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求和真相与湖北人民和平运动
谈瀛
(一)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从发动内战的那一天起，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蒋介石集团推行其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注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蒋军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特别是1948年内军事形势的变化，加速了其独裁统治的总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看到形势发展对它不利，试图用一条“妙计”来解救它的对华政策的危机：即是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发展桂系力量，必要时，以李取蒋而代之，继续充当美国在华的工具。1948年夏，司徒雷登即向蒋有所指点，同时还向北平教育界吹风，希望制造恢复国共和谈的空气，对蒋施加影响，对中共进行试探。在此前后，办过外交的桂系策士甘介侯奔走于桂林、香港之间，与美国当局多次接触。蒋桂之间同床异梦，当时己有若干蛛丝马迹，引人注目。到“国民大会”开场，蒋(支持孙科)、桂(由李宗仁出马)角逐“副总统”时，矛盾就公开化了。
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一个显著的转折点。蒋、桂之间的钩心斗角更加剧烈。淮海一役，蒋介石的精锐主力部队已大部被歼，他还想孤注一掷，可是手中已无可供下注的赌本了。曾经再三下令并亲自用电话催促白崇禧调兵驰援，白崇禧托词推诿，袖手旁观，继而利用蒋的极端困境，通过“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推出耿伯钊、李书城先生，授意于“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原议长何成浚秋间离鄂后，由艾主持议会)在议会中提出促蒋谋和的议案。在此以前“湖北省参议会”中，早有一派人是反对蒋的内战政策的，并通过《湖北论坛》(期刊，1945年在恩施创刊，抗日战争胜利后，迁汉出版，1947年改名《自由论坛》)在言论上有所反映。这时候，一方面有白崇禧的授意，一方面有李书城、张难先、耿伯钊诸先生从会外施加影响，因此，艾毓英等这项提案得到多数参议员的附合而讨论通过。接着，通过了以“湖北省参议会”名义致蒋介石电，警告蒋“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遵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同时，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且将电报全文交通讯社、报社公开发表，用来揭底“逼宫”迫蒋下台，以便由李宗仁出面“收拾残局”。
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中，“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不得不于1949年1月1日发表“元旦文告”—求和的声明。
事情的变化并不象蒋介石、白崇禧以至美国政府所设想之“妙”。他们所讲的“和平”，是为了保存其各自既得利益的虚伪的和平，是缓兵之计。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各派民主力量，都想争取这样的和平，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也赞成这样的和平。虽则两者性质不同，、针锋相对，可是，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特别是蒋介石求和声明的发表，却给人民带来了公开说话的机会，为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造成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湖北人民和平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的。
(二)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王湾(唐代诗人)的别开生面，深刻反映时序变迁，富有生气和希望的舟次除年(《次北固山下)))诗句，好象是为旧中国的最后一个年关抒情写景。
1949年，我在武昌家里与设在汉口的“新湖北日报”编辑部的同事通了电话，获悉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已由“中央通讯社”以所谓“总统”元旦文告，作为头条新闻发表。我虽然没有能够看到全文，但已感觉到蒋介石的葫芦里要卖的药，不外是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实力罢了。随即引起一连串的感慨。我回顾到抗日战争前的西安事变、抗日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越想越感到中共历来顾全大局，从团结抗日到战后实现民主、和平、建设的愿望出发，对蒋介石及其一伙，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在日本投降之后，全国人民一致希望在抗日胜利的基础上，国共两党开诚合作，对外杜绝外国势力的影响，对内共同致力干建设事业，这种希望真是何等诚恳，何等殷切！其间，许多民主人士，力图阻止这场战祸，为此而向蒋氏提出劝告，奔走呼号甚至牺牲生命。但蒋介石却不肯放下屠刀，一意孤行。空前的内战战火燃烧起来了。现在，蒋介石又忽然变出一付悲天悯人的面孔，开口求和。我这样思前想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如骨鲠在喉，非一吐为快。
新华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和1月5日《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在当时严密的新闻管制封锁下，我们无法及时收听。元旦上午，我仔细研究了蒋的求和声明全文，我等待着各方面的反映。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对于蒋介石新年献词的反映都是冷冷清清的，甚至蒋介石集团的宣传工具也很少议论。由于蕴蓄已久的思想感情，我终于在1月4日夜间，一挥而就地写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和平》一文，交给《新湖北日报》，于6日以社论发表。后来，我看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并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回头再看我写的《人民心目中的和平》一文，对于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需要怎样的具体条件，思想上还是比较模糊的。
1月7日，即《人民心目中的和平》一文发表后的第二天，周杰先生与我在渡江轮船上相遇，他对我说：“你的文章把大家心窝里的话讲出来了。”上岸以后，我陪他共乘三轮车到交通路《自由论坛》社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交换了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后对时局的看法。我说：“最好是顺水推舟，借风过河，利用这个时机，发起举行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和谈会，敝开讨论和平间题，从而掀起一个反映人民意志的和平运动。”周先生频频点头，欣然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越快越好。在我提出由哪些人，用什么方式发起等间题以后，周先生考虑了一会说：“最好是由艾毓英用省参议会的名义发出举行座谈会的通知……”他要找艾谈谈。
8日上午，我去武昌阅马场原省参议会会见了艾毓英。我向艾提出了我的想法，他没有等我多加说明，就连声说：“好！好！我也正在这样想，可算是不谋而合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商量一下。”经过交换意见，把开会的时间、地点、邀请的对象、讨论的主题都初步确定下来了。我们的设想是通过这次座谈会能够达成两项决议：(1)以47湖北省各界名义分别向中共和“南京政府”发出促请早日实现和平的文电；(2)组织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作为开展和平运动的主持机构。艾毓英要我留在那里，先把文电稿件拟出来，我说还是由他亲自执笔为好。正在互相推让的时候，张式训来了(张是省参议员)，张这时与艾过从较密。以后不久，我才知道，张早已与江汉军区城工部地下工作人员有联系。艾向张扼要地介绍了我们刚才交谈的内容，张也连声叫好，热烈赞成。我边听边插话，边酝酿电文的“腹稿”。最后由我口述，由艾执笔，完成了这项准备工作。艾即景生情地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说：“可以演一出《借东风》了”。张在旁报以会心的微笑。
第二天，艾毓英就用“省参议会”的名义，向在武汉的湖北省各界知名人士发出了举行商讨促进和平座谈会的邀请通知。
(三)
1949年1月12日，在武昌阅马场辛亥首义军政府旧址、“省参议会”的大会堂，召开了湖北省各界人士商讨促进和平的座谈会。
通知开会的时间是上午8时30分，大家准时到会，打破了以往各种集会不遵守时间，姗姗来迟的旧习惯。应邀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在武汉的辛亥首义老人、有湖北各界知名人士、有武昌工商界的代表【注】、有在武汉的“省参议员”。汉口各报社、通讯社也有记者赶来采访新闻。据回忆，到会的人数约在400人以上，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就开会的地址说，它最初是清末的湖北省咨议局，辛亥武昌首义的军政府也设在这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后，这里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前国共两党上层曾在这里共商革命大计。就参加座谈会的人士来说，如李书城先生、熊秉坤先生、李西屏先生，都是辛亥首义的重要人物。这就为这天的座谈会增加了革命的爱国的传统意义和正义气氛。
座谈会按照预定的程序顺利进行。艾毓英首先致词，作开场白，简明扼要地介绍了12月29日“省参议会”决议致电蒋介石提出恢复和谈的经过，说明了邀请举行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他说：“三年内战之后，重新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是‘湖北省参议会’，不几天就敲开了和平之门，现在的问题是促其早日实现，需要全省各界人士群策群力……”接着，他提出以湖北各界名义，分别致电国共双方呼吁和平，成立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两个议题。艾讲完后，有几位相继发言，表示赞同，李西屏先生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不是讨论应该不应该和平解决的间题，而是全力争取迅即实现和平解决的时候了”。两项提议和电文都顺利通过，座谈会上还通过了一项临时提议，委托贺有年、谈瀛起草《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座谈会开到正午12时结束。
座谈会进行中也出现两段小插曲。先是有人发言，有意把矛头指向中共方面，说什么“只要中共罢兵，和平立即实现，否则都是无益的空谈。”当即有人起而发言，予以驳斥，使其愤愤不平的悄然离开了会场。继而是在通过致毛泽东主席电文时，又有人叫嚣“法统”，引起公愤，受到呵斥，狼狈退会。
1月16日上午，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开会地点仍在首义军政府旧址。大会开始，首先推定熊秉坤、李书城、艾毓英、李西屏、张春霆、韦卓民、周杰、陈时、刘秉麟、耿伯钊、沈肇年、贺有年、胡忠民、喻育之、许莹琏、胡楚藩、杨若霞(女)等17人为主席团，李书城为总主席主持了会议。接着，通过了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简章，由大会选举了39名干事，组成干事会，干事名单如下：
熊秉坤、李春置、李西屏、李书城、李继膺、耿伯钊、陈时、沈肇年、艾毓英、周杰、贺有年、严干佳、胡忠民、许莹琏、张春49霆、张难先、喻育之、李廉芳、刘秉麟、韦卓民、谈流、曹美成、彭凤昭、张国和、胡楚藩、杨若霞(女)、汪世奕、王延年、黄英、王雪鹤、蔡受之、段锡之、刘宝鼎、成开勋、胡竞成、王彭年、朱怀冰、彭进之、何成浚。
《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是由我起草的，事先曾向李书城、周杰和艾毓英征求意见，并与贺有年也交换过意见。周先生说：“照《人民心目中的和平》那篇的立意来写就行了”。李先生指出，此时此地，只能就和平谈和平，专就促进实现和平来立言，不为左右袒。贺先生和我还考虑到大会上成份复杂，想法并不会完全一致，怎样写才不致引起争执、得到顺利通过。在具体执笔时，我确实感到不易措词。文中所提的4点要求：(1)双方立即就地停战；(2)双方立即停止征兵、征粮，停止城市设防；(3)双方立即释放政治犯和俘虏；(4)双方立即保障言论自由，允许书报流通。则是经过我与李、周、贺、艾等反复磋商才确定下来的。后来，李书城先生去解放区曾把这份宣言面交中共领导人审阅。李先生返汉后，亲自告诉我和贺有年先生说，中共领导看过了，表示谅解，认为处在武汉，只能够那样写。李先生还向我转达了中共领导人的一个提示，说今后在宣传上要同时揭露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指使蒋和桂系发动和平攻势的阴谋。
1月17日，汉口的各报都报道了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的情况，登载了“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的全文，《新湖北日报》把宣言登在原社论栏的地位。
1月18日，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举行干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推定李书城先生任会议主席，按照会章，选举是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常务干事是：
李书城、张难先、艾毓英、耿伯钊、陈时、周杰、贺有年、胡忠民、沈肇年、谈瀛、喻育之、朱怀冰、许莹琏。
会议决定，(1)以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名义分电中共和国民党政府，促请迅即实现和平，电文重申了宣言提出的4点最低限度的要求。(2)推李书城、艾毓英、耿伯钊三位常务干事，代表湖北人民促进会，当面促请白崇禧率先在华中地区、湖北地区和武汉立即实行停止征兵、征粮、停止城市设防、释放政治犯。
第二天，李书城、艾毓英、耿伯钊三位常务干事去见了白崇禧。白对具体要求，避而不答，只是说：“听说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参议会派有代表来湖北方面联系，你们大家可以互相商讨一下，看怎样才有利于恢复和谈，维护大局。”白崇禧这时的用意，还是想扩大制造“和平”的声浪，利用它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早日下台。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有力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由于淮海战场的彻底失败，平津局势的急转直下，桂系的分裂，全国舆论的谴责，求和阴谋的被打破，蒋介石终于在1月21日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李宗仁乘势取得“代总统”的名位，并被迫于1月22日发出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声明。
(四)
湖北省参议会1948年12月29日，主张恢复和谈的文电发表以后，其他一些省的“参议会”相继响应。首先是河南省参议员刘绩学轰出了一炮，直接指责蒋介石，措词比较激烈。继之“广西省参议会”在桂系的策划和指使下，致电“湖北省参议会”表示支持。稍后，江西、湖南的“省参议会”也来电表示赞同。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并发表宣言以后，各地和平声浪随之兴起，o河南、广西、湖南、江西四省的“省参议会”都派出代表相继来到武汉，与“湖北省参议会”进行联络。“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和驻会参议员等曾以东道主身份，举行欢迎宴会。在白崇禧的示意下，他们曾酝酿组织“五省和平促进会联合会”，但在蒋介石声明51“引退”、李宗仁取得“代总统”地位以后，白崇禧对这种联合组织已经不感兴趣。实际上，武汉方面的和平运动，随着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成立，己经突破了“省参议会”的范围和白崇禧的导演了。所以在各省参议会来汉代表回去以后，“湖北省参议会”也未再与他们联系。所谓五省和运联合组织，也就没有下文了。
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汉各界人士的愿望。李书城先生等首义老人，在湖北地区早有一定声望，而且与工商界人士历来有些联系。他们挺身而出，奔走呼吁和平，大大地助长了人们对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给动摇的工商界带来了安定剂。接着，汉口方面成立汉口市和平促进会，工商界有代表性的人士陈经舍、贺衡夫、华煌卿、王际清等都被推担任该会的负责人。
2月间，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常务干事举行了会议。李书城先生表示愿意亲身前往河南解放区会晤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促进和谈。据说事前已得到白崇禧的同意，白崇禧除送给路费指派专车相送外，还亲笔给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写了一封求和信，托李面谈。陪同李书城先生前往的有李伯刚先生。这时，正是农历春节之后，气候还很冷，李先生临行之前对促成华中地区的局部和平，似乎抱有很大信心。
(五)
元月下旬，蒋介石虽已被迫退居幕后，但仍然在奉化继续维系和指挥其残余力量，进行破坏和平的活动。李宗仁虽已取得“代总统”地位，但幕后的蒋介石却不让他在台上按照桂系的剧本表演，李宗仁1月22日发表以中共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声明，孙科的“行政院”却奉承蒋的旨意，于同时宣布“迁政府于广州”，用以否定李宗仁的发言地位。2月9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上海提出要“平等的和平”甚至叫嚷“不惜牺牲一切”与共产党周旋到底。这样，就使李宗仁孤悬在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处境十分尴尬。“江山只认民为主，李代桃僵亦枉然”。
同蒋介石一样，桂系也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白崇禧向来自以为在军事上有些谋略，远比蒋介石、陈诚高明。这时手里还保存有点实力，加上李宗仁已取得“代总统”的所谓“合法地位”，更加希望在美国的合谋和支持下，从“和谈”中捞取油水，最低限度是保全自己的实力·他同意李书城先生去解放区商谈和平，并托李传书捎信，用心在于借李之口，把桂系求和的条件，转达到中共方面。据说白提出的条件是：(l)由李宗仁代表南京政府，全面议和，借以保存桂系在政治上的地位；(2)不改编桂系部队，解放军不向广西进军，以求保存桂系的实力地位。如二者不可兼得，则宁舍其一而力求其二，来一个局部盘踞。说穿了，私人的武装、割据的地盘，就是桂系求和的基础。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的义正词严的驳斥。
李书城先生从解放区回到武汉后，白崇禧知道他的打算落空了，立即撕下了他假和平的面孔，一面装出一副准备在武汉背水凭江、破斧沉舟一战的架势，一面密令桂系主力部队张淦兵团沿平汉铁路向武汉外围收缩，以便随时从武汉兔脱，摆脱被解放军围歼的危险。李书城先生几次往见白崇禧，白托词不接见，写信给白，白也不作答复。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部份干事和大部份常务干事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假座武昌曹祥泰商店楼上，举行叙餐。听取了李先生关于亲去解放区及返汉后一些情况的汇报。大家对于中共对时局的主张，和谈条件，军事形势，对蒋、桂的和平阴谋，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此，和平运动转入为迎接解放而斗争。
李书城先生先后在湖北通志馆，并应湖北省农学院的邀请到该院进行讲演，答复了一些新闻记者的访问，还利用他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的机会，53介绍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宣传了中共的政策、方针以及对时局的看法。我记得李先生曾讲到，他在解放区亲见各地老百姓人心安定，社会秩序井然，人们正在玩龙灯、舞狮子，欢渡春节，庆祝解放。解放区过春节比这边热闹得多！人们听到李先生的讲话以后，扫除了种种怀疑和顾虑。不仅使谣言失去了市场，而且自此以后，国民党挖空心思编造的一切对共产党的诬蔑之词，更加没有人相信了。
由于李先生几次公开讲演、发表谈话、宣传中共的政策，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同时，艾毓英也由于积极参加促进和平的活动，为反动派所注目。有些特务分子，先是散布谣言，后来甚至发出恐吓信件。3月中旬，我也陆续收到了这类恐吓信。恐吓信中说，如不敛迹，即将置之于死地，要把他们捆进麻布袋，扔进大江之中。虽然那伙人实际上还有所顾忌，不敢马上下毒手，但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特别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对李、艾等的安全十分关心，直接地或间接地提示要提高警惕、防备万一。
在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一些主要成员的推动下，湖北省通志馆，由李廉芳、张春霆、陈东纯、覃孝方等几位先生带头发起赞成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的签名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得到教育界人士和各中等以上学校广大学生的响应，迅即深入推广，很多机关、团体以至工商界都相继通过半公开半秘密的形式，展开了签名活动。我所看到的一份签名书序言，很简单扼要，标题是：“中共和平建议的八项条件”，在列举八条原文之后写道：“赞成者签名”。此举一则人心所向，一则形式简便易行。所以这个签名运动，进展很快，签名的人数很多。
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在宣言中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文字措词虽面向双方，现实作用在于争取湖北地区—主要是武汉方面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监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迅即释放。在狱人员，闻风而动，很快就组织起来，表示积极响应，用各种“合法严斗争形式，向国民党法院方面提出抗议和要求。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有关人员的家属和亲友，人民和平促进会的部份主要成员，分别从各方面对法院当局施加影响，在舆论压力下，法院被迫改善了对在狱人员的待遇，以后在三四月间还陆续地释放了一些人。
2月下旬，在白崇禧调动其主力部队，张淦兵团向南收缩，扬言扼守武汉，实则随时准备兔脱之际。《新湖北日报》及时发表了一条“张淦兵团南下”的消息加以揭露，触及了白崇禧的痛处。白崇禧见报后，十分恼怒，亲笔下“手谕”罚令《新湖北日报》停刊三天，并追究责任。
在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和江汉军区城工部深入开展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大家针对白崇禧的阴谋，就白崇禧逃走前搞拆迁、搞破坏，就白崇禧逃走后，解放大军进入武汉前的社会治安和秩序等问题，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从这两方面进行准备，采取行动。经过酝酿，串连组成了“武汉人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推定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艾毓英、陈经舍、贺衡夫等为召集人。旋又根据三镇具体情况，于武昌、汉口、汉阳分别成立执行机构，分别确定负责人员，随着形势的变化，在组织名称上，也先后各有变化。
3月间，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和平谈判代表团。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指派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并宣布于4月1日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湖北省参议会曾会衔致电双方代表团，表示迫切期望和平谈判成功，早日结束内战，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谈判，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它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从全局和白崇禧在武汉的动态看，全面性的或在武汉局部的和平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面对白崇禧，反拆迁，反破坏的斗争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李书城、张难先、周杰先生等，为此前往会见白崇禧，当面提出维持武汉和平秩序的问题，白崇禧板起面孔回答说：“你们的意见不外是要我不在武汉打仗吧。可是，如果我退到长沙，长沙也要我维持秩序，不在长沙打仗，我又得退到广西，广西人又要我维持广西的秩序，不在广西打仗，请问诸位我再退到那里去呢?”最后，他还补充了几句说：“守土有责，我是义不容辞，军机大事，谁也不能干预。”接着，他站起身来，表示送客，不让大家再说下去了。正由于越来越看透了白崇禧毫无悔过之心，大家就更加提高了对白崇禧逃走前大举破坏的警惕性。采取各种方式，运用各种因素对白崇禧进行劝告，提出警告。首先是张难先先生，当面恳托李任仁向白崇禧进言，接着，又由几位地方晋宿以桑梓大义，责成胡宗铎向白进行劝告，并转达武汉各界对白的两项要求，即：一、与作战无关的一切建筑、设备，不得破坏；二、白撤走时，留下湖北省会及汉口市警察力量，负责维持秩序。白崇禧为了敷衍舆论，勉强答应下来。不几天，白崇禧不顾诺言，仍在秘密指示所属守备部队，在撤退前破坏市区水电设备和轮渡交通。鉴于事情十分紧迫，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等几位先生，又在胡宗铎进言的基础上，给白崇禧写了一封信，进一步提出三点具体要求，除以上述及的两点外，加上保护青年学生一节。
我回忆，这封信缮正后，张、李、耿等几位先生都亲笔签了名。张难先先生看后经过郑重考虑，认为其中个别词句，需要斟酌修改，但时间刻不容缓，来不及改缮全文，再次送请各位先生重新签名，只得就其中有所修改的一页，由原手加以重缮。为了改稿的字数必须与原稿相当，不致牵动最后一页，所以在改缮前大费匠心。张难先先生把这个任务交托给贺有年先生，我恰因事去贺先生家中，所以也参加了文字上的斟酌、增减。改缮以后，还是委托胡宗铎亲自转致白祟禧的。关于信中所提出的制止破坏的要求，主要由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领导和策划下，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关于信中所提出的留下省市警力维持治安的要求，则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深入开展统战工作，进行策反活动。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武昌市长蒋铭，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胡慎仪等接受党的政策，采取弃暗投明的行动，其结果超过了一些人的意料，完全成为事实。
【注】：1947年，原隶属湖北省政府的汉口市政府，经“行政院”决定，改为直辖于“行政院”，不再受湖北省政府管辖。湖北省会所在的武昌，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了武昌市政府，一直隶属湖北省政府。武昌、汉口一江之隔，各自为政，所以在发起促进和平座谈会时，没有邀请汉口市方面的各界人士。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