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西方的传教士们离开尼泊尔，尼泊尔的教会将会继续兴旺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传教人员的需要已经结束。教会的任务是将基督的光和爱传播到尼泊尔最遥远的角落，这项任务是如此艰巨，此刻只靠本地的基督徒的力量去完成，仍感不足，因而在今后若干年内仍需对本地教会给予援助。外国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是这项任务中的密切伙伴。西方的传教人员不能只在尼泊尔教会的外面使劲援助，好像认为尼泊尔教会只能由本地人所有并运作。尼泊尔教会应该扩大它的范围。归根结蒂，我们谈到教会就应该是基督耶稣的教会。尼泊尔教会应该是基督耶稣教会的一个分支。在尼泊尔的基督徒，不管是本地人和外国人，应该是这个教会中的平等的成员。 外国传教人员应设法鼓励本地教会领导人自力更生。本地领导必须更加持久。因为外国传教人员可能必须离去。本地教徒更能了解自己的同胞，更容易经常地接触他们，更能有效地为他们作见证。然而，国外来的基督徒需要记住，本地教会也是他们的教会，对本地教会的利益和发展负有同等的责任。 进一步讲，尼泊尔教会应亲密地与西方教会团结一致，而西方基督徒应感到有共同责任去关心尼泊尔教会，犹如尼泊尔教会应感到有共同责任去关心西方教会。有朝一日西方教会将会得到尼泊尔教会的支援，犹如他们正在得到第三世界教会的支援。第三世界的教会和第三世界中的国外传教组织都显著地发展着；在几年之后他们的数量将超过西方。但在目前，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及国外传教组织仍主要需要西方的帮助。年轻的受迫害的尼泊尔教会更需要发达的富裕的西方教会的援助。 从全世界的规模来看，西方教会与发展中国家的教会在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是巨大的。例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职工作人员在西方教会工作，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需要(物质方面和属灵方面)却在西方教会之外的第三世界。而上述数字还未将西方教会中那些非专职工作人员计算在内。 基督耶稣的教会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不知有国界的限制。今天，基督的子民中尚有人处于饥馑和迫害中。还有一些人，例如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基督徒，仍被千千万万从来未闻福音的人们所包围，如果没有我们西方教会的帮助，这处于少数的基督徒很难去为那些群众传播福音。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群众生活在赤贫状况下，每日面临饥馑。然而我们西方人经常更加关心的却是：教会的“政治”(politics)、教会的房屋以及如何享受上帝迄今赐给我们的幸福生活。 全世界最需要的东西还是属灵的东西。属灵的需要远超过物质的需要，就如永生远超过属世的生命。这种精神上的需要越来越增长。这个世界的非基督徒人数相对来说，比使徒保罗在世的时候，或传教士威廉．加略(William Carey)在两百年前航海来印度的时候，多得多。教会在迅速地增长，但世界的人口增长得更快。今日，世界上约有二十亿人从未听到福音；更有甚者，今日的传教人员的绝大多数还未在他们中工作。如何使那些“还未听到福音”的人们听到福音，这是全世界教会的最迫切的使命。这些“还未听到福音”的人们分为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成千上万的“民族群”，只有几百个“民族群”曾经有效地接触到福音的熏陶。在其余的多数“民族群”中迄今尚无教会或见证人；到哪里去获得传播福音的工作者呢？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尼泊尔。在二百个“民族群”中，我们估计不到三十个曾听到了福音，姑且这样说。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教会的主要目的是传播福音，或者，广义来说是布道。其他的工作如崇拜、讲道、教育、音乐、团契都应该使我们为主作更好的见证。如果一个教会的活动不是这样就没有为这主要目的服务。教会主要不是培育基督徒的“温室”，它乃是培训和派遣传教工作人员的训练基地，无论这些传教人员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是在国内还是派到国外。让教会重新具备这种传道的雄心壮志，特别是要将这样的雄心壮志传递给年轻的信徒们。如同弗兰西斯．查维尔 (Francis Xavier)在十六世纪从印度写信回西班牙说：“告诉学生放弃他们的小志气，而应该到东方来传布基督的福音。” 这伟大的使命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不仅只对少数人说。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译者注：引自马太福音28：19)我们是新的门徒。在耶稣吩咐我们必须遵守的命令中，有一条就是“去传耶稣的道”。这是给每一基督徒的命令。当我们考虑去“何处”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去犹太、去撒玛利亚或者去地极？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去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假如你瞧见有十个人在使劲扛一根圆木，一头是九个人，一头只有一人，你会马上明白哪一头是你即须支援的，如果你愿意去支援的话。到国外去传教应该是只有一人扛着的那一头。 归根结蒂，要完成这伟大使命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的顺服(the obedience of Christians)。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译者注：约翰福音14：15)假如我们要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就能将福音在这一代中传遍全世界；假如我们不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就不能。道理就是这样简单明白。不错，一切要依靠圣灵做工，如果没有他，我们在传道中将一事无成。但是如果我们不心甘情愿遵从耶稣的命令，我们将徒然等待圣灵的到来。再者，祈祷是绝对重要的，他使灵命长久，它能获得上主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不遵从耶稣的命令，则祈祷也是徒然。祈祷者必须是实行者。耶稣教导如何祈祷的那批门徒(见马太福音第九章)，正是耶稣要派遣出去传道的那批使徒(见马太福音第十章)。上主只能通过遵从他的命令的人去做工。人们等待着去布道的号召。这号召早就给了；早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这号召不是声音，而是一行经句：去，……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译者注：见使徒行传1：8) 十九世纪去印度传道的最伟大的的传教士之一是亚历山大．达夫博士(Dr．Alexander Duff)，他是一位苏格兰人。在印度长期传教后，晚年回到苏格兰，在他临终之前，他被邀请去苏格兰的朴累斯比特里恩教堂(Presbyterian Churh)召开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在讲话的半中间，他忽然晕倒，被扶离讲台，到隔壁的一间房间。一位医生立刻来检查他，并劝他休息，说如果本日还继续讲话将冒生命危险。 不顾医生和大会议长的劝阻，这位白发苍苍的传教士竭力站起来，走向讲台。医生和议长在两边搀扶着他，这位亚历山大．达夫博士登上了讲台的台阶。当他站在讲台上时，全场起立致敬。于是他向大会说：“当维多利亚女王号召去印度的志愿人员，成百的年轻人踊跃随着国旗前进。但当我王耶稣号召时，却无一人响应。 ”他停止说话，全场静默。于是，他继续说：“这是事实。”他接着发问：“苏格兰的父母们，难道再没有儿子送到印度去吗？”他又停下。仍然一片静默。于是他接着说：“好吧，虽然我老了，我要再回印度去。我将卧倒在恒河岸旁鞠躬尽瘁。这样，我才能让印度人民知道：在苏格兰至少有一个人，他太爱他们而情愿为他们舍命。” 于是全场激动，人们开始起立，一个接着一个，有几十个人高声喊道：“我去。我去。我去。” 他们真的去了。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