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第五縱隊」式愛國是潛在危險
海外華人的「愛國」現象，是一種廣泛存在又撲朔迷離的社會現象，其中有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干擾成分。只要排除干擾，就可以解開其中謎團，比如：什麼才是愛國？海外華人要愛的是哪個國？怎樣的行為才對國家──不論是出生地國家還是現居住國家──有利？
海外華人的「愛國」經不起推敲甚至荒唐。很顯然，這裡所說的「愛國」，愛的不是他們正居住著的國家，比如，美國、英國、新西蘭或加拿大，而是他們的出生地中國。這就有點怪了。不論他們當時以怎樣的理由出國，背井離鄉，就憑這一點，也和愛國沾不上邊。既然愛，留下來就是，出走幹什麼？你說愛著一個姑娘，卻又拋棄她遠走高飛？
當了移民以後，選擇了新的家園，理所當然，就要和土地重新結緣，開始新的生活。如果不愛現在生存的土地，只愛過去遙遠的土地，等於自找煩惱。可以兩者同樣愛，但必須找到平衡，尤其是遇到價值衝突的時候。當另一個國家接受你定居，雙方必然有個契約，也就是和權利相對應的承諾。既然宣誓效忠這個國家，暗地裡卻效忠另一個國家，豈不是欺騙？
有兩種情況是例外。一種是被迫出離，比如受到政治迫害或人道迫害。這樣離開中國的人自「八九」以後有不少。他們自己並不想出國，但是被禁止回家。這種人說愛國，我相信。另一種人愛國也是真實的，他們選擇定居另一個國家，並非出於改換生活方式的要求，而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是為了實現某種征服雄心，存心要給移居國找麻煩。對於移居國的安全來說，這些人的愛國不免有些「第五縱隊」的意味，是潛在危險。
「愛國」今昔相比如黑夜和白晝
儘管海外「愛國」的邏輯漏洞百出，比起國內來，這種「愛國」熱情遠要高漲得多。也許是距離產生美感，或思鄉情緒強烈所致。去年四、五月間，出了拉薩事件，接著奧運聖火的傳遞受到阻擾。為了支持中國政府鎮壓西藏僧侶和舉辦奧運會，海外華人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愛國大動員。四月十三日，加拿大渥太華、蒙特利爾、多倫多等城市上萬名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在渥太華國會山舉行集會，一輛接一輛大客車運送來的與會者，用千百面五星紅旗，把廣場染成紅色。五月四日，紐約中國留學生發起的「支持北京奧運和平集會」，市中心的弗利廣場，聚集了近萬人。同樣的集會還發生在其它一些世界大城市。新華社記者在報道這些消息的時候，用止不住的興奮口氣說，「華人華僑最近三十年在海外的能力越來越強，在當地發揮著（擴大中國影響的）重要的作用。」從中看出組織者背後濃重的政治色彩。
見到這些壯觀場面，不免聯想到老一輩華僑的愛國。因母親出生於華僑世家，我對僑民的歷史有不少瞭解。在我認識的一些朋友的父輩中，很多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放棄國外成功的事業和學業，毅然回國奉獻，並實實在在地為中國從戰亂廢墟中恢復，立下功勞。但這一大批人後來的結局都不好，有的被批鬥，有的被流放，一些人死得很慘。據說是歷次政治運動對他們忠誠的懷疑。
上世紀六十年代，周恩來為海外華人華僑定了一個基調，說，「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要求華人融入移居所在地的社會，和當地人和睦相處。照此原則，華人促進了中國和移居國之間和平相處的友好關係，也不失為一種愛國舉動。
撫今追昔，今天華人的「愛國」現象與當年相比，簡直如黑夜和白晝一樣反差懸殊。現在是，越「愛國」的越要留在國外而不回去；越「愛國」的越要在外國發揮中國影響力，造成雙邊關係緊張，損害母國利益。真是奇觀。
被魯迅痛斥的偽愛國主義
主要原因顯然是政治正確。當「愛國」被賦予政治含義，成了政治正確的代用詞，就如同一張撐開的保護傘或一筆無本的政治資本。正如盧梭所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如果要勾心鬥角整人，「賣國」又是很好的罪名。很多人口稱「愛國」其實是基於恐懼。
「愛國」的現實利益也有極大吸引力。作為公開的秘密，海外華僑聚居區的僑領們，可以從中國領事館獲取免費機票，像貴賓一樣來去中國旅行。海外留學生如果和中國官方關係密切，經常「匯報工作」，除了活動經費和免費餐以外，將來畢業回國賺錢，也多一些門路。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無疑有增海外僑民的面子。有一個留美學生為了和美國人爭奪子女撫養權打官司，也亮出愛國招牌，要求本國政府影響施壓。這種現象多了，就怕魚目混珠，玷污了「愛國」二字。
經歷滄桑以後，我對「愛國」多了一些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是，愛國並不特別崇高偉大，只是一種和思念親人一樣的思鄉感情。出於感情，有人會做些正直的事情。但感情的多少，都無可厚非。思鄉少的人也會做正直的事情。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和中國的情感關係自然疏遠，難道這些孩子都會有問題嗎？
真正的愛國者，很少考慮自己的私利，比如像老一輩的歸國華僑。如果真想留在海外為中國做一點事，也無不可，但不一定非要標榜什麼難以自圓其說的「愛國」。魯迅先生最看不上的，就是「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的偽愛國主義。
《動向》二○○九年一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