧洲鼎盛时期，到会的全部是各大航空公司关键人物，老板既参展也提交论文，展览十分铺张豪华。会议第一天属于初次见面热身阶段，我们也开始了走马观花，散发我的那张小纸片，到了晚间，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式出台。参观结束的时候，在展览大厅的出口处，我们被一群说着漂亮英语的德国人围住，大会女秘书拿出两张请贴，说请我和刘云参加会议晚宴。我开始感到惊讶，一想又理所当然，我和刘云的名字在论文上。我对沈所长和谢燕生说，你们俩个先回旅馆，晚上就不要出去吃饭，泡点方便面就行了。
我猜那些西装笔挺的德国人是职业公关，先问我们有没有车，我说没有，接着呼叫，随后招呼我们上了一辆豪华出租车，去了莱茵河上一家著名的船上餐厅。整个餐厅不大，能容纳二十多人，服务小姐全部是短发，客人是各航空公司的老板，我和刘云到的时候，老板们已经在里面喝酒聊天，主菜是德国人常吃的火腿自助餐。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腿，抓起一个餐盘，用公用刀割下一大块，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没有留意其他客人，只顾自己欣赏火腿了，我用餐刀先割成小块，然后用餐刀一挑，一块块用餐刀往嘴里送。我的独特吃法引起全船客人注意，像这种用餐刀代替叉子的吃法可能大老板们是头一次见到，但又不好取笑或明言提醒，只有一个小伙子，看来也属于公关类型，轻声对我说，餐刀千万不要往嘴里放。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连忙解释，中国刚打开大门，第一次吃西餐。接着，我们直入主题，老板们也围了过来。
那段时间，各大公司都急于首先敲开中国大门，先入为主占领航线和市场。我再三向各位老板解释，我们是受官方政府委托，代表民用和军用航空维修界，来德国宣读论文和技术考察，但没有定点项目，我们回去后会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专业研究报告。当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把南苑机场改造成国际飞机修理中心，把各国的大型飞机保养维修引向中国，引到南苑机场，同时解决空军大量机务人员退役出路问题。这时我溜了一眼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刘云，他一个劲地抽闷烟，一会儿走近我说：小潘，咱们得赶快回去，不能让所长和老谢在家里等急了。我心里一直也在打鼓，搞不好今晚要出大事了。
果然不出所料，沈所长和老谢一直在房间等着，连上衣也没有脱。看到这架势，我想完了，所长说现在召开临时紧急党小组会。所长首先发言，先是一通官话，总结前期工作，接着说，个别同志最近一两天表现不好，如果这样表现下去，以后再也不能担任像出国一类重要工作了。这时我才想起母亲的提醒：陪同领导出国，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仆人的位置上。所长有这样的看法关系到今后的前途，唯一能做的只有将功补过了。
有时旧浪未平，新浪又起。第二天我们刚到展览大厅，公关经理又跑来找我，说请来了德国电视台，青年广播电台的记者要对我单独进行录像录音采访，说我是整个会议最年青的代表，让德国青年听听我的声音，我立刻请示所长，所长说婉言谢绝。我还真是命好，总有好事让老同志高兴。
各航空公司代表开始正式向我们发出邀请。意大利航空公司和荷兰航空公司提出顺道访问意大利和荷兰，费用由对方全包，法国航空公司提出派专机周末到巴黎游览一圈，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提出安排一周在德国各地访问，总费用由汉莎支付，小公司穿插接待。我同所长再三权衡后觉得汉莎公司方案最好，不用请示国内就可实施。所长终于露出笑容，开始赞扬我的公关能力。
再有一天就该轮到刘云大会发言了，突然，一向耍大牌的刘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恐惧。他开始怀疑论文内容，翻译质量，他的英文表达能力，甚至觉得我请画师手画的幻灯片质量太差蹬不上台面。起因是刘云见到了两个大学同学，他们分别是香港和英国两大航空公司维修工程部的总经理，我想是落差的岁月让刘云产生了错觉。空军刚成立的时候，那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到工程部工作，五五受衔时给个少尉或者中尉，后来好的混上个助理，在工程部系统长期呆下去，接着是文革五七干校，我到一所的时候，刘云谢燕生不仅没有自己的住房，连个称呼也没有，让我一天到晚老刘老谢叫着，我还有人称我潘翻译潘经理呢。
老道的沈所长决定再次召开紧急党小组会议，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行政命令稳住刘云的情绪，他暗示谢燕生先讲几句，但这时的谢燕生也不知该说什么，我倒是暗暗打算利用刘云的胆怯再次风光一把。沈所长突然问我：小潘，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办。
我深思片刻，先断定沈所长没有把牌交给我打的意思，接着再回忆这两天同外方接触的感觉，觉得航空维修界的外国同行没有觉得我递出的小纸片太薄，也没有觉得用餐刀代替叉子吃火腿不和礼仪，反而觉得很亲切，给出高规格的接待标准，说明外方观察的是内涵，是气质，寻找的是期望。我对沈所长说，战时最忌临阵换将，我们在国内已经做了很长时间准备，现在在国外一切按国内准备的办。老刘不放心，我们明天可以早点到会场，我在后面打幻灯，老刘上台试讲。所长看了看一直低头抽烟的老刘，只说了声：按小潘的意见办。
还有一种可能，当年的刘云是先拿一下糖，来个先曲后伸，这些高级套路只有经过空军机关千锤百炼才能悟到。个子高高的刘云在试讲的时候已显出大牌风度，刘云也没有想到那些手绘的幻灯片用欧洲专业幻灯机一照极具特色。下午三点钟，大会主席向代表宣布：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中国飞机维修之光随后就要照在欧洲的讲台上。我在放映室里，先目送刘云上台，接着打出《飞机维修在中国》英文字幕。
刘云先照本宣科：中国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祖国，都在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都在努力建立一套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航空工程维修体系。接着，刘云离开稿纸，举起激光指挥棒，在幻灯片的引导下，介绍我国特有的三级飞机维修保养制度，维修机务人员三级培训制度和工程管理部门的三级维修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保证了中国的飞行安全，中国可以向世界自豪地说，中国保持着全世界最低的人为机械事故率。这时整个会议大厅除了刘云的语音外再能听到的是代表们翻纸的声音。
最后刘云眼里出现泪水，话音开始颤抖了：我在大学里学的是飞机机械维修，英文授课，毕业后近四十年没有机会讲英文。没想到有生之年又有机会讲起英文，能在这里见到大学同学，世界同行。英文讲不好，谢谢大家。这时我看到全场起立，用掌声回报，然后代表们一个一个走出自己的座位，在主席台出口处排成了长龙，依次同走下台的刘云握手签名交换名片。我用刚买的那架高级相机拍下了一个个历史镜头。
刘云的签名交换名片足足延续了四十分钟，这时我看到沈所长和谢燕生在自己的座位一直静静地坐着，望着远处忙碌的刘云。可惜啊，沈所长不会讲英文，要不然这历史的镜头留给他该多好。
01/08/2009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