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我拖着掉了轮子的行李包，跟着在罗湖桥上奔跑的人群走出国门，那情景就像在逃难似的。
这使我回忆起我的父母年青的时候，他们的一次逃出家乡厦门。那是1938 年， 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狗强盗每到一地，就烧杀枪虐。爸爸妈妈锁上家门，加入向内地逃难的人群。妈妈经常向我们讲述这凄惨难忘的逃难。爸妈已生有大姐，大哥和二哥。爸爸背 着大哥，妈妈胸前裹着还在吃奶的二哥逃往内地惠安外婆的大姊家。一路上连喝的水都难找着。只有走到了难民供饭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才能吃上一碗稀饭。难民大都在晚上走，白天躲日本的狂轰乱炸的飞机。国民党军在公路上还挖了坑坑洼洼，据说是为了阻挡鬼子。实带给难民更大困难。时不时难民们掉入坑中。妈妈说她们走了多天才到达惠安。
大姐和外婆则直接从厦门郊区林后社出发。我从没见过爷爷奶奶。父亲说他们身体不好，早亡。我 就记得外婆---阿嬷。 阿公阿嬷早年在南洋泰国经商。妈妈是他们的独女。正像所有的海外华侨，叶落归根是他们的愿望。当他们年老了，就带着妈妈回到家乡林后，把生意留给收养的在泰国的儿子经营。他们在家乡林后社建房买地。林后村就在彭湖村的对面。过了江头，走不远就是薛岭，朝着五通方向走，先到庵兜，林后就在它后头。阿嬷动作捎慢，她们差点撞上日本鬼子。阿嬷说她们躲在田里，看到鬼子开枪射杀没逃出的农民，还看到澎湖村被鬼子点上火。她说鬼子在五通杀了我们许多同胞。听了亲人的讲诉，我对日本人只有恨。当我们在小学上课时，学了许多坑日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长城谣”还记得在中山公园的全市大合唱。多少次的排练，还有深情的朗诵。国耻血仇记忆尤新。
来到了巴尔的摩的圣母学院，才发现和我一样肤色的竟大都是日本姑娘。这是一所天主教私立女子大学。学费昂贵。我因负有协助历史老师教中国历史的任务，所以免去了学费。这学院没有中国学生。我因心存疙瘩，不喜和日本姑娘交友。所以开始时十分孤独。在毕业大庆时，同是英语专科的日本姑娘玛由米竟抱着我又哭又笑，说：我们终于得到了这一天 ！ 英语专业太难了！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她们毕竟都是小姑娘，是不必对她们仇恨满怀的呀。
人的命运是无法由己控制的，但又和个人的性格有关。我注定要出生在中国厦门，注定要成为排行老六的一个有十个孩子的大家庭。注定爹娘给了我一付男孩的勇敢顽强的性格和女孩的容貌。注定要生长在那伟大的社会主义天堂，要经历那红色恐怖的时代。又因我的性格，注定要浪迹天涯，成为美国，这个世界大家庭的一个公民。
阴阳差错，我成了自费留学生，来到了美国。要是作为访问学者来美，我在美的日子会好过多了，至少生活有着落，可在校免费吃住。一年后，我可能就会回到原来的那温暖的小窝： 那座落在中山公园对面的文联大厦的五楼504。还记得每天我清晨早起，步行在深田路，走到了底就是我工作了八年的单位一中。作为班主任和英语老师，早读是必到的。那也是父亲解放后的第一个工作的单位。父亲是教语文的，写了一手好书法，因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年青时能在鸡蛋壳上用毛笔工整地用蝇头小字，写下整首长诗。后来学校分校，父亲留在老校区，就是现在的五中，也就是我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地方。
旧五中是个美丽的校园，小巧灵陇， “美丽的海风徐徐吹来，美丽的校园里百花盛开，老榕树在风中宣浪，母校的生活丰富多彩，” 五中的校友还记得这校歌吧？还有慈祥的老校长苏校长，瘦骨零丁的，老戴着眼镜。还有威严的周孝达教导，他在台上一出声，全校鸦雀无声。我从小在那长大，托儿所在校边上，实验小学也在校边上。实验小学后门和五中后门紧相联。 我在实小6年，还记的柯校长和高教导，有名的孙老师，丁老师。那童年生活物质上虽苦，但回忆全都很美好。小时候，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小鸟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在实小上完了课，放学后在五中吃午饭。那靠着后门边上的黄色的办公楼下就是食堂。从大蒸笼里找到饭钵，买了五分钱的大锅菜，上了三楼的语文组，和爸爸分了吃，那时难得吃上几片肉片。爸爸是全校子女最多的，十个子女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也实在太多了。母亲说刚解放时，也就是生下第七个孩子我妹妹时，她是全厦门市第一个自动上第一医院要求结扎的。还卖了最后的金戒指，才交上手术和住院费的。母亲被开腹后，那后来成为院长的医生，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输卵管。后来终于找着了，也给输卵管打了结了，再缝上了，母亲半条命也没了。由于流血过多，人就像死了一样，蜡黄蜡黄的。幸亏母亲在南洋出生长大，底子不错，所以挺过来了。不知是找错输卵管呢，还是没结扎好，反正母亲是第二年又怀孕了，接着生了老八，老九和老十。命中注定他们要赶到这伟大的时代，谁也阻档不了啊！
爸爸是所有老师中经济最困难的。妈妈说，他是跌下“儿女坑”了。他总是省吃俭用，经常穿着一套旧妈妈亲自做的中山装，拖着布鞋， 不修边副，瘦瘦高高的，比妈妈高过一个头。他走起路来很快。上小学时，我打着赤脚， 每天都得小跑才能跟得上他。从思明电影院到第七市场，直穿霞溪路那最长的一段路。那儿夏天没“路脚屈” (厦门特有的遮阳的人行道)，实在热呀，过了霞溪路，上了工人文化宫，离实小和五中就不远了。
来到圣母学院，我要协助教中国近代史。说到历史，我实在太惭愧了，因历史是我最不喜欢的科目，要是能像我班的邵飞同学就好了，他是历史大事会倒着背的。但这位学习最好的同学，我们班的学习股，在初中考高中时，被学校宣布不能继续升学，因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还传说他可能活不久呢。我们几个同学还伤心得哭了。到了2005年，我回国，我们旧同学聚会时，我才发现，他不但活得很好，而且失学后是靠拉板车为生的。他早就没了父亲。他学习很好，加上家庭太困难，本来是有助学金的。失了学就只好去拉板车了，不然没饭吃。传说他的父亲是在叛国出逃时被打死的，所以他的出身肯定是坏的。他们家穷得连去复诊的钱也没有。心脏病到底多重无从知道。后来政府给他父亲平了反，才知道，他不但出身不是狗崽子，还是革命后代呢，他 的父亲原来是在抗美援朝时去世的，尸体还埋在朝鲜呢。那时父亲的历史就决定儿女的前途。他说学校卫生室到底是错诊，还是因他出身太差所做此报复，至今无从知道。他后 来进了街道办的工厂，因勤奋苦干和聪明能干，还当了几家工厂的厂长。也幸好如此命运，我们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他逃过这一劫。我们在乡下接受再教育时，人家早成了工人阶级。后来还入了党，成了市工会领导。我们在过了45年后才和他重聚。在那岐型岁月，这一类怪事还不少呢。
说到历史，我就想到我的父亲，他是一本活字典啊。小时候，总爱听他讲历史，听他讲各个朝代贪官和荒淫无耻的皇帝如何祸国殃民，还有每朝忠臣必被害的故事。可正是中国历史这门学问，他在文革也吃了不少亏。大字报说他借故讽今，戴高帽批斗，还为此挨了红卫兵不少的拳打脚踢。现在因为我最不喜欢的中国历史，倒给我一年省了几万美金学费。幸亏那时的中国历史教学，在美国这个天主教的女子大学，实在不太复杂。教历史的老师Alison教授，后来成了我的终身朋友，她是哈佛大学博士。刚到美国做学生时，她是我的指导师。她对我的配合十分满意，对我十分客气。倒是我向她学了不少中国历史，从孔子，庄子，老子，到清朝的衰退，全部在她那儿得到重新认识。
刚刚到美时，英语听力实在太差，记得我是带着录音机上课的。因为在中国学的大多是死英语，很没实用过。那是英国短故事课 (English Short Fiction) ，上课的老师是男的，不像其他课，大都是头上围着黑巾的修女老师。这位男老师声音太低，又讲得快，我常听不明白。经他同意，我把录音机放到讲台上。当他开始讲课时，我及忙按上了健。没想到它居然放出了最高最大声的京剧 “八年那，别提它…… ” 大家都愣住了，我突然明白，是按了 “play” 了，而我用的是中国带来的旧录音带。幸亏老师挺幽默的，他说这声音驱散了大家的睡眠感。挺有劲的。
上五中时，我是好运才被分到学英语的第四班。我们年段六个班级，三个班级学俄语，三个班级学英语，因为那时苏联还是老大哥的时代。现在在厦大当副校长的老同学，就被分到第三班，他是学俄语的。初中时我们都入了团，同支部，他是组织委员，我还是团支书呢！ 初中毕业后，我硬被留在五中了。许多学习好的同学都到重点中学一中和双十去了。我是注定要留在五中，注定要 成为狗崽子的，因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成了斗争的对象。
刚来时，是住在这位美国朋友 托普先生的家。他们是一座小小的连房(townhouse), 楼上有三个房间。安娜住最小间的，本来迈克和艾米丽住一间，睡上下床。我来了，艾米丽就住上床，迈克搬到地下室去睡，把下床让给了我。我还继续教他们三个小孩学汉语，他们提供免费住吃。来了才知道从他们家到学院的所谓十几分钟的路，其实是开车才是，步行得走一个多小时。每天，他们送孩子去上学，把我带去。去接孩子时再把我带回。有时要等到很晚才到家。来了以后，在交了医疗保险后，我基本上是分文不剩了。美国的书又很贵，没想办法找工作是不行的。我问他们如何才能找到工作，才得知，留学生还不能到校外打工，没有工作许可，打工是非法的。
这是一家十分开通民主的家。在他家墙上贴着每周值日表，每天谁做什么家务，分公有条。有一次，我在帮把碗碟放进洗碗机，小迈克就对我说：“今天是轮到妈妈洗碗的，不是你。” 我说我帮她忙，行吗？“不行”他说，“你没法帮每个人的忙的。”后来，我才明白，我破坏了人家的规章制度了。其实，上大学，是不必天天到校的，在加上假日，打工的时间是有的。我完全可找到零星家务工象看小孩(babysitting)之类，这不必有工作许可。另外我发现我住在那儿给托普夫人很多麻烦，而我自己也没有自己的空间，我必须搬出这家，到学院附近住，才能有更多自己掌握的时间。在这家住了几个月后，在主人同意下，我搬了出来。不过他们永远是我的朋友。他们现在都不住巴尔的摩了。
在学院朋友的帮助下，我在学院附近找到一家可“插”进的人家，就在学院旁边。我每天帮忙做两小时家务活就可得一间免费的房间。这样我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