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桂林的传播及其原因探析
梁继峰
[摘要]天主教在桂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可以分为明末、晚清、民国和解放后四个时期,天主教传入桂林地区的历史原因,在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而导致的文化侵略,在于传教士灵活的传教手段和多样的传教方式,还在于桂林地区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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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东面紧邻我国最先与西方展开接触的广东一带;南面还与天主教势力相对集中的越南接壤,自然深受周边环境的影响。随着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大规模来华,广西桂林地区也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足迹。
一、天主教在桂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近人将基督教入华的历史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唐朝的景教,第二期为元朝的“也里可温”,第三期为明清之际耶酥会士的来华,第四期为近代天主教的复归与新教的输入。而天主教在桂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可以分为明末、晚清、民国和解放后四个时期。
(一) 明末——天主教在桂林的传入
天主教进入桂林之最早记录可追溯到明万历年间。第一位来到桂林的传教士为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eRuggieri),1587年,罗明坚了解到西江流域、特别是广西的情况后,拟到桂林建立传教基地,便随同两名中国人和一名翻译前往府城。在他刚踏足广西时,由于桂林绅民未见如此西人,遂很快引起城内民众的好奇,并得到地方官吏的厚待,然而好景不长,他因参与地方官吏的内部斗争而遭猜忌,不久便被广西当局驱离桂林。罗明坚在桂林期间虽短,未能建堂传教,但他却是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桂林拟事传教活动的第一人。尽管昙花一现,但毕竟是天主教传教士入桂活动之始。
天主教第二次传入桂林是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1647年,朱翊钧之孙朱由榔建立南明政权,年号永历,驻守桂林,史称桂王。国内天主教传教士随流亡的南明皇室也来到桂林,企图偏安西南伺机复国。据称,当时“南明朝廷永历帝继位之初,为了抵挡清兵向桂进攻的锐利攻势,两次命耶酥会会士毕方济于澳门向葡萄牙军求援,于公元1647年借得葡兵300名携大炮数门在桂林附近大败清兵。”后奥地利籍耶酥会会士瞿纱微(P.Andreas Xavier Koffer)随葡军进入桂林,得到早已领洗入教的皇室总管太监庞天寿及大臣瞿式耜的支持和帮助,在南明永历政权上层人物中进行传教活动。相传“相继有皇室包括皇太后、太子等50余人,大臣40余人受洗入教,并在宫中建立了天主堂。”[1](P10)然而,南明政权极其不稳定,天主教仅在宫中及部分朝臣中开展活动,很快便随着南明朝廷的覆灭而中断。期间,尽管天主教传教士很少在桂林民间开展活动,但它在南明朝廷中的地位,给当时的广西桂林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并为随后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晚清——天主教在桂林的发展
与前两次短暂的、零散的传教活动不同,天主教在桂林的第三次传入则是奉罗马教皇的旨意,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直接组织下,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展活动。天主教在桂林的第三次传播,始于1900年前后。首先到达桂林传教的是苏安宁神甫,他首先在桂林所属的荔浦县和永福县传教。之前他在象州地区对壮族居民的传教工作获得非常可观的进展,不仅在龙女村建立了常驻座堂,同时还能将上帝的福音传到别的村庄。于是他将部分教徒向荔浦地区迁移,随后又逐步向永福瑶山——土养槽迁移,以缓解因新受洗教徒日增而形成的人多地寡的形势。日后,两地则发展成为桂北地区传教士传教的重要据点。而在此期间,时任广西教区副主教的赖保理也来到永福传播“福音”,并以永福教务为基础,在广西省会桂林城正阳路西巷顺利地把教堂建立起来,实现了过去梅、富、司三位主教所不能办到的愿望,亦开了天主教在桂林城“民间传教”[2](P3179)之先河。赖神父建立教堂后,据称“群众入教以求庇护者很多。至民国元年(1912)桂林本堂有教徒121人”[2](P3205)。
(三)民国——天主教在桂林的壮大
民国三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传教士纷纷回国,教务活动受到很大削弱。至民国13年,在桂林的法国传教士全部撤走,他们在当地所建之教堂及教务长达八年无人管理。而此时美国天主教玛力诺外方传教会则凭借其在经费和人力上的优势,于1919年进入广西,并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手中取得了桂东北、桂东南的传教权,。于是,桂林地区就成为美国天主教玛力诺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基地。民国期间,凭借美国玛力诺外方传教会雄厚的经济实力,罗民劳、刘志忠两神父以桂林为基地不断地向周围地区扩大发展。1935年建立全州县城乡天主堂,1936年又建立荔浦县城乡天主堂。到1938年8月,罗马教廷便正式批准成立桂林监牧区,并在桂林龙珠路设立监牧区办事处,罗民劳升任为监牧,桂林天主堂直接归其管辖。据称到1949年止“,桂林天主堂本堂有天主教徒约770人。”[2](P3205)这是晚清天主教在桂林获得发展基础上的进一步壮大。
(四)解放后——天主教在桂林的转折
1949年冬,桂林获得解放,随之桂林天主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新政府新政策的出台,1951年元月,桂林天主教成立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历史委员会;同年4月,又成立桂林市天主教教徒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至此,长期凌驾于桂林天主教会之上的外国传教士,已经无法继续控制教务,于同年先后申请离桂出境,于是革新委员会接管了教会的一切事务,并邀请荔浦天主堂华籍神父马凌云来桂主持教务工作。紧接着,在革新会的领导下,教会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革新活动,并举办养了一些“自养事业”,使桂林天主教真正成为了一些“自养事业”,成为了桂林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到1953年止,桂林天主教徒恢复到535人。[2](P3205)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桂林天主堂受到冲击,宗教活动被迫停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落实了宗教政策,清退了“文革”中被冻结停付的房租及解冻了教会在银行的存款,退还了被占用的教堂房屋,桂林天主教于1980年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从1984年到1988年,该教会聘请了南宁天主堂神父刘嘉瑞兼任桂林天主堂神父;从1988起,任命中南神哲学院培养并祝圣的青年神父蒙善和为桂林天主堂神父。随后桂林天主教广大教徒及神职人员,便遵循着国家的宗教政策和方针,沿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爱国道路胜利前进。
二、天主教传入桂林之原因分析
晚清以来天主教大规模传入桂林并获得发展,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外部因素
1.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结果
天主教传教势力正是凭借列强与晚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才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的“。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首次将基督教在华问题载入条约,1844年的《黄埔条约》默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到1845年道光皇帝在内外压力下驰禁天主教,直至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外国传教士终于获得了在中国全境传教的特权,而且深入内地的传教士还获得地方官府的保护厚待。”[13]天主教在桂林地区的传播就属于1860年后基督教大批向内地发展的这一阶段。
2.传教士个人因素
西方传教士进入桂林地区以后,采取了十分灵活的传教方法,吸引人们入教,使天主教在桂林地区逐步传播。首先是舆论宣传。“传教士大力宣传天主教教义以及入教有何好处等”[3](P640),宣传忍让、博爱,甘心受苦受难的“基督精神”,宣传只有上帝才能把众生救出苦海,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这对当时贫穷的劳苦大众来说,在现实生活中既然找不到精神的寄托,也只有寄希望于天国的耶酥基督了。其次,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天主教在桂林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文教机构,这些措施和物质手段对于吸收当地人民入教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例如,“1906年,由天主教广西教区法国圣母会‘小兄弟’若干人,在桂林天主堂内开办的桂林天主堂法文学校。”[8](P81)它是针对桂林地区人民渴望得到受教育机会,甚至认为读书是摆脱被奴役地位唯一出路的情况下而设立的,借以吸引群众信教。针对当时桂林地区人民生活十分贫苦,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天主教开办医疗事业作为开展传教活动的一种强有力辅助手段广泛加以运用。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中及胜利后,桂林天主堂施诊所由美籍修女黎安德(医师、曾获医学博士学位)及加拿大籍修女王月明(护士)主持。每日上午免费诊治病人50名,药品由美国玛力诺外方传教会提供。”[8](P81)不少病人因治病而受洗加入天主教。传教士开办医疗卫生机构,免费施医送药,或低收费,自然会引起各阶层人们的好感,这种办法不仅为其传教扫清了障碍,而且吸引许多人入教。(
（二）内部因素
天主教能在桂林民间获得传播,除了帝国主义、外国传教士灵活的传教方法等外部因素外,还和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从政治上来看,一方面,广西属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清政府及其后的军阀统治者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是极其残酷的,面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当地人民必然要产生摆脱痛苦境地的愿望,而外国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摄取的特权,使其权力凌驾于当地政府之上,使当地人民为了躲避官府的压榨,纷纷入教,以求得到教会的保护。另一方面,天主教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保护天主教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政府行为。这就大大地方便了天主教传教士在桂林地区的活动。因此,抗战中及抗战后,整个桂林地区天主教各项活动甚为活跃,教务亦随之迅速发展。从经济上看,广西部分人民的生活贫困。“在天主教传入之前,原始宗教在不少地区十分盛行,人们往往因为大规模的宗教支出而倾家荡产,再加上婚姻丧葬的巨大耗费,使得本来就很拮据的当地居民还得拿出一大批钱粮去安排婚葬和祭祀活动,但由于世俗力量的强大,人民对此也无可奈何。而基督教实行婚葬从简的原则适应了人们的这种心理。”[4](P34)教堂规定婚配不收或少收聘礼,这对贫苦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解脱。基督教反对祭祀鬼神的宣传和实践,使很多苦于祭祀花费的贫苦群众皈依了基督教,以至于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信耶酥,真上算,不喝酒,不抽烟,不烧香纸不赌钱,一年省下好多钱,省下钱,好吃穿,过日子,不费难,死后还有天堂攀。”[5](P178)在这样的形势和社会环境下,传教士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巧妙的手段,改变着当地群众的传统信仰,逐步把十字架立于桂林地区。
[参考文献]
[1]钟文典.广西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宗教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3]桂林市地方委员会.桂林市志·宗教志(下)[M].中华书局.
[4]黄家理.基督教传入壮族地区原因分析[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6).
[5]顾大权.教案与近代中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6]庞丹丹.近现代广西教会学校研究[D].广西:桂林,2001.
[7]曾志辉.天主教在桂传播特点分析[D].广西:桂林,2007.
[8]马达学主编.桂林市宗教志.桂林市宗教志编撰小组编印,1998.
[9]庾裕良等.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10]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1]黄一农.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J].华学,2003(6).
[12]王欣瑞.基督教与近代陕西社会[硕士论文][D].陕西:西北大学,2001.
原载：《传承》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