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肯定是出生在1948年，出生在中国厦门鼓浪屿。我唯一的一张旧照片是全家人在鼓浪屿美华照的，我是最小的，父亲手里抱着的那小牙头就是我，我的前面站着四个光头的哥哥，母亲和大姐就站在爸爸的旁边，这张照片的时间应该是1949年。因厦门解放的大炮爆炸声响在鼓浪屿美华海滩和我家住的石头房前，我妈妈已怀有我的妹妹，她是在1949年年底出生的，她是老七了。爸爸当时是在美华中学教国语。美华中学是所教会学校，是美国安息日会办的，安牧师在美华还办了牛奶场，穷人的孩子可在那半工半读。解放军解放厦门时，爸爸没有和安息日会撤到国外，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有几次去南洋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远渡重洋去美国，那更不用考虑了。他领了遣散费带了一群“小鸡小狗”(妈妈给她的一群孩子的美称。)全家就搬到厦门岛来住了。2000年我从美国回乡探亲，大姐带我参观了鼓浪屿旧时的美华中学，还有我小时住的石头排房，今还在。现美华归还教会，海外华人捐款把那座美华中学石头大楼换修一新，办成了现在的美华老人疗养所(7thDay Adventist Sanatorium)。
1948年出生是没错，但哪一天才是我的生日？我无法知道。母亲说我的生日是在旧历三月份的一天，但哪一天呢？因孩子太多了，她记不住了，我的下乡农村的户口上是写着六月十五，妈说那是肯定错的。后来听我的也下乡到同安的四嫂说，公社为了交公粮的原故，把我们的生日都改了，仔细一瞧，果然知青们的生日大都是初一或十五。农民是记旧历的，那户口上的记录是给政府用的。我只能怪自己没早问母亲，在她还能记住时问问她，那时能记下来就好了。在中国我没有做过生日，妈常说大人生日该吃肉，小孩生日该挨打，因生日之日是母亲受难日，没什么可纪念的。长大了，有时看到家里偶尔给谁做生日，也不过是一碗面线和两粒用红纸把壳涂红的鸡蛋。通常是给那年没好运的人吃的，妈说脱脱壳才会有出运的日子来临。从妈那儿没办法问正确生日时辰，所以我就只当六月十五为生日了。我没有正确的生日，更不知八字时辰了，所以算命这种事儿就没法算了，真是遗憾终身。
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阿嬷厝，就在厦门郊区,以前叫“山场” (shua diu),也叫禾山。从离家不远的浮屿，花8分钱(大人一毛六)就可乘公交车到江头。江头在那时是个小镇吧？因有几间很小的商店，还有一间卖吃的，花上5分钱应该可买到一碗馄炖面，但我们重没能去吃上一碗因没钱，常一下车就开始了漫长的步行前往林后，经过薛岭，过了铁轨就离庵兜不远，穿过庵兜村就是林后社，全村都姓薛，也就是我母亲的姓。母亲是在泰国出生。中国政府给母亲归侨身份还是在我出国以后的事，都是属于落实政策的结果，因这身份，她还可从街道那一年领了几十快钱，是政府发的不知叫什么费。外公外婆在南洋暹罗国(泰国)赚了钱，就想叶落归根，生意交给了两个收养来的儿子，带着独女，也就是我的母亲，回到了家乡厦门禾山，在林后置田建房。每当我看到闽南的美丽农家屋，我就会想到我阿嬷的大厝，除了漂亮的屋檐，它有前落，后落，前院，后院，厝两边有“村脚”，那是让长工住的地方。我阿嬷没被评成地主，给了她一个身份叫小土地出租者。又因她收养了个儿子是个“歹仔”卖了状丁。听说开始当的是国民党兵，后来被解放过来成了解放军，但没能熬到胜利就牺牲了。所以有一阵子她还是烈士家属。我说一阵子是因后来不知为什么把烈属给没了，再后来才知道是老家的亲戚图谋阿嬷的大厝。他是阿公的侄子叫“碰皮”的。外公回国不久就遭强贡(强盗)枪劫，据说是从藩土来的。外婆说要不是从海外带来的药被枪光了，外公就不会那么早去世。还好外婆把装有首饰的一个长长的丝袜子从后窗扔出去，所以保留下些首饰，后来母亲常靠卖出首饰应急。听说强贡要出去枪之前，带头人拖着一竹子过村庄，听到竹子拖地的声音，要参加的自己跟上。这样出去枪时，要是出了事，互不埋怨，是自动参加的。外婆说他们是有枪可使，但外公说死人不好，钱财身外事，没了就没了吧。
母亲是独女，嫁到厦门后。阿嬷成了孤苦老人。虽然我妈妈把大哥和一个妹妹都改了姓薛，小时候都在阿嬷家住和上学，而且阿嬷还有两个在南洋的失去了联系的养子，生产队硬把阿嬷搞成五保户，所以她的房子在她去世后归公了(其实是归碰皮了)。后来林后整村成了厦门飞机场，政府给了钱和地。我母亲这合法继承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再后来厦门也有了法庭和律师，母亲把他告上公堂，他才把钱吐了一部份出来。
阿嬷是1965年去世。阿嬷厝是我小时候的天堂。寒署假不用上学时，我们都在那儿度过。屋后有龙眼树，番石榴，和地瓜，高粱地。还记得高粱粉做成的圆子是红色的，很好吃。屋前有一蓝球场是解放军建的。外婆大厝里住有解放军。阿嬷还分有一小块自留地，大约有两张饭桌大。阿嬷只种韭菜，我和妹妹常扛一桶尿水去割韭菜，割完韭菜，这桶尿加上水就给浇上，给土地加加肥。在那不远还有一个很不小的莲花池，夏天我们经常采莲叶子和莲花来离家不远的第七市场卖，因喝叶子和荷花泡的茶清凉消暑。
记得小时候，那时爸妈家里没自来水。吃的水要到老远的地方去挑。夏天还常常要排长队，因居民用水多了，自来水越流越细，越流越慢。我和妹妹两人扛一桶水。一分钱可买两担水，要扛4桶水，来回要走8次。再加上排长队，每天花很多时间在挑水上。我们家人多，但哥哥们大都不在家，做家务事全落在我和少我一岁的妹妹头上。我们多么羡慕有自来水的人家呀。有一年署假，不知为什么父母还不让我们去阿嬷家，又因太不满永无尽头的沈重的挑水任务，我和妹妹决定逃到外婆家去。根据妹妹揭发，应该是我带的头，但她绝对是极积响应的，因我们把一桶水就扔在家门口，说走就走了。连午饭都没吃，马上出发了。
从浮屿，也就是旧市图书馆，饿着肚子几乎是走了一整天，天黑了才走到林后阿嬷家。刚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晨父亲就赶到了，听说父亲也是没吃早饭就赶了那么长路来的。那时没电话可打，父母亲保证是急坏了吧。幸亏这两个小叛逆还是按父母意料之中逃到外祖母家。记得父亲拿出五元钱对我们说：要逃没钱不行，这五块钱就给你们做路费吧！我们竟大哭着说：爸爸，我们保证再也不逃了。这件丑事，现在我俩加起来120岁了，兄弟姐妹都还常常提起，当做笑料呢。
在阿嬷家，我们经常跟她下海挖海蚝。带了一把扁头的锥子和一个牙杯，就蹲在海里大岩石上一挖好几个小时到涨潮才肯往回走。那石头蚝虽小煮豆鼓，配地瓜稀饭是非常好料的呀，可惜这辈子再也吃不到那样的美食了。不用言现在，就在我还没离开中国之前，郊区的许多能讨下海的地方就已消失了。除了海蚝，还常可检到各种海螺子和小螃蟹。外婆说那种聚集在一堆的吃死尸的海螺子有毒不要检。要是哥哥们有去，他们懂得用铁钩子往螃蟹洞淘，螃蟹就从洞的另一头跑出，然后用铁钩子按住螃蟹背，用手再小心的把它捉到螃蟹笼子里。有时捉到刚脱壳的，就可连壳吃了。当退潮时必及时往回走，有时赤脚被蚝壳割得鲜血直流，但在咸海水浸一浸，海泥摸一摸就应付过去了。走往岸边要经过长“海加嗲”的滩地，那一颗颗矮小树丛，其叶子还可做药，是治妇女白带过多的。回家路上，还有长满红红的“古举”的矮小树丛，还有各种其它能植物能做中草药。在夏天快变天的晚上，又闷又热时，我们常提着一小盏媒油灯到井边和屋角石头下，找呱呱叫着的癞哈蟆。这小东西一看到光亮，就不再唱也不动，乖乖地等着就擒。回家后，装在缸里，要用石头压好，上面还放一把菜刀，不然第二天会逃光光了。外婆懂得如何剥这难看的蛤蟆皮和挑出背上的筋，加上水和姜片，喝了这种癞哈蟆汤据说皮肤就不长疥子，但我们喝它主要是嘴馋呢。
在农村，我们还可上田里去“播”花生，用一把小锄头翻播田里的没被收走的落花生。蒸熟了，晒干了，带回厦门。阿嬷经常说勤出力可吃力，懒逗者就只好吞唾液。她说只要肯劳动就不会饿死。阿嬷是拜佛的，在杀鸡时，她会先念道：“做鸡做狗，没白活，出世大厝人孩儿，”才下手。
阿嬷还有个义子是从安溪逃难来的外乡人。后来外婆中风去世后，就埋在她家乡屋后不远的山上。我们去扫墓时，就到这舅舅家落脚。他们在村里是较穷的一户，但现在也翻身了。
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喜欢去的地方是钟宅村，也是厦门郊区，我姑姑嫁去的地方。她的儿子和我父亲一样年纪，从小在一起玩，他年少出南洋谋生。据说本来父亲也要一起去，上了大船才被他父母拉下来，舍不得他去那么远的地方。因姑姑的儿子有寄钱来家，我们要是跟父亲去钟宅她那儿，总能吃上世上最鲜美的蚝子煎。那种没浸过水的蚝子加韭菜煎来出的蚝子煎实在太好料了，吃太快了，不小心连舌头也会咬下去的呀。后来我回乡，也吃过没浸水的蚝子煎，但那味道实在差太远了，不知是我变了，还是家乡的蚝子变了？总之再也没能吃到那么好料的蚝子煎了。在美国这儿的蚝子又肥又大，生吃还可以。连壳一只至少一美金买来家里吃，费了好大劲才打开，但那味道还是和小时候在家乡吃的蚝子差远哩！
在钟宅我曾经下过海，那时潮一退，海泥中爬满黄泥螺，一模一大把。回来根据本地方法烫开水后，再洒盐奄成咸黄螺，厦门人用它在早晨配稀饭。但我从来不喜欢它。后来在南通海门也吃过咸黄螺，那儿的黄螺比较大，更难吃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