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劳拉转眼已走了八年了。贴此文以示纪念。）新年来临的瞬间，纽约时代广场上空徐徐降落、光彩夺目的巨大彩球绽开，2000的巨幅字样展现在面前。欢腾，一片欢腾，《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在夜空回荡，五彩缤纷的烟火升空。人们在拥抱、接吻，热烈地欢呼，憧憬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妻子和我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同样的激动，同样的憧憬，同时也在为我们的老朋友劳拉祝福。她快九十岁了，住护理院已快十年，依然健在。
九年多刚来美国时，妻子引见了她的忘年交，一位七十九岁的白人老太太，虔诚的基督徒劳拉。星期天早上，我随妻子去劳拉的教堂参观。礼拜后喝咖啡的时候，劳拉见我们过来，立刻费劲地撑着拐杖从沙发中起来，大声打着招呼。她有一副近似东方人的面孔，实际上她是个德国人的后裔。她化了妆，一身鲜艳的大红衣裤，矮胖的个子。妻子夸她的行头漂亮，劳拉笑得开心，连声道谢。跟着劳拉的弟弟、弟媳两位老人也过来凑热闹，热情地问长问短。我整个一个傻，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按妻子的吩咐回答他们的热情问候。糟糕的是妻子还传错了信息，该说“我也很高兴”时说成“你也很高兴”，明明该是说“yes”却说成了“no”！老人们明知错了，也不纠正，怕我们窘。
劳拉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四十年代初，她是一名军队的护士，随着作为军医的丈夫来到战火纷飞的菲律宾。她总是回忆着美军前线士兵们向她喝彩时的情景。她当时的感觉就象自由女神。战后劳拉和丈夫作为驻日占领军在日本呆了几年，随后复员回国。正当他们生活在宁静之中的时候，丈夫突然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日后劳拉又嫁给一个医生，可才一年，第二个丈夫又死于心脏病！这是她不幸的两次婚姻，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孩子。当年在菲律宾前线，她染上了严重的脑炎，留下时常剧烈头疼和浑身无名疼痛的后遗症。第二个丈夫死后，她又由于肾癌切去了一个肾，一度生活不能自理，住了近十多年的护理院。
她爱提这些往事。就算是显示自己的意志力吧，也确实应该自豪！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磨难没有使她失去对生活的信念。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她首先要独立。在护理院呆到第十年，她的健康奇迹般地一点点好起来。这时她就坚持搬出了护理院。我妻子认识她时，劳拉已在弟弟的住宅附近住了十多年。她一个人住一套公寓的房间。这套公寓的租金很高。因为她是复员军人，从政府那儿得到的津贴不低，所以还住得起。生活上她基本自理，偶尔弟媳帮着买点菜。她和公寓里的其他人合雇一个墨西哥妇女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其实那墨西哥妇女买来的多半是微波炉食品。劳拉从不下厨房，身体不行是一个原因，主要是她不喜欢烹调。
由于腿脚不便，劳拉只能呆在屋里。车子是早就不能开了，又不喜欢下厨房，那她干什么呀？“听书”、看电视、打电话。“听书”就是借来“读者文摘”一类的杂志的录音磁带听故事。早些年眼睛还好，是订阅书刊，后来眼睛越来越差，就订阅大字体的“读者文摘”看。近十年眼睛乾脆不能看了，改成“听书”。每听完一本书，她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来，她让我们看这些听过的书的目录时，就象展示她人生的的巨大成就似的。也是，评价生活要看个人的生活态度。她弟媳常给她送些旧报纸，她有时借助放大镜翻翻，能看多少看多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干。
看电视多半是看体育节目和新闻，她看橄榄球比赛激动万分！当地的酋长队在全美职业橄榄球队居中游水平，小胖老太太是这只球队最忠实的球迷，无论它表现如何。美式橄榄球是美国特有的对抗性最激烈的体育比赛，看起来的确刺激人，可她是个弱不禁风的老人呀！我们到她那儿去做客，她说到橄榄球比赛就眉飞色舞。酋长队要是赢了当时最强大的布法罗队，她就扶着沙发站起来跺脚，只差一拳把布法罗的“坏蛋”们打死！酋长队输了，她只是摇摇头，淡淡地说：“真是运气不好！运气不好！……以后还有机会，会有机会的！”如果是看什么电影一类的文艺节目，她可要睡上好几觉。整个周末，除了去教堂，或打电话，她都在看体育节目，是球赛就看。
打电话也占了很多时间。她住的公寓就是个老年人公寓，亲戚朋友关心问候的电话很多，有时就和邻居打电话，楼上楼下一聊个把小时。一到逢年过节，问候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她简直都累坏了！圣诞节前她还要写贺卡。这是她精心准备的一件事，节前好多天就忙。仔仔细细地写好一封“年终总结”，复印一、二百份，拿出通讯录，将贺卡一一发出，告诉亲戚朋友，她又充满信心地生活了一年，和病魔斗争了一年！明年仍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可她的医生越来越多地劝她搬回护理院。她的身体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垮下来。如果夜里发病，或是摔倒，没能力打电话可怎么办？劳拉一听这话就生气，她从来就讨厌被人照顾。
我们每个星期六都到劳拉那儿坐一坐，聊上一、两个小时。到劳拉住的公寓楼下，先在大门外给她打个电话。劳拉知道我们等在楼下，便在自己的房间里按个专门的电钮，公寓的大门的锁就自动打开。当我们来到劳拉住的那层楼的过道，她早在门口等候，“请进！欢迎！”眉开眼笑，精神抖擞。要是我们偶尔有个礼拜没去，她就玩笑道：“你们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们？”
劳拉很大一部份话题是追忆往事。童年，学生时代，家庭，职业生涯等等，说起来滔滔不绝。她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乡村，父亲是个小农场主，生活贫寒。幼年时的情景始终记忆犹新。母爱，她多少次地重复六岁的她和弟弟，在一个雷雨大作的深夜坐在母亲的双膝上吓得发抖，依偎着妈妈。焦虑，每当有哮喘病的父亲旧病复发，她总觉得父亲会马上死去。说得最多的是她怎样和病魔做搏斗。她拿出记录“听书”的目录，指着某一页歪斜模糊的字迹回忆，那时她头疼发作极其剧烈，几乎握不住笔。她每天祈祷上帝给她平静，坚持听录音，从中感受生活的意义，汲取力量战胜自我。我注意到这一页页字迹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听书”目录，十分感慨。
照她的生活态度，做人就得意志坚强，只要有能力就得独立生活，自食其力。她住的公寓前的一所房子里住着一对黑人夫妇。女的是盲人，男的又聋又瞎！每天这俩口子都手拉手去坐公共汽车上班。劳拉多次提到他们，很是敬佩。然而她对黑人整体评价不高！我们谈到黑人的体育天赋时，劳拉不以为然，说各个大学总是挑一些黑人体育尖子打球，实际上他们连字都写不好。提到黑人的家庭更是连连摇头，“很多人没有正经的家庭！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对目前黑人社会地位相对低的评价是，“他们不刻苦！林肯解放黑奴一百多年了！那时大家都很穷，可为什么现在白人的生活都好了起来，而黑人还是在社会的底层？”她一说到穷人吃救济就来气！“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尽是黑人独身母亲，吸毒成瘾的黑人！乱七八糟，不求上进！他们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做过什么事？什么都没有！”劳拉说的不是无中生有，但种族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族偏见，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的社会中。相当一部份美国白人都有这种偏激情绪，劳拉不过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说老实话，劳拉对我们俩口子的好感有点儿先入为主。她认为亚洲人勤奋，能吃苦。她在日本的那几年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劳拉知道我英语不好，找工作很困难，便真心地希望帮助我。一次我到她那儿拿报纸看，劳拉急切地拉着我说着什么，见我发愣不知所云，又把我拉到窗前指着街上一通说。我更糊涂了，还以为她需要什么帮助。后经妻子询问才知，附近新开张了个快餐店，劳拉要我去申请工作。“你一定要说你行！你什么都能学会！别怕！不断地去说！你就是行！我给你打电话联系！”劳拉简直就要拉着我去那儿，象个护犊子的母亲。
在劳拉告诉我去闯之前，我已在另一家快餐店求职碰壁。在她的鼓动下，我又去试，声称无所不能，无所不学，最终感动了经理，得到一个清洁工的位置。劳拉知道后很高兴，说我以后没准能开个快餐店！典型的美国人的乐观态度和自信心。
美国人平等意识很强，这点在劳拉身上体现得特别充份。她手总是颤抖，根本不能修剪自己的指甲，每次都是到医院雇护士干。我妻子主动提出帮她剪指甲，老太太马上爽快地同意。修剪完毕，劳拉立刻拿钱。我妻子坚决不收，她有些不快！我们用中国的道德观念解释这是为什么。但她说：“我知道友谊比金钱重要，但我不能占你的便宜！我也付得起这钱！这是美国！你们要允许我按美国的习惯！如果你不收钱，下次我不让你剪了！”
我妻子过去也曾是护士，于是她俩有聊不完的医院的话题。劳拉最喜欢急诊室的活，说这工作充满希望。一个个危重病人、伤员在医生、护士的紧急救护下转危为安，真令人心慰。她提到当年的这些往事就激动起来。一些抢救病人、伤员的故事说了许多遍，可下一次提到，她又象第一次提到时那样兴奋。我妻子也是快人快语，同样觉得急诊室的活儿痛快！好家伙！两个大嗓门“吵”得不可开交！
象劳拉这样的人当然会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和正义感。我刚到美国时，正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和西方盟国联合一些阿拉伯国家，在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集结重兵，准备夺回这产油重地。西方联军之举有反侵略的正义性，但更重要的是海湾石油是西方工业国的生命线，所以美国的反应是迅速、强烈的，举国上下情绪激昂，舆论一边倒，要置伊拉克的恶魔于死地而后快！劳拉恨不得上前线！当收复科威特的战役打响后，激动万分的劳拉象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用各种方式表达对美国政府的支持。在自家临街的窗户上，她贴上标语，“我支持我们的军队！”并常去教堂为美军士兵祈祷，每天都格外留意新闻，诅咒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联军迅速收复了科威特，她象孩子一样地欢呼，认为正义得申张。
劳拉这年春天去了加利福尼亚。她最钟爱的侄女要和一个中国人结婚，她去参加婚礼！这是劳拉晚年少有的快事。他们的家族中要有中国人了！三个星期后，她兴高采烈地返回，给我们看了一大堆照片。好几个礼拜，一见我们就抱出照片讲个不停。然而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接连好几次摔倒在屋中。虽然没有受伤，但医生不断的警告和亲戚朋友们的再三劝导，使劳拉不得不再次考虑重新住进护理院。先是她的弟弟和弟媳告诉我们，劳拉决定回到家乡，一个边远农村的护理院。那小镇是她出生的地方，受洗、第一次结婚都是在家乡的教堂进行的。她第一个丈夫也埋在那儿。劳拉一直说，她死后要埋在他身边。现在她要叶落归根。
那个周末我们去看劳拉，她正处在人生困难的时刻。劳拉一见到我们便平静地告诉她的决定。她显得有点疲惫，第一次拿出珍藏许多年的照片给我们看。那是人生的画面，从幼年而来的足迹。童年，学生时代，两次婚姻，几十年与病魔的抗争。她指着一张张照片回忆着，自言自语。最后还让我们看了她已准备好的寿衣。她的诉说是这样平静，似乎是在准备一次远足的旅行。不！就是在准备一次旅行！她将回到她来的地方，上帝的身旁。我们都很难过，体会着岁月的无情，静静地听她倾诉，久久的，久久的，……
余下的两个星期，劳拉只是在等待。她把所有的家具都标上价格变卖。周末探望她时，只见家具一件件被买主拿走。临走的那个星期日，她的床也被人拉走了。劳拉孩子般地站在阳台边的窗前，喃喃道：“我的床被拉走了！那是我的床！”劳拉把我们领到另一间已经空荡荡的房间，拿出几件精心为我们准备的小小的纪念品。彼此默默无语。
道别是在第二天早上，春末夏初，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在弟弟家过夜的劳拉在弟弟、弟媳的陪伴下走过来，劳拉穿着我们交口称赞过的大红衣裤，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精心地化了妆，象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我们在林荫道下紧紧拥抱。离别了！相对无言，内心只有祝福。那小车拉着劳拉渐渐远去。脑海里久久地都是那句相互道别的话，“我会想念你（们）。”
第二年春天，我和妻子曾驱车几百公里看望过一次劳拉。在只有一条街的小镇边的护理院中见到了她，并带给她喜欢的中国炸虾片。劳拉很高兴，但看得出，自从到了这儿，她一直心情不佳。她一连说了好几遍“我没有别的选择”。是的，到这儿最少麻烦亲戚朋友，可你要知道这里的气氛，大部份是老年人，还有些残疾人，傻得必须有人给他们喂饭。劳拉一度不想走出自己的房间！
劳拉领着我们走进各个老太太、老先生的房间介绍着我们。最后来到院子里。她指着两颗树苗说，这是她刚来的时候种的苹果树。“就是我知道明天自己要死，今天我也要种苹果树。”一句格言。
时光过了一年又一年，每个圣诞节前我们都收到她的贺卡和一张复印的“年终总结”。她告诉我们，苹果树又长高了。她曾不慎摔倒磕破了头，值班的只有一条胳膊的老看护驱车如飞，把她送进医院，其实是虚惊一场。她的肾功能一度衰竭，医生比较悲观，可她又闯了过来……
啊，劳拉，让我们为你祝福吧，让我们在明媚的春天再相会吧，那时你会更高兴，精神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