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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都是厦门岛上人。我的父母年青的时候，他们的一次逃出家乡厦门。那是1938 年， 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狗强盗每到一地，就烧杀枪虐。爸爸妈妈锁上家门，加入向内地逃难的人群。妈妈经常向我们讲述这凄惨难忘的逃难。爸妈已生有大姐，大哥和二哥。爸爸背 着大哥，妈妈裹着还在吃奶的二哥逃往内地惠安外婆的大姊家。一路上连喝的水都难找着。只有走到了难民供饭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才能吃上一碗稀饭。难民大都在晚上走，白天躲日本的狂轰乱炸的飞机。国民党军在公路上还挖了坑坑洼洼，据说是为了阻挡鬼子。实带给难民更大困难。时不时难民们掉入坑中。妈妈说她们走了多天才到达惠安。
大姐和外婆则直接从厦门郊区林后社出发。我从没见过爷爷奶奶。父亲说他们身体不好，早亡。我 就记得外婆---阿嬷。 阿公阿嬷早年在南洋泰国经商。妈妈是他们的独女。正像所有的海外华侨，叶落归根是他们的愿望。当他们年老了，就带着妈妈回到家乡林后，把生意留给收养的在泰国的儿子经营。他们在家乡林后社建房买地。林后村就在彭湖村的对面。过了江头，走不远就是薛岭，朝着五通方向走，先到庵兜，林后就在它后头。阿嬷动作捎慢，她们差点撞上日本鬼子。阿嬷说她们躲在田里，看到鬼子开枪射杀没逃出的农民，还看到澎湖村被鬼子点上火。她说鬼子在五通杀了我们许多同胞。听了亲人的讲诉，我对日本人只有恨。当我们在小学上课时，学了许多坑日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长城谣”还记得在中山公园的全市大合唱。多少次的排练，还有深情的朗诵。国耻血仇尚记忆尤新。
我的父母虽是基督教徒，但自从解放后，我的父母不敢谈信教的事。唯一珍藏的一本圣经在文革时偷偷烧了，因知道红卫兵会来抄家。因而我对基督教是一无所知的。唯听母亲多次给我们讲他们接受基督教的经过。那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占领厦门时，他们逃难到惠安乡下。有一年鼠疫流行，母亲说天天见很多裹在草席的死尸运出埋掉，后来死的人更多了，连埋都来不及。那时我还没出世，但已有上面的大姐和三个哥哥。三哥上面还有个姐姐，一岁多死了。三哥其时也得了上吐下泄。也快不行了。妈妈说那死的老鼠到处可见，逃都没地方逃。但就有传教士不怕死，开了大门让他们进去住。一位传教士给了母亲一包黑得像木炭一样的粉，让它给三哥吃。但母亲迟迟没用，这包黑炭粉有用吗？后来，看到三哥快不行了，就死猪当活猪医吧！妈把那包黑粉分几次，加了水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灌进哥的嘴里。奇迹发生了，他竟然不再拉了。过了几天他竟然会叫“妈，饿。”。我们一直不清楚那包黑得像炭的粉末是什么东西，但这奇迹使父母接近了教会，后来都洗礼了。父母亲所属教会是安息日会，是在星期六聚会的，后来我才知道是 Seventh-day Adventist.
父亲解放后的第一个工作的单位是在厦门一中当教师。父亲是教语文的，写了一手好书法，因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年青时能在鸡蛋壳上用毛笔工整地用蝇头小字，写下整首长诗。后来学校分校，父亲留在老校区，就是现在的五中，也就是我度过青少年时光的地方。
旧五中是个美丽的校园，小巧灵陇， “美丽的海风徐徐吹来，美丽的校园里百花盛开，老榕树在风中宣浪，母校的生活丰富多彩，” 五中的校友还记得这校歌吧？还有慈祥的老校长苏校长，瘦骨零丁的，老戴着眼镜。还有威严的周孝达教导，他在台上一出声，全校鸦雀无声。我从小在那长大，托儿所在校边上，实验小学也在校边上。实验小学后门和五中后门紧相联。 我在实小6年，还记的柯校长和高教导，有名的孙老师，丁老师。那童年生活物质上虽苦，但回忆全都很美好。小时候，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小鸟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在实小上完了课，放学后在五中吃午饭。那靠着后门边上的黄色的办公楼下就是食堂。从大蒸笼里找到饭钵，买了五分钱的大锅菜，上了三楼的语文组，和爸爸分了吃，那时难得吃上几片肉片。爸爸是全校子女最多的，十个子女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也实在太多了。母亲说刚解放时，也就是生下第七个孩子我妹妹时，她是全厦门市第一个自动上第一医院要求结扎的。还卖了最后的金戒指，才交上手术和住院费的。母亲被开腹后，那后来成为院长的医生，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输卵管。后来终于找着了，也给输卵管打了结了，再缝上了，母亲半条命也没了。由于流血过多，人就像死了一样，蜡黄蜡黄的。幸亏母亲在南洋出生长大，底子不错，所以挺过来了。不知是找错输卵管呢，还是没结扎好，反正母亲是第二年又怀孕了，接着生了老八，老九和老十。命中注定他们要赶到这伟大的时代，谁也阻档不了啊！
爸爸是所有老师中经济最困难的。妈妈说，他是跌下“儿女坑”了。他总是省吃俭用，经常穿着一套旧黑衣服，拖着布鞋， 不修边副，瘦瘦高高的，比妈妈高过一个头。他走起路来很快。上小学时，我打着赤脚， 每天都得小跑才能跟得上他。从思明电影院到第七市场，直穿霞溪路那最长的一段路。那儿夏天没“路脚屈” (厦门特有的遮阳的人行道)，实在热呀，过了霞溪路，上了工人文化宫，离实小和五中就不远了。
刚来美国时经常梦见回家乡，而在梦中父亲一直是不很建康，心中十分不安。94年我第一次回国，父亲已去世，没能再见父亲，这种心痛是一辈子的。回国带来些旧照片，其中有一张较清楚的是他和他的学生在他们毕业是照的照片，父亲是左起第四个人，这时他最后一届带毕业的学生。另外一张是市政府发的教师证，(前和后)。
66年文革时他是新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也就是他的最后一届学生。因他们年纪较小吧，父亲在文革时受尽那最后一班学生中一部份学生的欺辱，红卫兵的拳打脚踢。文革后，他再也没上讲台。他后来一直在教育学院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的工作。父亲是个平凡的中国小知识分子。印象中他胆子小，对工作很兢业。解放后从一中开始，到一五中分校后，留在五中一直当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直到文革。他最大的享受是泡茶。先喝早茶再吃早饭。虽然他生活很苦，养育了十个孩子，五男五女，但他有好天性，很爱讲笑话，也许这就是他能在患难之中活下来的原故。
父 亲写一手好毛笔字，霞溪路上的旧教堂上的福音堂三个大字，旧五中的校旗是他的手书。小时候还可听到他拉二胡，阿炳的二泉映月等。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再也没拉过二胡了。父亲喜爱字帖，他常从思明南路的古旧书店买来各种故旧字帖，可惜文革中都给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