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11 月 3 日，以前的一个同事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 Bernie 去世了。 Bernie 是我在美国读 Ph.D. 的导师，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我只想说，他是我所遇见过的最令人尊敬、最好的人。
Bernie 在这个领域的赫赫大名就不用我多说了。他的杰出成就，他的如雷贯耳的各种名头，我都是从别人那听来的，从网上看来的，而深深留在我记忆里的，却是跟他在一起的五年里，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
1.
Bernie 是犹太人，但却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尤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甚至某次开玩笑说，也许他的祖上有中国人的基因。在某次 party 上，他给我们讲起了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故事。他是七十年代中美正式建交之前第一批受邀访问中国的美国医学专家之一。他们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参观了大城市的大医院，也去了缺医少药的农村乡卫生所，然后回到北京，和中国专家们一起讨论怎样以有限的资源最大地改善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同行的美国专家各个领域的都有，临床医生们觉得中国需要更多的医生，更好的药品；放射科医生觉得中国的诊疗仪器太陈旧，可以从美国进口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而 Bernie 做为一名流行病学专家，觉得疾病的预防重于治疗，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预防上，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后来中国专家告诉他，他的想法和周恩来总理的看法不谋而合。 Bernie 对周总理赞不绝口。他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差的底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解决了这么多人口的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后来 Bernie 也接待了不少来自中国的访问团，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他听说中国人都爱吃鱼，于是吩咐助手带中国访问团去好的餐馆，专点鱼吃。这样吃了一个星期后，中国代表团第二天就要离开了，助手又准备带他们去吃鱼，中国人终于忍不住了，问：“你们美国人不是每天都吃牛排的吗，怎么尽吃鱼呢？”原来他们早就听闻美国的牛排赫赫有名，等了一个星期这才终于吃到。又有一次， Bernie 带中国客人去附近新开的一家中餐馆，心想这下可好了，老板是中国人，客人们可以自己点菜了。没想到老板不会说中文。原来他是古巴长大的中国人，不会说中文，却会说西班牙文。
2.
八十年代， Bernie 和别人一起提出了“分子流行病学”的概念，开创了一门新学科。那个时候的纽约时报上，整版整版地登着 Bernie 的巨幅照片和他的科研介绍。鼎盛时期，他的科研经费每年以百万计，整个一层楼都是他的实验室，有三个秘书为他工作。他还担任了哥大癌症中心的主任十几年，并曾任两届全美癌症研究会的主席。很多象这么牛的甚至还没有这么牛的人物，都有一些怪脾气，让人难以接近。而 Bernie 却格外的和善可亲，不管对谁，哪怕是只来他实验室轮转几个月的学生，他都非常的客气尊重，坐下来和你讨论这几个月的计划，给出最适合你的指导建议。
我刚读 Ph.D. 要定实验室那会儿，一个师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找实验室，最重要的就是老板要好，这关系到你今后好几年的生活是不是快乐。这话甚合我意，于是我就冲着老板要好而不是老板要牛这个目标去了。我觉得老板的性格、气场是会影响到整个实验室的。苛刻的老板，实验室里也通常气氛紧张，大家互相之间较劲的多，扶持的少；更有些变态的老板，把同一个课题交给两个人独立地做，先做出成果的发表文章，另一个就心血白废，以此来“激励”手下人卖命工作。这样的实验室里大家的关系可想而知，只有竞争、压抑，没有合作、快乐。
Bernie 的实验室与这截然不同。刚到这个实验室轮转我就喜欢上了这儿的气氛并且决定留下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友善，那么乐于助人。老技术员兢兢业业，和蔼可亲，不象有些实验室同样级别的技术员那样，以自己的资深刁难新来的人。博士博士后们就象朋友那样，我任何时候有任何问题，除了专业问题，很多刚来美国诸如安家落户买电器修电脑去哪里玩的问题，我都会毫不犹豫就去找他们，讨他们的主意，学他们的 tips 。秘书大妈是个典型的美国人，热情开朗、热心健谈，跟着老板见过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非常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把实验室操持得象个大家庭般的温暖。小老板是个临床医生，知道我的医学背景后主动邀请我跟他一起去病房去门诊看病人，让我受益非浅。 Bernie 的领导方法也非常对我的口味。他只把握大方向，并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一点提示一点推动，而其他时候给我充分的自由，让我尝试自己的想法，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实验的进度。
Bernie 性格温和，说话不高不低，不紧不慢，却自有一份力量在其中。每周实验室都有一次 Seminar ，大家轮流汇报自己最近的研究结果。当你的结果不是很满意时， Bernie 会给出他的批评和建议。我不知道 Bernie 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他批评你的时候，语调平和，听起来没有任何让人尴尬或是令人不舒服之处，却也能让你感受到你需要改进，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跟了他十几年的秘书说，从来没见过 Bernie 冲任何人吼过。这份领导的艺术， Bernie 就在他平实温和的谈话中，在他温馨友善的实验室里，轻轻松松做到了。
很多人，尤其很多中国人，都以为搞科研只要埋头苦干就行了。而 Bernie 却告诉我说： 1/3 的时间用来写 grant ，说服别人给你钱让你来做科研； 1/3 的时间用来写 paper 、做 presentation ，告诉别人你做得有多么好，你的研究结果有多么重要；而真正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只有 1/3 。他是在我的一次研究获奖、将要在全国会议上做 oral presentation 时讲这番话的。他告诉我应该怎样抑扬顿挫地象讲故事一样把自己研究的精彩传达给不同的听众。他的一点一滴的教导都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懂得做任何工作，哪怕是看上去最死板的科研，除了技术要牛以外， communication skills 也同等的重要。
3.
除了工作，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打球、看棒球比赛，我们还有很多的 party 。谁过生日啦，谁结婚啦，谁有孩子啦，谁毕业啦，谁要走啦，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还会凑份子给主角买一个或者多个正经或者搞笑的礼物，当然，每次 Bernie 都会凑一个最大的份子。有一回一个博士后，一米八的大高个，居然在他的告别 party 上哭了，其实他还在哥大，不过就是换到了街对面那栋楼的另一个实验室而已。为此我们嘲笑了他很长时间。他的哭，除了舍不得离开大家，还有另一层意思，觉得没做出什么成绩来就走了，对不起 Bernie ，其实后来他发了篇 PNAS 的文章。另一个日本博士后，在这里的时候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他用 Bernie 的名字做了那个小女孩的 middle name ，以此来纪念他在这里的岁月。又有一回，一个日本的医生来参观学习一个月，因来的时间太短，要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 party ，只是约了大家一起去他喜欢的那家烤肉店吃午饭，为他送行。 Bernie 知道了，也要和我们一起去，然后就是他买的单。以后我们想一起出去吃个饭啥的，都偷偷瞒着 Bernie ，要不然又是他买单，让我们很不好意思。
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去一家有名的中餐馆聚餐， Bernie 还会带上他的家人，会给我们每人准备一大盒巧克力，当然我们也会给他准备一份礼物。 Bernie 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夏天都会邀请我们去他在新泽西的与某著名影星做邻居的豪宅玩，去缅因州度假回来也总会给我们每人带一份当地的土产果酱。
Bernie 对手下人非常的爱护、支持。实验室的小技术员申请医学院， Bernie 写了推荐信还不够，小技术员没有得到他想去的医学院的面试通知，跑来问 Bernie ：您认识哪哪哪的人吗？可不可以帮我打个电话推荐？ Bernie 就真帮他打了。他后来医学院毕业选专业的时候，还专门跑回来，征询 Bernie 的意见。再后来隔壁实验室的技术员申请医学院，也来找 Bernie 写推荐信。而我来美国后的每一步，从学生到 H-1 签证，到办绿卡、找博士后工作，到住院医申请，无论我决定做什么，是不是 Bernie 所希望我做的，他都会不遗余力地给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人生中很重要的另一部分，结婚生孩子，也是在这里完成的，Bernie和大家一起给我祝福，分享我的快乐。
4.
Bernie 也是幽默的。在那许多次的 party 上，他给我们讲过很多有趣的小故事。他以前曾在英国做过博士后。英国人的工作习惯是这样的：早上九点来，工作一小会儿，十点是 tea time ，不是每个人自己泡杯茶休息一会儿，而是秘书给大家现场煮咖啡，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喝咖啡，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再回去工作一小会儿，就到 12 点午饭时间了；午饭后，再过一小会儿，就是下午的 tea time 了，秘书煮咖啡，大家聊天、喝咖啡，讨论讨论工作中的问题，有时还为究竟应不应该做某个实验争论不休，做会怎么样，不做又会怎么样，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再工作一小会儿，就该下班了。而 Bernie 一般是比大家早来一小会儿，晚走一小会儿。然后某一天，大家又就某个实验到底要不要做争论不休的时候， Bernie 说，别争了，我已经把实验结果做出来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这么看来，美国擅长出实干家，比如爱迪生，而英国擅长出理论家，比如 XXX （请读者自己填空）。
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到日本访问吃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这边的中餐馆吃饭，上 fortune cookie 就表示吃完了，该结帐了（不知道是哪位侨领发明的这个）。在日本什么是吃完了的表示呢？ Bernie 当年当然不知道了。那次访问，日本方面做出了很高规格的接待，并到东京最有名的一家餐馆用餐，主人相当热情，上了很多菜，席间还有艺妓弹琴歌唱。酒过三巡，主人问：要不要来点米饭？ Bernie 和夫人都是美国人，平常不怎么吃米饭的，一齐摇头：不要！接着上更多菜，艺妓接着弹琴、歌唱。又过了一会儿，主人问：要不要吃点米饭？ Bernie 和夫人还是不要。接着上更多菜，艺妓弹琴、歌唱。 Bernie 已经吃不下了，主人也似乎已有倦意，但菜好象还在源源不断地上。主人第三次问道：要不要吃点米饭？ Bernie 的夫人好象悟出了什么，说：那我就吃点米饭吧。主人如释重负，大家上米饭，艺妓退下，宴席结束。原来如此！从那以后，我们和日本的博士后一起干活，快干完的时候就问：该上米饭了吧！
Bernie 的实验室真的给我象家般温暖的感觉，我离开之后，每次有事去哥大，总要回原来的实验室看看，和大家聊聊天，心里觉得自己仍是其中的一分子，好象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5.
Bernie 从创立自己的实验室近五十年来，当年的许多学生现在也都成了大教授，有了各自的实验室，又带出更多的学生，所谓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Bernie 的徒子徒孙真的可以说是遍天下了。 Bernie 70 岁生日的时候，哥大为他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庆祝 party 兼学术研讨会，许许多多曾经的学生从世界各地都赶了过来，为 Bernie 祝寿。由一个学生提议，秘书帮忙收集资料，癌症中心还特地绘制了一张巨大的“家系图”，从主干 Bernie 开始，一层层学生排下来，学生的学生又一层层排下来，看上去真象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家系图成为会议现场的热点，每个人都在上面找着自己和自己认识的人的名字，并由此回忆起当年的许多故事。因为实在人数众多，家系图上只列出了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名字，硕士生和技术员都不幸榜上无名，其实他们中许多人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更多的人也来参加了 party ，对于没能在家系图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据说还有人对绘制者颇有些微词。我很荣幸自己能成为直接从主干上发出的最后一支小小芽。
Bernie 四十年前有个学生叫 Richard Axel ，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他妈妈托关系找到 Bernie ，让他课余来实验室打工。他当然是从最低等的刷瓶子干起，但据 Bernie 说，他干得很不好，经常不是打破了瓶子就是弄丢了实验用品。不过他对别人做的实验却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参与讨论。慢慢地， Bernie 就不让他刷瓶子了，改为辅助做实验。后来他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再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再再后来， 2004 年，他得了诺贝尔奖。
在哥大为 Axel 举行的盛大庆祝典礼上， Bernie 被邀请上台讲述了一下他当年的种种“劣迹”，获得全场捧腹。回到实验室后，大家意犹未尽，还在讨论着 Axel 其人其事。这时 Bernie 进来说：你们如果还有谁想得诺贝尔奖的话，得抓紧了，我恐怕等不了另一个四十年了！
6.
Bernie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以前是一名舞蹈演员，后来改学画画并小有成就，我们实验室的走廊里挂着的好几幅我看不懂的现代画都是她的作品。女儿在 NBC 做编辑。儿子画画的名气就更大了，作品曾在大都会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厅展出，并在纽约一家有名的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画展的广告是他儿子的一幅作品， Bernie 把它贴在办公室的门上，我一看就乐了，这不跟我们肝血管照影的图一样一样的吗？这下我知道他儿子的灵感来源于哪了，也似乎琢磨出了一点“现代艺术”的道道。那年圣诞，我选了一张荧光显微镜下拍的细胞， PS 了一下，放大了，又配了个镜框，送给 Bernie 。这张“现代画”果然深得 Bernie 夫人的喜欢，第二天， Bernie 喜滋滋地跑来问我，那些染得五颜六色怪好看的细胞成分都是什么，他好回去讲给老婆听。这个我早就告诉过他了，显然他没有认真听讲我的 Seminar 。
Bernie 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女，说起他们， Bernie 的眼睛里都是笑意。每有家庭聚会的时候，这两孩子凑一起玩，就可看出男孩女孩有多大的差别了，他说。女孩一见面就对男孩说，你当爸，我当妈，我们玩过家家吧，然后开始做饭做菜。男孩总是想玩打战的，说，你当坏人我当好人，然后就哒哒哒地开始打枪。大概为了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吧， Bernie 也经常把小孙子带到实验室来玩，我们就给他变魔术，拿 PH 试纸蘸点不同的溶液变颜色，或者让他从显微镜看我们养的癌症细胞，不过好象收效不大， so far 小家伙的理想还是做 NBA 球员或者遥滚歌星。
有一回我们这刮飓风，下百年一遇的大暴雨， Bernie 还是和往常一样早早来上班，可没过多久，他接了个电话，就拎起包回家了。原来电话是夫人打来的，家里进水了。我想象着 Bernie 坐镇家中，和妻子一起救水的温馨画面，觉得他一定是一个体贴的好丈夫。
7.
Bernie 的身体其实在我进实验室之前很久就已经不太好了。他做过心脏手术，又有慢性肾衰，长期靠透析治疗。我决定要留下来的时候， Bernie 还担心怕坚持不到我毕业，为我找了一位同一领域的共同导师，以在他提前退休的情况下我可以继续我的研究。
每年夏天， Bernie 都会去他在缅因州的度假屋边工作边度假两个月。我进实验室的那个夏天，他休假了四个月，因为他做了肾脏移植。当时，他人在缅因，却在某一天的傍晚突然接到医生的电话说在匹兹堡有了一个跟他相 配型 的肾脏，要求他在数小时之内赶到进行手术。当天已没有航班飞匹兹堡了，而开车从缅因到匹兹堡至少需要十几个小时，将会错过移植肾的存活时间。怎么办？他在 NBC 做编辑的女儿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最后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将 Bernie 从缅因及时送到了匹兹堡。
移植手术后， Bernie 的身体比以前好了起来，因长期贫血而苍白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红润的光泽，人看上去比以前精神了很多，他可以更加投入地工作了。每年的夏天，他仍是去缅因州度假，和妻子一起轮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过去。有一次，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回来，还没来得及回家放下行李，他就拎着包到了实验室来上班。他好象从来就没有过退休的打算。我经常想，要是我到了他这个年纪，象他这样的身体状态，一定早就回家休养兼抱孙子去了。
我们实验室曾有一名叫 Kawabata 的日本医生，身患脑瘤，做过三次手术，还在坚持工作。假期就带着他美丽的护士妻子周游世界。他觉得他过得很好，一点也不后悔他的生活。身患重症，做为医生对自己最后的结果了解得一清二楚，还能坚持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我觉得他很不容易。有一次是他做 Seminar ，他的实验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Bernie 以他通常的温和口吻，和他讨论着应该怎么做得更好。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突然被他们很感动，只有真正热爱医学事业、并从工作中得到无穷享受的人，才能做到象他们这样，为这个事业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久之后的一个周末， Kawa 在洗澡的时候昏倒在地，再也没有醒过来，两年之后，他的妻子放弃了维持生命的仪器，结束了他的植物人状态。
在过去的一年里， Bernie 的身体状态已经很不好了，因为长期服用大量的免疫抑制剂而经常感染，住院治疗。他常常是上午去医院打点滴，下午来上班。我最后一次见到 Bernie 是去年 6 月，我请他为我的住院医申请写推荐信。见他之前，秘书给我打了很多的预防针，说你不要惊讶， Bernie 看上去已经和一年以前大不一样了，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见到 Bernie ，他确实羸弱了很多，尤其两只手，一只因为长期输液而水肿，另一只则因为疾病而枯瘦，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的精神气仍然很好，思维敏捷，谈吐严密，不仅和我讨论选择什么专业对我最合适，还向我提及他最近看到的几篇与我的研究有关的文章，觉得我可能会感兴趣。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忙着考医生执照，我自己都不怎么看这方面的文章了，而 Bernie 还在替我关注着。
听实验室的人说， Bernie 直到去世前的那个星期五还在忙着写 grant 的事。星期六，他就昏倒了，被送进医院。他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已经很不好了，可他的思维还一样的清楚锐利，连护士都感叹说很少见到这样的病人。我想 Bernie 是一个意志力特别强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在用他超于常人的精神支持着他多病的身体，继续为他一生所钟爱的事业做着他最后的贡献。星期天， Bernie 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能写字，他在一张纸条上用颤抖的手写上了癌症中心主任的名字，想要见他。主任住得很远，飞车过来并吃了一张超速罚单来见 Bernie 。Bernie关照在他去世后，请主任替他照顾实验室的人。星期一，实验室的人们还一厢情愿地以为他还会象前几次那样，在医院住几天就没事了，没想到中午 12:30 ， Bernie 去世了。
有人说：当爱和技巧完美结合，就会产生一幅伟大的作品。而Bernie的一生，正是这样一幅伟大的作品。他虽然已经走了，可在我的感觉中，他好象一直就不曾离开过。他一直是我精神的导师，我知道在事业上，我不可能达到他那样的高度，在为人上，我也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但他是我一生所要努力的目标，将永远激励我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