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枯荷雨声的尘埃花朵
首先我得感谢风中秋叶的介绍,让我有幸读到枯荷雨声的那篇“那朵尘埃里开出的花朵”。虽然也许我们也会“在千百年时间天涯的荒野中正好碰上”,但是在漫漫无边的博克海洋中我万一错过,还是会令我万分遗憾的,是风中秋让我一下子就跨到了枯荷雨声的门前。
我必须说这是我这大半年来读到的最棒的,或者说最合我意的评说张爱玲。坦率地说我是一个迟到的“张迷”,或者说远远谈不上”迷”,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是不喜欢张爱玲的。我在“重读张爱玲”一文中说过:“想当年,九十年代初,强劲的张爱玲热潮并没为我所动,她笔下的七巧,葛薇龙,白流苏,王娇蕊,小寒,没有一个女主角不让我讨厌,更不要说那些男角色了。这种直观上的好恶隔断了我靠近张爱玲的可能性。”可是,到了我还是得承认被张爱玲迷住了。
因为喜欢张爱玲而因此很留意人们对她的议论与评说。虽说我很明白,对文学作品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谁也不能制定出任何划一的标准,像对八个样板戏那样的愚昧之事也许再也不会发生了。在一片“说三道四”中,有些评论会引发你沉思,有些会让你会心一笑,有些会让你哭笑皆非,这都还好。有一次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听到一位据说是超级张迷的演讲,才是真的被气个半死,气死之余感慨如此的长舌妇言论也能登上央视高雅圣坛!其实每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地评论别人时,就都难免地把自己的方方面面的德行亮出来了。
我说枯荷的这篇文章棒,理由有几点。第一,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大胆的,理直气壮的为张爱玲在日军占领期的大红大紫辩护。虽然我知道大多数喜欢张爱玲的读者都非常同情张爱玲的“不合时宜”,但只有枯荷的大胆地说出:……那些曾经捧着这些书漫度了幽暗的沦陷区岁月的人,如何能翻脸无情置于一个给他们这般惨淡的日子带来抚慰与快乐的书与作者以这样的境遇?她又说,一个天才的终结,其盛世年华却只能在我们这个民族最不堪的年月里短暂的绽放,都说不清这是悲还是哀。我们究竟在扼杀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的中国,却给不了一个只是用文字谋生的女子一个容身之地,这算什么抗战的胜利?胜利后就是用一种方式去剥夺另一部分人文字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无论她们是否是真的奸佞之徒,只是因为她们没有在历史的洪流中为这个民族的大义承担一个自古以来文人貌似天然的责任。殉节守节,好似不如此,便算不得一个有骨气的人,而骨气的展现须得是以命抵命的。
枯荷说出了好长时间压在我心头的话。在几乎所有评论介绍张爱玲的文章中,提到张爱玲不合时宜的大红大紫似乎都是底气不足的。很显然这是一个敏感的很多人都小心翼翼的饶过的雷区,只有枯荷这样大胆。最近上演的“梅兰芳”还特别张扬了梅的“蓄须明志”的气节。当然人各有志,为自己的某种信念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放到什么时候都是令人尊敬钦佩的。但是,张爱玲,一个刚从大学辍学回家的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哪里会想到那么多。虽说当时也有一些真心爱护张爱玲的前辈也曾好心的全张爱玲等一等,以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知道什么是择时而出。可是,一个两手空空,没有钱,又不想嫁人的女孩,尤其手里已经攥着几沓手稿的年轻女孩,又有多少时间让她等呢?而且最关键的是像她这样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毫无政治头脑的女子又如何能做出判断呢?有不少评论者喜欢拿这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来做文章,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就算张爱玲可以等,等到抗日胜利以后再发表她的作品,但是那样就能逃脱她被封杀的命运吗?
正好是这个时候我读到了高行健那篇诺贝尔获奖感言。他有着与张爱玲极其相似的被封杀的经历,虽说他可能从某些方面比张爱玲幸运,但他们对真正的文学所应有的含义,从张爱玲留下的文字中可看到,是极其相似的。
高行健先生说: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
他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也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他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他还说,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
自古以来,把本来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无数的艺术家们祭奠给某种意识形态,就没有断过,张爱玲不是第一个,高行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第二,张爱玲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成了时下的一句名言。快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差不多,成了某些人武装自己的装饰品。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诠释着其中的含义,没有人去在意张爱玲说此话的真正意思,也没有人会想着把她的原话整个说出来听听,但枯荷做了。枯荷是懂得张爱玲的。
张爱玲的这句话是她的那篇《天才梦》里最后的一句。她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克服这种咬啮形的小烦恼,生命(就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那么什么是张爱玲的小烦恼?那自然是她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服,永远学不会打毛衣,不认路,不会看人脸色,不记得开了灯就要拉上窗帘……,总之在现实社会了,她自认几乎是个废物。更让她烦恼的是,她母亲企图改变她的计划也是一个失败的试验,终于让她认识到,“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
但张爱玲在她年仅二十岁时说出的这句话仅仅是这样的含义吗?当然不是。枯荷理解得特别准确,她说,“ 人生充斥的不是那些大悲大喜,大爱与大恨,这只是生命过程中偶然激起的浪花,而是那些小小的烦恼,流于肌肤表层的那些瘙痒,无法带来彻骨的疼痛,却时不时的叫你烦恼,这才是生命过程中无法迈越的河流,平缓而泛起微澜。那富丽堂皇,流光溢彩的社会气象下,谁解谁的悲凉?”
是的,在我们漫漫无边的常态生活中,又有多少人经历过大悲大喜大灾大难呢?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在无趣的琐碎的生活中一分一秒地打发时光,消费岁月吗。尤其是女人,哪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有谁敢说没经历过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呢?而也就是这些小烦恼一点一点的吞噬掉人们的幸福感,最终使我们貌似华美的生命长袍千疮百孔。张爱玲对此有非凡的洞察力,她用她的笔随意一勾一划,就活脱脱的把这小烦恼大悲哀勾勒了出来。她的七巧儿有什么大灾大难吗,没有,不就是被迫嫁给一个半残废,不就是因为得不到爱而心生怨毒吗;她的流苏,一个大家小姐,遇到什么迈不过去的坎了吗,没有,她不就是因为一次失败的婚姻,娘家兄弟又不怠见,使她迫不及待的想把自己嫁出去吗;而至于她的那位葛薇龙,不过就是抗不过诱惑,仰慕奢华的生活而不惜把自己拍卖出去……。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不幸福,但没有一个是因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或丧夫丧子,她们无一不是被生活中的小烦恼一点点毁掉的。
第三,张爱玲的评论者时时喜欢提她与平襟亚为稿费打得不可开交的事,也喜欢为她与她最亲近的姑妈,最亲密的朋友炎樱锱铢必较而津津乐道。当然这也怪不得别人,张爱玲也自诩是拜金主义者。她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她太知道一个女人要想自由,独立的生存,钱意味着什么。
在张爱玲的青年时代,为女子提供的职业少而又少。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女人,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都是以嫁到好人家为目标的。而张爱玲还在十四五岁时就已经想好中学毕业后要到英国上大学,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要穿别致的衣服,要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我每每读到这些都会忍不住不惊讶,她一个三十年代的小女子竟然就有了我们九零后女孩的梦想!整整超前六十年。而这些理想哪一样不需要靠钱来实现?
自认为是天才的张爱玲,当然事实上她也的确是,在中学毕业生的调查卷上写道:
最喜欢的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
最喜欢吃的是叉烧饭,
最怕的是死,
口头禅是“我忘了”,
最拿手的是绘画,
最恨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
于是这位不想嫁人的才女宁愿去当拜金主义者,宁愿与亲人朋友锱铢必较。但是无论如何,张爱玲也仅仅是爱财而不贪财的。
其实人们对张爱玲爱财的印象多来自她的自述。在她的那篇“童言无忌”一文中,她用了不短的篇幅谈到钱。她毫不隐讳地说,“我喜欢钱,因为我没有吃过钱的苦,小苦吃了一些……,只知道钱的好处,不知道钱的坏处。”
在张爱玲少年时期,家境还是很不错的,衣食无忧,有佣人专门伺候,出门上学看电影都有汽车接送,但是她说,她长到十六七岁也没有单独到商店买过东西;小的时候,为了要钱去付钢琴老师的薪水,她立在父亲的烟榻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她跟了母亲,母亲为钱逼迫得厉害,在她的窘迫中三天两天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的感觉磨难者,那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她对母亲的爱。她还说,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她拿零用钱,那是严格的试验。
自从她能够用稿费养活自己,她是那么的快乐。自称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沾沾自喜地讲述自己如何与姑妈锱铢必较,如何与她的好友炎樱吃饭喝咖啡都要AA制。可是我们在她的所有的文字中,却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说她即使是结了婚也没要过丈夫的养家费,当时的胡兰成收入应该还是不错的。而且在胡兰成落难逃亡在外,而且张爱玲已经决定与其分手时,还给胡兰成汇去三十万元,那都是张爱玲一笔一画写出的血汗钱!而所有这些我们都是从胡兰成的那本“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一章中才得知的。我们可以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古今中外有多少女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别人会怎样想,反正我觉得,了解了这些之后,还拿着张爱玲自己提供的子弹朝她开枪,就有点不厚道了。
枯荷是个厚道之人,她说,她对金钱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喜爱,却并不留恋于原来自己熟悉过的那种旧式生活。她锱铢必较,却从来不贪图别人的便宜,要的钱都是来路正大的自己挣的钱,用得也理直气壮。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许子东在上海电视台世说新语的节目里做了一个系列讲座《阅读张爱玲》,非常好。其中他提到张爱玲现象的三冷三热。他说对张爱玲是一,海外热,内地冷;(他指的是港台地区)二,民间热,知识界冷,少有一线的学者研究张爱玲;三,男冷女热,在读者群中,男性读者大大少于女性读者,张迷中也大多是女性。虽然许子东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你若是一个对文字文学有兴趣有研究的人,不管你是男是女,只要是读了《金锁记》,《封锁》,不管你个人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得不得不承认作品的精彩。正如枯荷所说,“倘若第一部是《倾城之恋》,或者也就仅仅止于欣赏,偏偏读的却是那被傅雷先生赞誉成“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从此沉溺于她的文字难以自拔。 文字的毒药莫过于此,她深入你的骨髓,让你欲罢不能,只能任由其摆弄乱了你的心性……,”
女人多为感性的,对张爱玲的喜爱也多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而真正能领悟张爱玲作品中的美和不同寻常却都是男人。比如傅雷就说,“您的小说是写在针尖、刀尖和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嘈切。您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向您致敬!”比如阿诚说,张爱玲是喜欢写人性恶的,但回过头一步一步是光明……(大意)。比如夏志清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在他著写的《中国小说史》(英文版,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中张爱玲的作品被列为专章进行评述,这一章长达四十二页,是全书论述单个作家最长的部分。关于鲁迅的那一章也不过是二十六页。
虽说张爱玲性格怪僻,自我封闭,但在美国,还是有许多素昧平生的朋友主动地帮助她,帮她找工作,为她找各种机会让她展现自己的才华,甚至为她找房子,帮助她搬家。尽管张爱玲丝毫不懂我们常人的人情世故,常常表现得不近人情,但她的朋友都能够不计较,对她在我们看来古怪的生活方式表示尊重与理解。而心甘情愿为她做这些事的都是男人。
许子东在讲课中提到,当年他在美国洛杉矶大学读硕士,他论文的题目就是张爱玲。他每天去学校都会把车停在离学校不太远的一个停车场,然后搭车去学校。后来他才知道,在他停车的后面的一座公寓里,就住着他那段时间整天思考着的张爱玲,孤独,无助,凄凉……。说到这,许子东声音哽咽,为张爱玲那样的晚年唏嘘不已。
第四,枯荷雨声说,张爱玲的小说是给一部分人读的,另一部分人根本不必去读,所以不喜欢她小说的人可以继续不喜欢,而喜欢她小说的人也大可光明正大的喜欢,而不必被那些小女人文学,那些幽闭文学这样字眼压得抬不起头来了。
这话说得极是。张爱玲的小说显然不是拿来赏心悦目的,宣泄某种情绪的,当然更不是让人激情澎湃拿来励志的,它们不过就是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的况味”,而发出的苍凉一叹。你如果正情窦初开,对爱情充满期待,请不要读,不然你会灰心;如果你向往的是飞扬的壮丽的人生,你也最好不要读,读了也是白读,因为一时你还没弄懂扎扎实实的生活才是飞扬的基础;如果你是个梦想家,整天活在理想主义的迷雾里,你也不必读,因为你会受不了张爱玲用笔剖解下的人的自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脆弱,人生本质上的悲凉。
所以许子东说,少年读冰心,青年读巴金,中年,三四十岁读老舍,鲁迅,五十岁读张爱玲。只有当你走了大半人生,一路走过了沟沟坎坎,品尝了生活的百味,知道了什么是无奈,才能读懂张爱玲,才能体味“世上没有一桩情感不是千疮百孔”,“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虱子”。当然有时候,这跟年龄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张爱玲二十几岁就已经能够写出像“金锁记”这样彻底,决绝,苍凉的作品,而有些人七老八十仍然天真,仍然生活在童话里。
从张爱玲小说散文的问世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当人们经历了战乱,饥饿,终于知道了人要先好好活着才能谈其他,才知道了全力以赴发展经济,改善人的生活才是硬道理。这大半个世纪,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其变化的文学作品,一路走来,铺天盖地。多少作品,哪怕曾经震动文坛,引发全社会关注的作品,在历史浪潮不断的冲刷下渐渐地谈出,而张爱玲的作品,那些描述普通人普通生活“通常人生的回声”和“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那些描写“没有结果,没有未来,只有那似痛非痛的当下”(枯荷语)的作品却至今被广泛阅读。因为她叙述的故事都是人类永恒的烦恼,不管这世界怎么变,不管我们是钻入地心还是上天揽月,不管这世界是经济大飞跃还是经济大衰退,女人的命运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并不因改换了年月就改换了本质,并没有走向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除了物质上的进步,再也没有其他。(枯荷语)
我和枯荷雨声一样,更喜欢张爱玲的散文,我想很多读者也会有同感。我觉得这是因为张爱玲的小说把我们(读者)推到了一种距离,如同运用了长焦距,让我们只能远远的体味那故事的韵味;而她的散文却把我们拉近,如同遇到一位久违的老朋友,听她有滋有味地把她有趣的念头娓娓道来,这真是极其美丽的精神享受。但是,如果没有张爱玲的“金锁记”没有她的“第一炉香”,没有她小说文字给予的那种极致的细腻与入木,我们还会如此喜欢她的散文吗?
再次感谢枯荷雨声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