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时厦门人出国是必经深圳才行。1988年，8月28日，我从厦门乘十八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深圳，然后过罗湖桥到香港YMCA和那群暑假托普先生带来的从巴尔的靡来厦门义务教英语的美国中学老师们集合，从香港一起飞到巴尔的靡。虽然我的先生不同意我留学，但熬不过我，在加上他的老朋友，我的大学老师，还有他的在报社当编辑的妹夫做工作，他也只好认命了。他是讲道理的人，他自己也是作家当编辑的，也知道改革开放是必走之路，他希望一两年我就会回来了。车站就在市中心，家里人，老师学生，还有亲戚都来送我。父母年纪已大，尤其是父亲，经过文革折磨他已走路艰难也跟来车站。还有我的女儿，她在读初三，在我走后将和继父生活，不知何时我会和他们再见。那天是高兴的时刻因我的梦想成真，但因骨肉分离泪水竟不由自主的往下掉，有强烈的与父亲生死别离的预感，害怕再也不能和他泡茶话仙，虽然父亲因我的出国留学十分高兴。
车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我拖着掉了轮子的行李包，跟着在罗湖桥上奔跑的人群走出国门，那情景就像在逃难似的。
这使我回忆起我的父母年青的时候，他们的一次逃出家乡厦门。那是1938 年， 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狗强盗每到一地，就烧杀枪虐。爸爸妈妈锁上家门，加入向内地逃难的人群。妈妈经常向我们讲述这凄惨难忘的逃难。爸妈已生有大姐，大哥和二哥。爸爸背 着大哥，妈妈胸前裹着还在吃奶的二哥逃往内地惠安外婆的大姊家。一路上连喝的水都难找着。只有走到了难民供饭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才能吃上一碗稀饭。难民大都在晚上走，白天躲日本的狂轰乱炸的飞机。国民党军在公路上还挖了坑坑洼洼，据说是为了阻挡鬼子。实带给难民更大困难。时不时难民们掉入坑中。妈妈说她们走了多天才到达惠安。
大姐和外婆则直接从厦门郊区林后社出发。我从没见过爷爷奶奶。父亲说他们身体不好，早亡。我 就记得外婆---阿嬷。 阿公阿嬷早年在南洋泰国经商。妈妈是他们的独女。正像所有的海外华侨，叶落归根是他们的愿望。当他们年老了，就带着妈妈回到家乡林后，把生意留给收养的在泰国的儿子经营。他们在家乡林后社建房买地。林后村就在彭湖村的对面。过了江头，走不远就是薛岭，朝着五通方向走，先到庵兜，林后就在它后头。阿嬷动作捎慢，她们差点撞上日本鬼子。阿嬷说她们躲在田里，看到鬼子开枪射杀没逃出的农民，还看到澎湖村被鬼子点上火。她说鬼子在五通杀了我们许多同胞。听了亲人的讲诉，我对日本人只有恨。当我们在小学上课时，学了许多坑日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长城谣”还记得在中山公园的全市大合唱。多少次的排练，还有深情的朗诵。国耻血仇记忆尤新。
来到了巴尔的摩的圣母学院，才发现和我一样肤色的竟大都是日本姑娘。这是一所天主教私立女子大学。学费昂贵。我因负有协助历史老师教中国历史的任务，所以免去了学费。这学院没有中国学生。我因心存疙瘩，不喜和日本姑娘交友。所以开始时十分孤独。在毕业大庆时，同是英语专科的日本姑娘玛由米竟抱着我又哭又笑，说：我们终于得到了这一天 ！ 英语专业太难了！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她们毕竟都是小姑娘，是不必对她们仇恨满怀的呀。
人的命运是无法由己控制的，但又和个人的性格有关。我注定要出生在中国厦门，注定要成为排行老六的一个有十个孩子的大家庭。注定爹娘给了我一付男孩的勇敢顽强的性格和女孩的容貌。注定要生长在那伟大的社会主义天堂，要经历那红色恐怖的时代。又因我的性格，注定要浪迹天涯，成为美国，这个世界大家庭的一个公民。
阴阳差错，我成了自费留学生，来到了美国。要是作为访问学者来美，我在美的日子会好过多了，至少生活有着落，可在校免费吃住。一年后，我可能就会回到原来的那温暖的小窝： 那座落在中山公园对面的文联大厦的五楼504。还记得每天我清晨早起，步行在深田路，走到了底就是我工作了八年的单位一中。作为班主任和英语老师，早读是必到的。那也是父亲解放后的第一个工作的单位。父亲是教语文的，写了一手好书法，因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年青时能在鸡蛋壳上用毛笔工整地用蝇头小字，写下整首长诗。后来学校分校，父亲留在老校区，就是现在的五中，也就是我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地方。
旧五中是个美丽的校园，小巧灵陇， “美丽的海风徐徐吹来，美丽的校园里百花盛开，老榕树在风中宣浪，母校的生活丰富多彩，” 五中的校友还记得这校歌吧？还有慈祥的老校长苏校长，瘦骨零丁的，老戴着眼镜。还有威严的周孝达教导，他在台上一出声，全校鸦雀无声。我从小在那长大，托儿所在校边上，实验小学也在校边上。实验小学后门和五中后门紧相联。 我在实小6年，还记的柯校长和高教导，有名的孙老师，丁老师。那童年生活物质上虽苦，但回忆全都很美好。小时候，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小鸟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在实小上完了课，放学后在五中吃午饭。那靠着后门边上的黄色的办公楼下就是食堂。从大蒸笼里找到饭钵，买了五分钱的大锅菜，上了三楼的语文组，和爸爸分了吃，那时难得吃上几片肉片。爸爸是全校子女最多的，十个子女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也实在太多了。母亲说刚解放时，也就是生下第七个孩子我妹妹时，她是全厦门市第一个自动上第一医院要求结扎的。还卖了最后的金戒指，才交上手术和住院费的。母亲被开腹后，那后来成为院长的医生，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输卵管。后来终于找着了，也给输卵管打了结了，再缝上了，母亲半条命也没了。由于流血过多，人就像死了一样，蜡黄蜡黄的。幸亏母亲在南洋出生长大，底子不错，所以挺过来了。不知是找错输卵管呢，还是没结扎好，反正母亲是第二年又怀孕了，接着生了老八，老九和老十。命中注定他们要赶到这伟大的时代，谁也阻档不了啊！
爸爸是所有老师中经济最困难的。妈妈说，他是跌下“儿女坑”了。他总是省吃俭用，经常穿着一套旧妈妈亲自做的中山装，拖着布鞋， 不修边副，瘦瘦高高的，比妈妈高过一个头。他走起路来很快。上小学时，我打着赤脚， 每天都得小跑才能跟得上他。从思明电影院到第七市场，直穿霞溪路那最长的一段路。那儿夏天没“路脚屈” (厦门特有的遮阳的人行道)，实在热呀，过了霞溪路，上了工人文化宫，离实小和五中就不远了。
来到圣母学院，我要协助教中国近代史。说到历史，我实在太惭愧了，因历史是我最不喜欢的科目，要是能像我班的邵飞同学就好了，他是历史大事会倒着背的。但这位学习最好的同学，我们班的学习股，在初中考高中时，被学校宣布不能继续升学，因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还传说他可能活不久呢。我们几个同学还伤心得哭了。到了2005年，我回国，我们旧同学聚会时，我才发现，他不但活得很好，而且失学后是靠拉板车为生的。他早就没了父亲。他学习很好，加上家庭太困难，本来是有助学金的。失了学就只好去拉板车了，不然没饭吃。传说他的父亲是在叛国出逃时被打死的，所以他的出身肯定是坏的。他们家穷得连去复诊的钱也没有。心脏病到底多重无从知道。后来政府给他父亲平了反，才知道，他不但出身不是狗崽子，还是革命后代呢，他 的父亲原来是在抗美援朝时去世的，尸体还埋在朝鲜呢。那时父亲的历史就决定儿女的前途。他说学校卫生室到底是错诊，还是因他出身太差所做此报复，至今无从知道。他后 来进了街道办的工厂，因勤奋苦干和聪明能干，还当了几家工厂的厂长。也幸好如此命运，我们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他逃过这一劫。我们在乡下接受再教育时，人家早成了工人阶级。后来还入了党，成了市工会领导。我们在过了45年后才和他重聚。在那岐型岁月，这一类怪事还不少呢。
说到历史，我就想到我的父亲，他是一本活字典啊。小时候，总爱听他讲历史，听他讲各个朝代贪官和荒淫无耻的皇帝如何祸国殃民，还有每朝忠臣必被害的故事。可正是中国历史这门学问，他在文革也吃了不少亏。大字报说他借故讽今，戴高帽批斗，还为此挨了红卫兵不少的拳打脚踢。现在因为我最不喜欢的中国历史，倒给我一年省了几万美金学费。幸亏那时的中国历史教学，在美国这个天主教的女子大学，实在不太复杂。教历史的老师Alison教授，后来成了我的终身朋友，她是哈佛大学博士。刚到美国做学生时，她是我的指导师。她对我的配合十分满意，对我十分客气。倒是我向她学了不少中国历史，从孔子，庄子，老子，到清朝的衰退，全部在她那儿得到重新认识。
刚刚到美时，英语听力实在太差，记得我是带着录音机上课的。因为在中国学的大多是死英语，很没实用过。那是英国短故事课 (English Short Fiction) ，上课的老师是男的，不像其他课，大都是头上围着黑巾的修女老师。这位男老师声音太低，又讲得快，我常听不明白。经他同意，我把录音机放到讲台上。当他开始讲课时，我及忙按上了健。没想到它居然放出了最高最大声的京剧 “八年那，别提它…… ” 大家都愣住了，我突然明白，是按了 “play” 了，而我用的是中国带来的旧录音带。幸亏老师挺幽默的，他说这声音驱散了大家的睡眠感。挺有劲的。
上五中时，我是好运才被分到学英语的第四班。我们年段六个班级，三个班级学俄语，三个班级学英语，因为那时苏联还是老大哥的时代。现在在厦大当副校长的老同学，就被分到第三班，他是学俄语的。初中时我们都入了团，同支部，他是组织委员，我还是团支书呢！ 初中毕业后，我硬被留在五中了。许多学习好的同学都到重点中学一中和双十去了。我是注定要留在五中，注定要 成为狗崽子的，因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成了斗争的对象。
刚来时，是住在这位美国朋友 托普先生的家。他们是一座小小的连房(townhouse), 楼上有三个房间。安娜住最小间的，本来迈克和艾米丽住一间，睡上下床。我来了，艾米丽就住上床，迈克搬到地下室去睡，把下床让给了我。我还继续教他们三个小孩学汉语，他们提供免费住吃。来了才知道从他们家到学院的所谓十几分钟的路，其实是开车才是，步行得走一个多小时。每天，他们送孩子去上学，把我带去。去接孩子时再把我带回。有时要等到很晚才到家。来了以后，在交了医疗保险后，我基本上是分文不剩了。美国的书又很贵，没想办法找工作是不行的。我问他们如何才能找到工作，才得知，留学生还不能到校外打工，没有工作许可，打工是非法的。
这是一家十分开通民主的家。在他家墙上贴着每周值日表，每天谁做什么家务，分公有条。有一次，我在帮把碗碟放进洗碗机，小迈克就对我说：“今天是轮到妈妈洗碗的，不是你。” 我说我帮她忙，行吗？“不行”他说，“你没法帮每个人的忙的。”后来，我才明白，我破坏了人家的规章制度了。其实，上大学，是不必天天到校的，在加上假日，打工的时间是有的。我完全可找到零星家务工象看小孩(babysitting)之类，这不必有工作许可。另外我发现我住在那儿给托普夫人很多麻烦，而我自己也没有自己的空间，我必须搬出这家，到学院附近住，才能有更多自己掌握的时间。在这家住了几个月后，在主人同意下，我搬了出来。不过他们永远是我的朋友。他们现在都不住巴尔的摩了。
在学院朋友的帮助下，我在学院附近找到一家可“插”进的人家，就在学院旁边。我每天帮忙做两小时家务活就可得一间免费的房间。这样我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