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后的周恩来,林彪与江青 庐山会议背景研究

九大后的周恩来,林彪与江青 庐山会议背景研究

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九大”确定了“团结胜利路线”，１９７０年８月就发生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其激烈之程度，被毛泽东说成“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１〕突然而来的变化令人始料不及，但正如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有着它的必然。以“九一三事件”为其后果的庐山会议绝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的结果”，我们只能从事实中探求历史的真相和发生原因。

◇　“九大”后中央工作的新格局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如何工作？５月初，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决定不设书记处，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处理中央日常事务。”〔２〕　这个改变了１９６７年反击“二月逆流”以后中央碰头会处理中央工作的决定，无疑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变化，却由于某些人为因素被“遗忘”了。然而，它正是理清那段历史、解开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人们研究“九大”之后中国政局时多注意了林彪——这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忽视了周恩来。其实“九大”后周恩来的地位和权力变化要比林彪大得多，他从碰头会时期处处受掣肘、左右为难的“名义主持人”变成了中央日常工作的真正领导者。用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说，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总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大管家”。

　　我们只要看看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的处境，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变化。

　　吴法宪１９６７年夏参加了碰头会，他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３〕

　　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看到的周恩来，那时在碰头会上只能对中央文革一伙人谦卑地恭维说“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４〕

　　邱会作１９６７年参加军委办事组，多次列席碰头会，“九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把周恩来此前与以后的状况作了比较：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议，才真正由周恩来主持了。周因故不能到会，陈伯达、康生也主持过政治局会，但从来没有让江青主持过会议。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江青不到照样开会。过去碰头会开始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答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周恩来仍习惯地问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吧！’不管江青回不回答，照样开会。周恩来这句话仅仅是形式上的礼仪了。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最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１９６７年反对‘二月逆流’后，江青不愿意在那儿开，于是周恩来迁就她，碰头会改在了钓鱼台开，会址固定在中央文革办公处十六号楼。那样对江青方便，对周恩来不方便，但周恩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九大’后江青几次提出，政治局会‘仍在十六楼举行，不能改变’。几经周折，政治局开会很快就离开了钓鱼台，并固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了。这对周恩来方便，对江青没有以前那么方便。江青提了几次回钓鱼台开，周恩来不理她。周恩来不再去迎合江青的口味。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逞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周恩来变成了真正的主持人，周恩来很尊重大家的意见，特别是提出问题的人的意见，只要多数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来就拍板决定，从来不让江青专权。”〔５〕

　　“九大”后周恩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领导者，在毛泽东确定的路线内，周恩来又是执行中的决策人，成为了集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半个”国家主席权力于一身之人（董必武代国家主席，不问事，对国外交往用其名义）。有学者说，文化大革命“谋事在毛，成事在周。”〔６〕周恩来“成事”不能泛指文革十年，应当是他“九大”后真实情况的写照。

　　为什么周恩来有如此重大变化？除了毛泽东的信任之外，他有了组织基础，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又称政治局工作会议，简称政治局）。

　　同样作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此时的政治局工作会议和彼时的中央碰头会有什么不同呢？

　　一是名义地位不同。“九大”前的“中共中央”实际上是“碰头会”。这个没有组织委托、凭藉反击“二月逆流”后由毛泽东认可的机构很难说它“合法”，由它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悖中共组织原则，既没有法定的授权决议，也没有在八届十二中会会和“九大”上正式追认，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九大”后的政治局工作班子，是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组成的，符合“九大”党章第九条“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的规定。其成员均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它的合法性、权威性毋容置疑。

　　二是组织基础不同。中央文革是中央碰头会的主体，其成员占碰头会１２名成员中的８名（陈、康、江、张、姚、王、关、戚），其他人是零散的。碰头会成员后来有所变化，王、关、戚等人垮台，黄、吴、叶、温进入，但是碰头会以中央文革为其组织基础没有改变。军委办事组是“九大”后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１３名成员中的７名（黄、吴、叶、李、邱、李德生、谢富治）〔７〕，其他人是零散的。后来成员略有变化，但是政治局工作会议以军委办事组为其组织基础没有改变。

　　“九大”后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绝非杨成武时期的军委“看守小组”或“办公机构”了。１９６８年３月黄永胜代替杨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之际，毛泽东宣布：“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８〕中共九届一中会会上通过了中央军委、军委办事组的组成〔９〕，既是新的任命，也是此前的追认。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包括了在“二月逆流”中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而遭受批判的几位元帅，四十九名中央军委委员中只有张春桥等极个别“文革派”骨干。中央文革的力量被排斥在军委领导机构之外，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力加强了。

　　对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多次要求军委办事组参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志全力支援周恩来，说“你们要把总理（周恩来）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对军队的指示，一定要照办。”〔１０〕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信任、林彪为首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政治局工作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协助下，开始了他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全面处理中国党、政、军日常事务的“执政”生涯。

◇　中央里“江青问题”突现

　　１９６６年以来江青“一鸣惊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不仅参与中国高层政治决策，很快又把持了中央碰头会，权力曾不可一世。“九大”后中央改变了日常工作方式，江青就成了“重要闲人”。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她在中央里经常惹事生非，“江青问题”突出了。

　　为什么江青不能以中央领导中普通一员的身份工作？因为她心中有气。
　　中央碰头会被取消了，江青没有了“称王称霸”、耍逞威风的“衙门”。
　　中央文革名存实亡了，江青“呕心沥血”搞文革的历史功绩被人忽视。
　　中央领导机构重建了，江青争取政治局常委的努力失败，反到为他人做“嫁衣裳”。军队领导干部各据要职，党内元老也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而造反派头面人物却很少有人占居高位，真是“白忙活”了一场。

　　江青和她中央文革的几位“战友”表示了对中央新的工作方式的不满。

　　其一，江青等人迟到、乱闹，让周恩来无法领导政治局正常办公。

　　据笔者向当时参加中央办公的人了解，政治局基本上每日开会办公，一般晚上九点开始，翌日凌晨三时结束。起初江青次次迟到，张春桥、姚文元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一起迟到两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更长的时间也有。过去碰头会江青不到不开会，现在周恩来是准时开会不等待。江青来了，周恩来顶多客气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已经开始了。”江青有时凶狠地冲撞一句“我是多余的”，然后就与周恩来纠缠、叫政治局无法开会。有时她叫人弄饭来吃，工作人员为侍候她进进出出，江青一个人坐在会场中享受着美餐，叫大家不能办事。江青折腾了几次后，看周恩来忍让不理睬，有时索性就不来了，张春桥姚文元也效仿，使一些需要他们参与讨论和表决的事办不成。

　　过去江青称身体不好而滞压中央办公的档是常事，无人敢问，但有人敢对她说“不”，黄永胜很早就有过抵制，此时更是如此。有一次，江青推说身体不好，一个月没看档，黄永胜则在一份档上画了一个圈，写了“拟同意”。江青却骂道：“黄永胜有什么资格阅批我批的档，这是夺我的权，是政治野心！”〔１１〕江青骂也骂了，闹也闹了，却无可奈何。

　　其二，江青等人用各种繁琐杂事干扰政治局处理主要业务工作。

　　政治局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急需处理的大事。江青等人总是插进别的议题空谈，只要江青感兴趣的事，说上半天也不嫌烦。比如“样板戏”里的角色、台词、唱腔、服装、化妆、道具等琐事，也要在政治局会上探讨细微，至少说了几十次，每次都要有几小时，谈一个晚上的时候也有多次。周恩来有涵养从不去打断他们，就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很默契地“各自为战”，在会场上大家分别阅读处理自己分管的档和事情。大家虽然是在一起集体坐着，却是个人分别办公，以此对江青等人进行抗议。

　　久而久之，一些人对江青开始抵制。比如，江青搞样板戏常常在天桥剧场现场办公，为了方便，要在那儿安装一部军用直通电话。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１２〕坚决不给江青办。江青曾在１９６６年底为她的“革命样板剧团”争取到了可以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并公开向外宣布，但事后却不了了之。江青的“革命文艺战士”只好和红卫兵小将一样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显得不伦不类。此时，江青又提出让“革命样板戏剧团”正式加入军队建制，却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坚决抵制。江青退了一步，至少让他们穿上文革中引为荣耀的配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正式军装。邱会作反对江青的要求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１３〕硬是让江青碰了一鼻子灰。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１４〕

　　笔者所知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之事不胜枚举，为尊重当事人对史实述的优先，这里只从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简要摘录一二。

　　其三，江青等人仍想以中央文革名义发文件，维持他们固有的“领地”。

　　江青把持的中央碰头会停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名义上还在。江青想借中央文革这张牌“唱戏”，以中央文革名义办事。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陈伯达向毛泽东的一个请示让中央文革“寿终正寝”。陈伯达回忆道：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档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档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档，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１５〕

　　从那以后再没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中央文件。几经周折，“九大”后中央政治局呈报毛泽东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排在党中央机关第一位的中央文革，并未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１６〕

　　陈伯达一直担任中央文革组长，为什么倒是他主动“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动？为什么江青等人对陈伯达有着近乎“刻骨”的恨？这些费解的事一经点破内幕，顿时令人恍然大悟。陈伯达即便作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不能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挤打击，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的念头，都被林彪劝止。“九大”前很早的时候，林彪对想辞去中央文革组长一职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１７〕

　　“九大”之后，参与中央日常工作的任何人都回避不了受“江青问题”的影响，要么你反对她，要么你与她合流。

　　迄今为止中国史学界缺乏对江青的深入研究，多把她概念化成一个政治小丑。笔者认为，对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人为地美化，也不能刻意地丑化，只能科学地研究。对毛泽东、邓小平如此，对林彪、江青亦如此，对蒋介石、国民党也要如此。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只能把他们当成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哪怕是失败者）。他们是社会发展和矛盾冲突的关键人物，离开了他们的真实的活动和思想，就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审视过去，就像一部历史“剧”中的对手戏“主角”没了表演和台词一样，那不是历史，只是胜利者自己的声音。

　　“江青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一般的人认为江青是作风不好，有野心。而林彪认为她只不过是个“老婆”而已。林彪对江青的态度，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多有记载，无需赘述。且不说林彪对江青的蔑视出于什么心理，但他是对江青等文革派的一种政治制约。谁要是继续重用文革派，就得打破这种制约。

　　“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１８〕。

　　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将，是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是冲锋在前不回头效死力的“过河卒”。不仅江青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亦然。许多事看似张姚表演，实为江青所为，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有文革史的研究学者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夫妻店”里他和“文革女老板”的关系〔１９〕，此言有所夸张，却也形象生动。

　　周恩来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善于窥视毛的内心世界。“江青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很多人对此疑惑不清（至今亦然）。周恩来那时便有如此清醒头脑和见地，实属不易，何况他还认真落实于实践。对此，邱会作回忆到：

　　“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的过程中，终于形成了一个‘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个人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会一班人的‘班长’。虽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那个时候，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他在参加毛主席接见外宾等活动时，有些事还当面请示，有时还约毛主席面谈。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会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２０〕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极力“保持晚节”，遵循“顺守”之道，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取代碰头会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方式运转了起来。

◇　文化大革命的乱局得到扭转

　　“九大”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原来的碰头会相比，议行政事务多了，议国家的实际工作多了，议经济建设问题多了，对于那些仅仅是江青等人感兴趣的事，议得少了。如果你用心地翻阅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周之间那时的来往请示和批复，再细读《周恩来年谱》中他的工作记录，对此肯定会有深刻体会。

　　尽快把国家稳定下来，抓好经济建设，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大多数领导成员的想法，陈伯达为“九大”准备的题目为《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不仅和林彪商议了，也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２１〕。毛泽东没有采用它，另择张春桥等起草的报告，更多是从政治上考虑。讨论政治报告稿时，陈伯达坚持“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张春桥反驳说那是“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２２〕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常把经济建设当成中央的重要议题之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６９年９月中央政治局为庆祝国庆二十周年提出口号时，周恩来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五十年代大搞经济建设时的“总路线”列入其中。〔２３〕几天之后，周恩来在军委战备工作会议谈到“九大”后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时说：“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能再搞夺权。我们还应努力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２４〕周恩来强调的是那个没有被采用的政治报告里的思想，并大胆地进行了贯彻。

　　　“九大”后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立即得到充实，其成员都是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如李先念、谢富治、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等〔２５〕，没有一个文革派“空谈客”。国家机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各项业务都在恢复。曾一度受到严重冲击而乱了的中央领导机构得到精简和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稳定重要象征的外交，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国支援下，开展“抗美战争”的越南等国于１９７０年４月在广州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中国的力量深入了东南亚。“九大”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来访修复了中断多时的两国之间的传统盟国关系。法国总统戴高乐正酝酿的访华将是中国打开西方大国围堵的一个缺口。中国和与之紧张军事对恃的苏联坐在了谈判桌上，边境武装冲突已经停止。中国和另一个为敌二十年的对手美国正通过秘密渠进行了联系，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实质性接触已经开始。

　　　从１９６９年开始，中国扭转了１９６６年文革发动后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工农业生产全面开始回复和上升，钢铁、石油、煤炭、铁路建设、军工生产、科学技术多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１９６９年工业总产值创建国后的新高，农业获得了历史最好收成。９月２３日中国第一次地下核子试验成功，有了具有实战意义的核武器，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几个月后第一艘核潜艇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上历史性的突破，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之后的又一个同时掌握核威慑力和能探索外太空的大国。那时中国可以说是工业发展、农业丰收、火箭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二十年后邓小平坦诚地回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２６〕

　　我们把中国文革十年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做一个图表，资料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２７〕。

　　从图中的曲线我们发现，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是十年文革里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阶段。１９６９增长为２３。８％，１９７０年达２５。７％，虽然这种增幅含有对前两年国民经济的负增长进行补偿和恢复的性质，但毕竟在快速增长。１９７２年中国经济又开始向下滑，跌到了４。５％，至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政时再次上升，达到了１４％，“批邓”以后又下跌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７％。文革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次高点与中间的低谷形成了一个“马鞍形”（Ｍ形）。如果怀疑那时统计“虚假”不足采信的话，可以再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同时期的能源消耗变化，它的年增加情况和国民经济走势相同，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５年也是“马鞍形”的“前鞍”和“后鞍”。

　　在这张经济增长速度图的背后我们能悟出什么吗？当然有！

　　凡是江青等文革派权力小、受制约时，中国经济就发展；凡是江青等人得势、干扰多时，中国经济就进入低谷。进而研究，凡是毛泽东器重文革派时，江青权势就大，文革就搞得欢；凡是毛泽东冷落他们时，江青的权势就小，国家就较为安定。这个人们不易看见的“政治图”也是“马鞍形”，只不过是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倒马鞍形”罢了（Ｗ形）。如此分析，就不难理解渴求经济发展、盼望过上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民在打倒“四人帮”时欢天喜地、举国欢腾的心情了。

　　　中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使得一些重要问题急需解决。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后“革命委员会”成为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形式多少有些“违宪”；大批造反派靠“四大”走上政治舞台，连个合法的“名分”都没有。毛泽东想到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对宪法的修改，国家机构的重建，新领导人的任命，以此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于是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摆在中央的议事日程之上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回升，多数人把它归结为社会安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果。１９６７年毛泽东曾说文革“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２８〕１９７０年来临之际，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实际是混乱结束）。或许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庐山会议斗争和“九一三事件”等，文化大革命也许会以进行三年之久而画上了它的句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看，至少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那么看，他就是掌握中国政治走向的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这个细微不易为人所察觉之处，邱会作有一个很好的回顾。他于１９７０年夏天陪同来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上海去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之后毛泽东留住邱谈了一会儿，说“你（邱）到上海来了解一些社会情况吧！这样你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会多一些、深一些。上海文化大革命是好的，社会秩序比较好，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工总司’起到很大的作用。对造反派不加分析的看法是不对的。”“毛主席知道我们厌恶造反派，总是把造反和动乱视为一体，他就硬是要搞个‘革命造反促生产’的典型给我们看，以此教育我们提高认识，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２９〕

　　为何此时此刻毛泽东向林彪等人发出这样的“信号”？

　　重读张春桥主笔、受到毛泽东好评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一段话或许会有启发，那是对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观点的反驳，“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３０〕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忧虑和告诫居然成了对“九大”后中国形势的一次“成功预言”。

　　那时，中国曾有过一个经济发展的“春天”。然而，减少江青等人干扰而来的安定团结是脆弱的，用“革命”促成的经济发展不能持久，因为经济只能按着它自己的客观规律运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好形势”会带来什么，是光明美好的前程吗？历史昭示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好了，其后必有一场政治风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经济上的进步带来的是“反右斗争”、“大跃进”及随后的“三年灾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好不容易从复苏达到繁荣，紧跟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七十年代初经济上的“春天”会带来什么呢？一场什么样的政治角逐正在酝酿之中呢？让我们从经济再回到政治中去看一看。

◇　“文革派”的政治势力逐渐缩小

　　“九大”后中央里一度体现了“团结”。其内因是“团结胜利路线”为民心所向，党心所求；其外因是大敌当前，苏军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军事压力巨大。中央内部两派摩擦不断，倒也相安无事，达到某种暂时的政治平衡。

　　随着全国局势的稳定、经济全面好转和国际环境的宽松，中央里两派之间矛盾斗争再次突显。也许一时还谈不上是“路线斗争”，却可以用一句文革流行语来描述，那就是“派性”。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发展史上派别斗争不断，常寓于“路线斗争”、“山头主义”之中，尤以毛泽东和“国际派”王明、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斗争最为激烈。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派别依然，至少有三个特殊理由：其一，中国没有政党轮替，不同政见多以派别形式在唯一的执政党里体现；其二，中国革命是从独立分散、各有其领袖的根据地逐渐走向统一，历史的惯性不可低估；其三，那时的中共高级干部多出身于落后地区的农民，封建农耕文化里的地域、族群和宗派思想深植于他们头脑之中。

　　在中国高层权力的复杂关系中，谁是帮，谁是派？谁是错，谁是对？在缺少法理观念的中国人心目中，常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思想进行判定，那就是“名份”。“名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远非外人可以想像，通常是判别是非的首要标准。

　　如对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中央工作的人以“名份”而论，文革兴起之初，身居要职的元勋们参加碰头会是“名正言顺”，而初涉政坛的中央文革小伙计们是帮派。１９６７年反击“二月逆流”后，碰头会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当家“名正言顺”，其他人若不服从便是帮派。“九大”后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执政是“名正言顺”，如有人背后再搞活动应当是帮派。然而，中国那时还有个最大的“名份”，毛泽东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最终裁定者，他支持的才是“名正言顺”的革命派，而另一派迟早要垮台“败为寇”。

　　邓小平打破了这个法则，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把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拉下马，胡耀邦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无私无畏，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两个凡是”束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让任何思想禁锢在科学和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使我们今天能够把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当成历史科学研究的对像予以公开评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为了阐述观点，请先看一下“九大”前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览表。〔３１〕，笔者在其中略加了附注：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览表（以成立时间为序，注军衔者为现役军人）〔军衔在文革前即已经取消，所注应为当初授衔时的军衔——编者〕

１，黑龙江潘复生　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２，山东王效禹　原青岛市副市长
３，上海张春桥　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４，贵州李再含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大校
５，山西刘格平　原山西省副省长
６，北京谢富治　公安部部长　上将
７，青海刘贤权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少将
８，内蒙古滕海清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中将
９，天津解学恭　原天津市委书记
１０，江西程世清　福州军区副政委　少将
１１，甘肃冼恒汉　兰州军区政委　中将
１２，河南刘建勋　原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
１３，河北李雪峰　原华北局第一书记
１４，湖北曾思玉　武汉军区司令员　中将
１５，广东黄永胜　广州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１６，吉林王淮湘　陆军十六军政委　少将
１７，江苏许世友　南京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１８，浙江南萍　　浙江省军区政委　少将
１９，湖南黎原　陆军四十七军军长　少将
２０，宁夏康健民　宁夏省军区司令　少将
２１，安徽李德生　陆军十二军军长　少将
２２，陕西李瑞山　原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２３，辽宁陈锡联　渖阳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２４，四川张国华　成都军区政委　中将
２５，云南谭甫仁　昆明军区政委　中将
２６，福建韩先楚　福州军区司令员　上将
２７，广西韦国清　广州军区政委　上将
２８，西藏曾雍雅　西藏军区司令员　少将
２９，新疆龙书金　新疆军区司令员　少将
３０，台湾——

　　“一元化”领导的各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七成多，而各省的县级革委会由军人担任主任的多在８０％以上，最多的云南和湖北省居然占到了９７％。〔３２〕有人诟病那是军人参政，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表现。的确如此！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走“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之路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也是文革发起“天下大乱”后想稳定局面的无奈之举，更是毛泽东利用了承担捍卫独立主权职能的国家武装力量干预内政、保障文革的“创举”。若要评论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发挥的作用，借１９８１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的评价到也合适，“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三支两军”于１９７２年后迅速收缩、收尾，用以上论述评价此前的工作正当其实。

　　研究这份中国的“政治版图”会发现，“九大”之后不久有几个省的“第一把手”换了人：山东的王效禹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所取代，山西的刘格平为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所取代，贵州的李再含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所取代，黑龙江的潘复生为渖阳军区副司令员汪家道所取代。这些重大的人事调整，除黑龙江省稍晚些外，大多在九大结束后不到一年之内就完成了。

　　后来有人评论，“九大”后林彪急于向文革派“夺权”，因为这四个省份是１９６７年１月与上海造反派同时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而在全国成立的最早的五个“革命委员会”。何况自文革开始以来，王效禹、刘格平、李再含、潘复生都是较早领会和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在反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有过不凡的表现并率先在当地支持造反派夺权的领导干部。他们因而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几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王效禹等人下台主要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因为那四个省到彼时仍然混乱不止，工农业发展停滞，各派力量矛盾重重，地方和军队的关系紧张。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采取种种措施，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提名所在地的军队领导干部取代他们，请示毛泽东得到批准。

　　在那些敏感地区的敏感人事变动中，清一色地由军队干部主持一方政务，使那份全国“政治版图”更为偏激，难道不会“物极必反”？与其说林彪于此失策，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在对军队充分“利用”。利用过后如何限制和削弱，毛泽东心中自有谋略，从九届二中全会后要求军队“反骄破满”开始造舆论，或借有人去世更换（如谭甫仁、谢富治等），或因故进行撤职（如龙书金、程世清、兰亦农等），最后再突然来了那个有名的“八大军区司令调动”，那些军队的领导再也不担任地方的“第一把手”职务，从而改变了原来的那个“政治版图”。

　　然而在当初，要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林彪必然要有自己的组织准备。尽管林彪以悲剧告终，但并非不能对他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林彪至少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轻视了“江青问题”，以为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事情就会当真，犹如他的前任刘少奇一样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二是他不是用“团结”的方法，“韬晦”的谋略，而是极力压制文革派，想尽快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逐出政坛，太露锋芒。历史证明，像叶剑英、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把事情放到毛泽东身后去办才是大谋略的政治家。

为什么林彪那时会有如此表现，原因固然很多，笔者在这里提出三个过去少为人们注意、然而却十分关键的因素。

　　其一是周恩来的合作。

　　“九大”后周恩来和林彪良好关系加强了，这一点为很多史学家不愿说，或不敢说。林周关系远比现在人们所见深得多，不仅可以追溯历史的久远，文革中表现亦十分丰富。周恩来在“九大”全体大会上公开对林彪颂扬，把那个中国家喻户晓的“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故事演绎成林彪是领导部队走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可谓是歌颂林彪的一曲“绝唱”。

　　周恩来是如此地说，又是如何地作呢？对于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实际就是和林彪的关系），邱会作回忆道：

　　“周恩来与我们军队几个领导同志的关系非常融洽，对军队的工作非常支持。军委办事组向中央的报告一般有三种：１、例行报告；２、军事报告；３、特殊问题的报告。前两种报告直接送汪东兴呈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第三种报告直送周恩来，周是能批的则批（周对此很肯担责任，与他办其他事大不一样），不能批的周恩来就请示毛主席批（送批本身已有了倾向态度），批回来再在政治局传阅，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传阅，因此军队内的许多事情文革派那一边不知道。周恩来给了军队最大限度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军委办事组能够开展很多方面的工作，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３３〕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到林彪的支持，反过来，也给以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开展各项工作、抵制江青等人予以支持或配合。

　　其二是陈伯达向林彪的靠拢。

　　陈伯达在文革中的表现颇具戏剧性，身为中央文革组长却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林彪死党”，长期掌管中共思想理论战线的权威突然变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这是为何？

　　陈伯达１９３７年到延安开始与毛泽东合作，长达三十三年之久。文革开始之际，陈伯达紧跟毛泽东出了力，但是仍然被毛泽东感到有些“不配合”。我们略举几例说明。

　　文革酝酿之际，毛泽东对刘少奇已极为不满，陈伯达却想让他们和好，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３４〕文革伊始，陈伯达并不想当中央文革组长，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他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干，中央就没法安排你的工作了”。〔３５〕　陈被迫上了任。经历过文革的人会记得，陈伯达常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刘盆子”。人们对此很不理解，但是知道了中央文革和碰头会的“霸王”是江青，就能体谅陈伯达难于直言的苦衷了。然而人们又何曾想到，让“陈老夫子”担此要职，正是尽快给羽翼尚未丰满的江青等文革派以极大的权力和发展空间的好办法。伟人谋略之深，至今令人惊叹！

　　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陈伯达表示了反对，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要夺权。〔３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陈才改了口。１月２５日，为了防止军队混乱，林彪亲自口述制定的《军委命令》在中央文革那里过关，江青明显流露出不满。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回忆道，“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了，你快点走吧！’”〔３７〕防止了江青等人的阻拦。３月份，中央军委召开了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中央文革要集体到会一次，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对“刘少奇问题”的交底。陈伯达居然称有其他事不想参加，惹得毛泽东发出一声怒骂：“不愿意干的人，给我统统滚！”〔８〕

　　至于后来陈伯达听从林彪的建议，不让江青取得中央文革组长位置；准备“九大”政治报告，强调要搞好经济建设；压制江青，不许再用中央文革名义发档等等，本文上面已经论述。下面还要谈到陈伯达几次与江青等人作对，直到庐山会议上发动“倒张”。如此种种，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制约文革派的重要力量。

　　陈伯达为文化大革命出力时，颇受毛泽东器重；当他对文革消极时，则受到毛泽东冷遇；而陈伯达不愿再和江青等人为伍时，则被毛泽东抛弃。他们三十三年合作中的如此最后三年，被毛泽东夸大说成是“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３９〕毛泽东这样待人，难怪周恩来文革之初就对老干部们提了醒，“晚节不忠，一笔勾销！”〔４０〕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等人中间传着毛泽东对陈伯达一句很重的话，“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头老鼠就跑走了！”〔４１〕毛泽东的“船”即“文化大革命”之船，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去世，人去船沉，文革结束。如果陈伯达还在那条“船”上的话，也逃脱不了政治“殉葬品”的命运。

　　其三是汪东兴成为林彪的亲信。

　　汪东兴投向林彪成为其心腹，是透析汪东兴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中表现的关键，为此颇需笔墨，这里举邱会作回忆的一件事便可让人信服。

　　“汪东兴１９６９年底１９７０年初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汪东兴来往经过北京时，均邀请黄、吴、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就是反江青，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那里的‘底’，主要是：１、主席对林彪是绝对信任的；２、主席对高级干部厌恶中央文革一伙人很清楚，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３、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当成政治上的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汪讲了毛、江的不少非常秘密的隐私）。可以说，汪东兴那两次和我们的聚会，是为庐山会议上我们打击上海帮进行思想准备的一次重要活动。”〔４２〕

　　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汪东兴等人的关系，加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政治和组织力量，毛泽东绝不会忽视。他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上说的那个“军事俱乐部”，应当早就在他的政治视野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军事俱乐部”是被逼出来的，仅一例即可说明。１９６８年秋中央决定黄永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不许他去，毛泽东表态批准了，但周恩来还要带着黄永胜去向江青“赔罪”。周恩来再三叮嘱黄、吴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讲什么，你们都不能当面顶撞，要讲团结。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指着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说：你们带着红五星，两面红旗（指帽徽、领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的！〔４３〕在毛泽东早年井冈山起家时就追随他的老将军尚且经常受江青如此欺辱，众多的军队老干部怎么能不聚在一起来抵抗她呢？

　　以前江青把持中央碰头会，周恩来不得不屈从忍辱，其他人更是怕她。“九大”之后情况截然不同。那时中央里老干部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已被中央文革打散了，只有军队没有乱，军队主要领导干部是唯一可以与江青等人抗衡的整体力量。林彪等人的抵制，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即使没有结伙，也会被毛泽东看成是和以前的彭德怀一样，是个以军人为主的“俱乐部”式的政治集团。

　　于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形成、在碰头会时期结帮的康生、江青等人在“九大”后并没有“散伙”。有人说他们是在庐山会议上才形成四人帮〔４４〕，笔者认为要早得多，成员先后有异，帮派早已存在。只不过“九大”后江青等人的派别活动在林彪等人的压力下更加紧密罢了，因为他们不那样，就无法抗衡那个“军事俱乐部”。

　　中央里两个派别的争斗一开始就带有着政治色彩或是“路线”问题。在毛泽东领导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它一度被掩饰，此时已经开始激化并逐渐清晰，让人一目了然。

　　江青等人不搞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政治前途，就不会被毛泽东器重，就不可能在中国高层保住其地位，而且一旦丢掉权势，还要承担“祸国”“乱党”的罪名。他们还要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决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更多是他们表示拥戴毛泽东而经常要喊、不得不跟的政治口号。林彪对无休止的运动已经厌倦，而在考虑国家如何尽快转入正常的建设。那时林彪正为他在四届人大讲话做准备，先搞调查研究，题目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４５〕并想促成和推动“九大”后中央的工作走入这个方向。然而，中国历史上因为没有政治力量而无所作为甚至死于非命的“接班人”比比皆是。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今后的接班人时“曾提到张春桥”〔４６〕林彪不愿意文革派强大而取代他，就不能让他们没完没了地搞文革而受宠。我们不应当过多地指责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江青等人在那场接班人角逐中的对与错，因为文革混乱中的中国没有法制化的、程式化的、民主公开的国家最高权力传递制度，才是事情的真正根源。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彼时，中央里的军队派和文革派已经失去了团结的基础。双方矛盾继续加深成为必然。那时江青等人多少有些害怕林彪，尤以张春桥、姚文元为甚，无论是听老人们说起，还是从那时的新闻电影和照片看，他们和林彪在一起的场合，很是拘束，甚至有些惧怕，有时连靠近林彪都不敢，离得远远的。

　　毛泽东宠爱的文革干将们这么害怕林彪，无疑是林彪的灾难。因为这是挑战毛泽东绝对权威的一个侧影。身居政治局委员高位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尚且如此，那么党内众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人心目中就有了另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主宰。这实为封建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历朝历代统治游戏规则的大忌！

　　然而，“九大”后已经被过分削弱的江青等人从中得到了一个“实惠”，他们成文化大革命众多象征人物中仅存的硕果，成了取得打倒刘少奇“伟大胜利”的光荣代表，成为毛泽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最可信赖的中坚力量。于是，对江青等人的态度最终演绎成了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演绎成了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那时江青等人曾一度被制约，有人误以为文革派会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邓小平复出１９７５年执政时情况亦然）。持这样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毛泽东，忽视了治国者的权谋艺术——政治平衡。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党的干部队伍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在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国务活动中有过非同凡响的出色表现。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大舞台”上，在中国革命“长剧”文革这“一幕”中，“谋事在毛”！让哪些“角色”上台表演，哪些“角色”下台靠边，哪些“角色”谢幕离场，哪些“角色”坐冷板凳听候再次亮相……只有毛泽东才有权决定。而毛泽东运用这种权力时，常为人们不易察觉，难以琢磨。若是有人敢于搅了毛泽东的局，想以自己的好恶来干扰“角色”的进退，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迎头痛击。当那些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在扑朔迷离的“剧情”中发现毛泽东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文革派，反对任何可能的复辟和翻案时，已经为时晚矣，只能当个失败者的“角色”听从毛泽东的摆布了！

◇　江青向中央工作新格局挑战惹起争端

　　１９７０年来到了，在人们没有预料它是多事之秋时，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江青等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扶植起来的重要政治派别，难道就这样淡出政治舞台？他们再和陈伯达纠缠，和军委办事组去争斗难以改变局面，于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亲自上阵，矛头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整过周恩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多被重笔提及，为的是把周恩来和江青划分开来，把周恩来与文革的责任划分开来。可是“九大”后江青对周恩来的几次攻击，常常被人忽略。我们看到《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有这样的记载：“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４７〕

　　笔者从几位当事人那里得知，江青那天对周恩来的诽谤是前所未有的恶毒，从周恩来历史上的“罪行”说到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不仅乱说事，还诽谤周的人格和个人品质，实在令人发指。但《周恩来年谱》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为何如此？是江青诽谤周恩来不够厉害吗，是她整周恩来不够狠毒吗？

　　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对此深做研究，有助于了解那一段历史真相，好在有人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史料。邱会作回忆，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攻击周恩来，黄永胜当场于以反驳，带头中途退场抗议，并立即到林彪那儿作了汇报。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

　　“林彪说：‘最近以来，江青攻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立即安排了黄永胜、吴法宪当日晚七点到毛泽东处，而我（邱）则到了周恩来那里。江青前几次谈话都涉及到周恩来。每次讲过之后，我都利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机会，及时地向周恩来‘透风’。他听了以后总是表情凝重，压抑不语。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我很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你及时的通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历史上的事，你们虽然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但是事情的内容，中央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

　　“晚上黄永胜说，他们大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江青的胡说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对江青没有太大的愤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毛主席说：‘对总理的问题，她（江青）是随便说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你们（黄、吴）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向她讲的，你们也不要说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们来我这里，讲过她的问题，那今后你们的日子就不好混了！’”〔４８〕

　　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迄今为止仍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禁区”之一。林彪在周恩来受到攻击的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怕得罪毛泽东和江青，可见林周关系之密切远非人们现在的想像。

　　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黄永胜到他那儿去告江青的状，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状。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几句后，又告诫黄永胜（也是对林彪），不要把与江青的矛盾扩大，也不要把事情公开，否则“黄永胜”们就会“混”不下去。

　　周恩来是闻名世界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政府总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为何敢向周恩来叫板？对此，邱会作记得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说了几句他印象很深的话。“‘我（江青）同主席的关系，你们能见到的当然就是夫妻关系了，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同样，主席同总理的关系，你们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邱）想过，江青如此胆大妄为，攻击周恩来，整周恩来，一点没有‘背景’是不可能的。”〔４９〕

　　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的攻击没有奏效，就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冲突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造反派冲击军队院校时就明显了，其发生和发展不在本文论述之中。但是要提请人们注意是，每到文革关键时刻，林彪和江青的冲突就会爆发一次。比如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夺权正是江青得势之时，２月初，林彪与来访的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林气得脸色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大叫“叶群！叶群！”并对闻声赶来的秘书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５０〕又如，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而林彪在讲话中却提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义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江青认为这样讲有问题，在林彪的讲话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主席。林彪一看就气炸了，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当着秘书的面说：“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５１〕为何江青挑衅林彪，而林彪又发如此大火，常人难于理解。原来林彪说“有人（江青）把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专利，别人不许解释。且不论我讲得对不对，我敢讲，就是对那个‘霸王’的否定！”〔５２〕

　　林彪是“九大”党章中写入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江青亲自出马对林彪攻击多有不便之处，于是上阵了另一个文革派人物——张春桥，他出手的头一拳就对准了林彪的“要害”，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

　　１９７０年７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稿，张春桥修改了执行多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准提法，插进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成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要按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办，张春桥则主张按着他的新提法写，互不相让。周恩来表示要请示。结果毛泽东让汪东兴代其圈掉了“毛主席和”四个字，〔５３〕暂时“平息”了双方的争论。

　　张春桥此次出手未成，另外打出重拳。８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稿时，对二处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一是“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二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都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战胜了刘少奇，不必再为自己“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了，大家修改讨论或是删去这些用词，本属正常。可是张春桥却用挑衅的口吻影射林彪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５４〕吴法宪说“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是这样，就是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５５〕

　　吴法宪和张春桥爆发了争吵，吴拍桌子大骂了张。在场的陈伯达回忆说，他们吵得“声震屋瓦”〔５６〕会后，吴到陈处详谈了争吵的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向周恩来也报告了此事。〔５７〕

　　四天之后的８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离开北京前往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最后一次会，对宪法修改问题可能的争吵并没有发生，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已经写进了宪法草案中。据宪法起草小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回忆，请示康生后加的，加在序言里。〔５８〕

　　毛泽东自己删去了“天才”的副词，为什么林彪还要提？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字推敲”了，林彪要对江青等人的一列活动进行批评，只不过这是他说话的“由头”。为什么林彪不能与毛当面一谈？１９７０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杭州住，林彪在北戴河，他们没有机会相见，只能靠秘书在电话上传话。他们久别后的面谈，是８月２１日林彪上了庐山后拜会毛泽东时。林彪说了他的想法，就是后来那篇含有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内容的开幕式讲话，事先告诉了毛泽东。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们，是前不久“八一”社论和十天前吴法宪和张春桥争吵的继续，是林彪直接对江青等人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对文革派在“九大”后抵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干扰和破坏团结的批评。事情是文革派挑起来的，对江青不便明着说，只好指向张春桥。庐山之争已成必然，只是以什么题目、用什么方式爆发出来而已！

　　然而，林彪有了失误，他没料到中央委员会里厌恶文革派的人居然那么多，一点火星就燃起“烈火”，群情激起要揪张春桥。形势使林彪多少有些盲目，忘掉了整那个“文革红人”会导致对张某近几年来所作所为的追问，难免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敏感之处，从而会引起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同样，毛泽东也有失误，他没有想到林彪想批评的“那些事”会引起大家如此共鸣，同意了去讲，忽视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对付江青等人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形势使毛泽东警惕，敏锐地发现了庐山上大家群情激起“揪张”的背后是什么？那是隐藏在人们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情绪。

　　林彪盲目和毛泽东敏锐之处，正是庐山会议上斗争的焦点。它既不是通常所说的“设国家主席之争”，也非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他视为自己一生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他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

　　“九大”后中央里军队一派和文革一派的矛盾越演越烈，终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了出来。然而，中国那时的政治走向必须在一个人的左右之下运行，那就是已经被“神化了”的毛泽东。被尊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是那么地自信，那样地执着，虽然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给他来日已经不多，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心中是多么地重要呀！即使面对着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他也“要敢于反潮流”〔５９〕，倾其生命最后精力拼力一博，把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坚持到底。从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起，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批‘周公’”、１９７５年“反击右倾翻案‘批邓’”、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四五事件’”……中国现代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一幕，无不在毛泽东股掌之中演绎着发展着，直到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巨人１９７６年９月去逝。中国历时十年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因为没有了亲自发动领导者和挚意坚持者而落下了它的帏幕。

　　从此，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翻开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