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吴成给我打电话,说好久没有跟你一起喝咖啡了,今天有空吗?
我本来是有空的,可是仍然在电话里装模作样,哼哼哈哈了好半天,才半推半就地跟他约了个时间地点,这样,我们两个就坐在城里最大的购物中心二楼那家意大利咖啡店里,他点了一杯绿茶。
“咦,”我觉得奇怪:“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喝茶的?”
“回去久了,”他淡淡地回答:“不习惯咖啡的味道。”
“说吧,”我说:“有什么苦恼,只管跟我倾诉好了。”
“你还是那个样子,”吴成看了我一眼,答非所问。
“你不是喜欢我这个样子吗?”我挑衅地说,过后又觉得不大对劲,只好加上一句:“你自己说的。”--这话说得那么有气无力,让我更加不自在。
吴成并没有象往常一样,接过我的话茬,开始我们几乎已成定型的调情式的对话游戏。他低着头,只顾把那只装着绿茶的茶袋在带柄的玻璃杯子里乱搅了一阵,然后拿出来,淋淋漓漓地放到旁边的小碟子里去。
我有点紧张。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吴成坐过咖啡馆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吴成上次回德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在这么长的日子里,我们几乎连邮件都没有交换过一次。有时候,连我自己都闹不清楚,这么多年来,我跟吴成坐咖啡馆的记忆,到底是真正发生过的现实,还只是我自我安慰的幻想。
但是如今他就坐在我的面前,糟糕的是,我们似乎已经无话可说。
我无聊地四处张望。这是周末的下午,购物中心人来人往,临桌那个老头,一直在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我朝他做了个鬼脸,他立刻一脸严肃地掉开目光。
“我决定长期留在中国了。”这时候,吴成突然说。
我的鬼脸还没完全收回来,僵在脸上,顿时象一个晾干了的粉状面膜,抹都抹不掉。
“不要那么伤心嘛,”吴成说:“我还是会经常回来看你的。”他暧昧地笑着,又变回了从前的吴成。
“那小夏怎么办?”我好容易喘过一口气来,慌乱中总算抓到了这根救命稻草:“她愿意跟你一起回去吗?”
“她当然不愿意回去,你知道她,她很小就出来了,回去反而不习惯。”吴成还是那么淡淡地回答,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波动:“但是她理解我的决定。”
“那你们...?”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沉默着。
“孩子呢?”
“我会经常回来看他们的,”这次吴成没有打花腔--对于男人来说,孩子和女人并不是放在同一个抽屉里的两件东西。
“他们放假的时候也可以回中国。再说,他们也大了,也许今后还会想去中国念大学,或者发展事业。”吴成说:“我在那边,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你这话听起来似乎言不由衷,”我实在无法掩饰自己的尖刻:“这种理由你不觉得太勉强了一点吗?”
他不说话,只是盯着我看,我被他看得发毛。
“过耳,”吴成说:“有些事情你不懂得,中国人在外国做事,心理上很难完全放松。”
我当然懂得!!--我几乎要尖叫出来--这些年来,我也在公司里做事,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工作,我也没有很大的精神压力,但是那些琐碎的痛苦,实在是不堪言说。
不过我仍然说:“回去你就可以放松了吗?在国内的压力更大,这是谁说的话?”
他沉默了一会,把杯子里的茶一饮而尽。
“回去的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感觉不一样。不管怎么说,总是在自己的地方,就算你不小心摔一跤,也没有那么痛,总有人会扶你爬起来的。在这里,你根本摔不起跤。”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吴成这样忘情,几近失控。我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毕竟他跟我什么也算不上。
我低下头去用勺子搅动着面前那杯雪糕咖啡,透过长颈玻璃杯的边缘,我仔细地打量他。
“你第一次回国工作是什么时候?”我问吴成。
“2004。”他说。
“你老了,”我诚实地说:比起五年前,吴成第一次从中国回来的时候,他真的老了好多。
“我知道。”吴成回答。
“你记不记得我第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问你在哪间学校读书?”
他点点头,微笑着,眼睛里有一点很遥远的东西。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临桌的老头已经结帐离开,换了三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正在专心致志地分食一杯巨大的鲜果雪糕。
我突然间感到十分沮丧:“我也老了。”
“你说,”我问吴成:“是不是海归的男人都会变老,女人都会变得年轻?”
“你自己也海归,不就知道了?”
“我可没有你那么潇洒,”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我是个女人,我放不下孩子和家庭,不象你。”
“过耳,”吴成严肃地说:“你总该知道: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我和你的区别。”
“当然,”我被他激怒了:“你是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而我,只不过是个家庭妇女。”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伸手过来,想要拍我的肩膀,被我飞快地躲开了。吴成的手尴尬地在桌子上方的空间里停留了片刻,然后回到他面前的茶杯上去了。他把那个茶举起来,这才发现是空的,于是又放了回去。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也应该为自己活着?”吴成盯着他的茶杯,问我。
我不说话。电动滚涕上下来一对中国夫妇,看上去十分面熟,他们很不自然地彻着身,僵硬地朝另一个方向张望着。我看见他们脊背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眼睛,那是群众的眼睛。
“你的烟呢?”吴成好脾气地问:“要不要我帮你卷一根?”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临桌的三个小姑娘从她们的雪糕杯上抬起眼睛,一起望向我:那是青春的眼睛,目光明亮而茫然。
他居然不知道我已经戒了烟,我们真的是太久没有见面了。
“这里不让抽烟的,”我说:“德国现在公共场合都禁烟了。”
后来我们就胡扯了一通各自的计划事业之类的东西。等到我们离开咖啡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和吴成站在购物中心前面的门廊里,我打开那包刚买的白万,却发现提包里找不到打火机了。这时吴成从他的裤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凑过来,帮我点上烟。
“特意为你准备的。”他笑嘻嘻地说:“以后也用不上了,送给你吧。还是防风的呢。”
“你不留着准备给别人点烟?。”我一边酸溜溜地说着,一边还是接过了那个精致的玩具装饰品一样的小玩意,顺手揣进大衣口袋里。
吴成微笑着,并不反驳。
“我要是小夏,”我吐出一口烟,恶狠狠地说:“就把你杀了!”
吴成沉默了一会儿。
“你不是小夏。”吴成说:“如果你是小夏,”他突然停下来,看着我。我在他的注视下,没来有地觉得非常害怕。
“过耳,”果然吴成飞快地说:“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刚刚吸进去的一口烟呛在嗓子里,呛得我咳嗽不止。
吴成伸手帮我拍着背。
“至于吗,”他说:“开个玩笑而已,把你吓成这样。”
我用纸巾擦去鼻涕眼泪,抬起头来:吴成早就恢复了他那副惯有的嬉皮笑脸的态度--他还是那个吴成。
“谁跟你走啊,”我虚弱地回击:“我要回家了。孩子还等着我呢。”
“那你先走,”吴成说:“我还要去买点东西。我跟小夏说出来买东西的。”
当我走出购物中心的门廊之后,才发现外面正下着小雨,并且似乎已经下了有一段时间,因为地上到处都是湿淋淋的。我的黑色厚昵大衣没有雨帽,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淌了我一脸。我伸手到大衣口袋里找纸巾,却摸到一个冷冰冰的东西。我把那个沉甸甸的打火机掏出来,打开不锈钢的火机盖,摁住雕花的打火柄,一股火焰带着兹兹的响声就冒了出来。虽然风很大,那股浅蓝色的火焰却是垂直的,一副丝毫不受影响的样子。但是在这样冬天的夜色里,那样的浅蓝色,不仅没有让人感到温暖,反而生出些不大真实的感觉来。我松开打火柄,那股火焰,就倏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