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五四运动的曲解
■ 一、前言
发生在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
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一个歷史事件
。狭义的说，五四运动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
和会处理山东问题不公，引起北京各大专院校青年
学生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為口号，举行游行示
威的爱国运动。广义而言，五四运动是一种新文化
运动，涵盖了从民国四年到民国十二年间，所有新思
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罢工罢市、抵制
日货，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
改革等事件的一次总爆发。（註一）
就当时歷史实情，这是当年知识分子「感时忧国
」心怀所触发的行动，是他们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
思想的强烈关怀所引致的运动。（註二）因此它是多
面、多元的，因為是多面多元的，事件的本身既重
要又复杂，（註三）日后对此一事件的解释，也就显
得争端不一了。
长期以来，海外（包括大陆学者）对五四运动的
研究始终没有中断，有持肯定与否定的各种不同的
看法。例如，有人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
，说成是偏颇的两极（杜维明），有人说，五四是
「文化大革命」的先河（宫崎市定）。另一位美国华
裔学者也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最温和
的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唐德刚）。而大陆
学者，近年来随著流风所及而掀起民国史研究热，
评价五四运动的论点，虽也出现了和海外某些学者相
类似。（註四）然而翻阅数十年来，中共所出版的
有关五四运动的作品，实无一能摆脱毛泽东「五四是
新旧民主主义的分水岭」所建立的框架。
眾所周知，辛亥革命產生了中华民国，而中共是
民国的叛徒，因此有意贬抑辛亥革命的地位，转借
五四运动以自壮。其实，五四运动的主流是民族主义
和民权主义，凡此皆与马列主义相悖。四十餘年来
，中共為充正统，乃巧取豪夺五四光荣，竭力改变其
脉络，图与「四个坚持」相结合，用供驱策，五四
运动至此，可谓面目全非了。时至今日，还原五四已
成当务之急，我们固有若干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成果
，但仍须努力，方能成其大者，进而驳斥中共对五四
运动的曲解。
■ 贰、国内外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概况
五四运动距今已有数十年，有关的论述至少也在
数百万字。如果依出版的时间和性质分类，早期五
四运动之后不久出版的，包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事
件经过的概述等，例如匡互生、罗家伦、杨亮功等
人的著作属之。（註五）民国八年间先后又出版过的
小册，包括龚振燕编『青岛潮』（上海泰东图书局，
民国八年八月）、察盦编『学界风潮纪』（上海中华书
局，民国八年九月）及潘公展『学生救国全史』（上
海泰东图书局，民国八年十月）等。这些书多作史实
的概述，并无明显的政治色彩。
把五四运动作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且有相当研
究成果，那是晚近三十年间的事。最為人所熟知的
是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在哈佛出版，
开风气之先。民国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在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主持下，召开了「五
四运动五十周年讨论会」，会后论文结集為
Rel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
sium 1972 ，广泛的讨论了五四时代文化层面的若干
问题。接著民国六十年（一九七一）陈曾燾教授，
又以上海為中心研究五四的活动及发展，颇受重视。
（註六）
在日本甚受瞩目的专书如丸山松幸『五四运动』
（纪伊国屋新书，一九六九），野泽丰、田中正俊编
『讲座中国近现代史（四）～～五四运动』（东京大
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晚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
研究所共同的五四运动研究报告『五四运动的研究』
（同朋舍，一九八二年）计三函十一种论文专刊，都
[
直接间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註七）三函目录
详见於附註（註八）。反观在台湾，民国六十八年
以后，才开始有较多的论著陆续出现，例如『五四与
中国』（民国六十八年五月，台北，时报公司）、
『五四研究论文集』（汪荣祖编，民国六十八年五月，
台北，联经公司）、『五四论集』（周玉山编，民国
六十九年五月，台北，成文出版社）等，大体上还多
属於节译、回忆及短篇论文的性质，长篇周详的五
四论著，则还付诸闕如。
另外，中共四十多年来，有目的、有计画的出版
了為数不少的五四论著，比较重要的史料性书刊，
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
科学出版社；『五四运动回忆录』民国四十八年（一
九五九），中华书局；『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
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五
四运动在天津歷史资料选辑』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
九）、『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一九八○，新华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九七九）、『五四时期
妇女问题文选』（一九八一）、『五四时期的社团』民
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等书。
民国三十八年中共政权建立不久，其史学工作者
华岗（註九）已出版『五四运动』，（一九五四）易
名『五四运动史』重行出版，（註一○）到了一九五
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丁守和、殷叙彝、张伯昭合
著『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书，作者对十月
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一系列事件的歷
史过程作了一些具体研究，从中看出十月革命对中国
革命发展所產生的深刻影响。
此后，丁守和和殷叙彝深感五四运动作為「中国
近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不仅对当时
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以后中国文化思
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於是他们对五四时期的
文化思想运动的发生、发展等情况作了一番系统地研
究，（一九六三年）北平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们的研
究成果『从五四啟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
。早此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蔡韦编著的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从书目可知该书主要是介绍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其
目的在於说明，这些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对中国共
產党的建立的实际意义。
在这期间，即民国五十到五十一年（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以上海出版的『学术月刊』為主，曾
经展开了关於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化為自為阶
级的争论，实质上它涉及到对五四运动性质的不同
看法。紧接著大陆学者朱务善在民国五十一年（一九
六二）第四期『歷史研究』上发表「五四革命运动是
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引起学术界一场规
模较大的论战，问题的焦点在於如何看待五四运动
的性质。（註一一）
民国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四人帮」垮台以后
，中共史学界对五四运动的歷史研究更為突出，对
五四时期的各个领域和主要歷史人物都作了大量的研
究，成果甚為可观。如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
又有丁守和等人出版『从五四啟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一书，偏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层面，民国
六十九年（一九八○）中共中国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一
种以论文集形式的三册五四论文选。（註一二）晚
近则有民国七十二年（一九八三）北平人民出版社出
版之彭明『五四运动史』，全书六九六页，朱允兴於
民国七十六年（一九八七）第二期『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发表「五四运动史研究述评」一文，
对彭著作了评论。（註一三）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
吕芳上则在国史馆出版之『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
，对彭著也作了精闢而深入的批判，（註一四）海峡
两岸学者，各有不同观点，述之如下。
■ 参、中共学界对「五四运动史」的说法
中国共產党是民国十年七月成立的，也就是说民
国八年的「五四」，是没有中共的「五四」。但中
共却据「五四」為己有，他们究竟如何论述「五四」
？事实上，中共学界对「五四运动史」的说法，完
全来自毛泽东对「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说法。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他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
，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寧号召之下发生的
，……是共產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產阶级知
识分子和资產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
革命行动。」（註一五）於是毛泽东视五四為「当
时无產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硬将五四运动的功
劳送给俄国人，而且套上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模
子，也配合了中共将中国现代史由此时写起的规定。
（註一六）
换言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五四的要点
有四﹕
一、五四运动「是当时无產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
分」。
二、五四虽无中共，但「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
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三、五四在六三运动以后不只有知识分子，且有
无產阶级、小资產阶级、资產阶级参加的广泛运动
。
四、「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备了一九二
一年中国共產党的成立，又準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
战争。」（註一七）
其次毛泽东对於新文化运动，也立了教条，他说
﹕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战斗，是
资產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主义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五四以后，中国產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
，这就是中国共產党人所领导的共產主义文化思想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
的文化，属於世界无產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
分；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
质的文化，属於世界无產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
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
无產阶级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註一八
）
毛泽东在文中很明显的拿「五四」做分水岭，把
新文化运动一分為二。此后，中共学界对五四与新
文化运动的解释和说明，便全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框框
中进行的。（註一九）
举例来说，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出版的『
中国共產党歷史讲话』说﹕「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
下，在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阶级关系的新文化的基础
上，爆发了五四运动。」（註二○）民国六十八年
（一九七九）许德珩在中共「中国科学院」召开的「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词称﹕
五四时期的革命家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伟大进
步的运动，一方面固然是从辛亥革命的歷史中吸取
了经验教训，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一个观
察国家前途和命运最有力的武器～～这就是十月革
命一声抱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寧主义。（註
二一）
「十月革命一声抱响，给我们（赤匪）送来马克思列寧主义。」
九十年后，就轮到中国国头落地，China 砍头為 hina ！
怪异者為居然有疯子替敌国叫嚣！完全不知道这是亡华谋略！
為什麼不是俄罗斯高唱
「十月武昌革命一声抱响，给俄罗斯送来孙中山主义」
呢？
以博爱為执政精神的孙中山主义胜过
以斗争仇恨為核心的马克思列寧主义
千万倍！！
所有俄罗斯人都应该学习孙中山主义！！
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所谓「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歷史问题的决
议」，除了有意贬低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外，更强调
将「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拉上关系，决议中说﹕
「中国共產党是马克思列寧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的產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
影响下，在列寧领导的共產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註二二）民国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十月出版之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谈到五四运动时，在结
论中说﹕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歷史意义
，在於它带著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
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
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中，中国无產阶级以独立的
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标誌著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產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
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初步
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寧主义与中国工人运
动的结合，為中国共產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
组织上的準备。（註二三）
观之彭明『五四运动史』，全书近七百页，是中
国大陆近年来论述五四较為详尽的一种。除了前言
、结论，加上民国前十年间的大事记佔去五十二页外
，全书分二十章，近五十万字。就其内容而论，明
显的可分為两大部分﹕第一至十三章，以五四爱国运
动的发展和一般人所熟知的新文化运动為主；第十
四章至二十章，几乎就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
发展作為重心，最后的目的在為中共的创立拉开序
幕。该书在结论提到﹕
五四运动的歷史意义……集中到一点来说，
就在於它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从
思想上、干部上，準备了中国共產党的成立。…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註二四）
总之，大陆学者有关五四运动史的著作，自民国
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华岗的著作开始，以迄民国
七十二年彭明的作品及民国七十四年张宪文的『中华
民国史纲』等作品上，实无一能摆脱毛泽东「新民主
主义」所建立的框架。
■ 肆、对中共曲解五四运动史实之驳正
中共学界曲解五四运动史实的事例不胜枚举，仅
就几个主要论点，就歷史史实分别驳斥如下﹕
一、中共将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定為中国现代
史的开始，而贬抑民前一年的辛亥革命，与歷史背
道而驰。
其实共產主义思想，在民前七年～民国二年（一
九○七～～一九一三）间即曾大量介入中国，那时
候介绍共產主义思想的，都是一些好奇的知识分子，
与创建中共的人没有什麼直接关系，故中共只标榜
五四时代；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在俄共革命初成之时，
中共认為只有五四时代的共產主义才是共產主义的
正统。日后的中共领袖，也大部分是在五四时代掘起
的，故中共史学界特别强调五四运动的价值。
实际上，作為近现代史分野的年代，民前一年远
较民国八年的意义為大，可以从中研院近史所所长
张玉法所举的下列五个方面来观察并加以肯定。
其一、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扫除了两千年来
的皇帝制度，打破了君主世袭的观念，使此后的两
次帝制阴谋（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无成，任何
国家元首或覷覦元首之位的人不再有做皇帝的想法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使「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
平等」～～民族主义的对内部分，真正建立了现代
的民族国家。而五四运动提出的西方式的民主，
既未為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所接纳，也未為毛泽东
的「新民主主义」所接纳，只不过為一批号称自
由主义者（如胡适）的口头禪，没有发生实质的作
用。五四运动强调了民族主义的对外部分～～「
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此乃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
一部分。其二、在经济上﹕平均地权、耕者有其
田、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构想，均於辛
亥革命中產生，对五四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大
部分可以涵盖并超越之。经济结构的变化，五四前
后并不比辛亥前后為速。虽然一次世界大战刺激
了中国工业的成长，但与五四运动关系不多。其三
、在社会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男女平等，
以及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一律平等的观念，
或在辛亥革命中被肯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或在辛亥革命期间被提出（男女平等、泯除阶级
），五四时代不过加以发挥而已。另一方面，辛
亥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远较五四运动為大
。其四、在知识上﹕五四运动强调科学，而对西
方科学之重视，实始於自强运动时代，而在辛亥革
命期间，各种科学期刊和促进科学的团体已经產
生。其五、在心理上﹕辛亥革命是民族自信心的重
建，而五四运动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打倒孔家
店的口号可為代表。虽然五四时代的人民心理更倾
向现代化，但辛亥革命所带给人民的心理改变更
多。（註二五）
由上述可知民前一年应為中国现代史及中华民国
史的开始，而中共以民国八年為分界，显然是「歷
史為政治服务」之作法。
二、五四运动是否為当时无產阶级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换言之，五四运动是否如毛泽东所说的，它
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
，是在列寧号召之下发生的呢？
事实上，五四运动根本不是无產阶级世界革命的
一部分，更不是受俄国革命与列寧的号召之下產生
的。中共党人邓潁超说过﹕
拿五四运动来说，我看了一些材料，里面说
五四运动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马列主义的影响
。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
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
人参加五四运动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
列主义……。（註二六）
其次，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无產阶级领
导，人民大眾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这三个
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无產阶级领导。其肯定五四运动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则必须有无產阶级的领导
，因為有无產阶级的领导，才能谈得上是无產阶级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衡之事实，当时无產阶级和共產
党在五四运动中，根本谈不到领导，大陆学者朱务善
举例说﹕
某些人為了证明五四运动為无產阶级领导，
从而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根据
某些不确实的记载，说什麼李大釗等人，早在民
国七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五四运动那些
日子里，李大釗在他所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内常常
召集研究会的同志，讨论运动如何进行办法和对运
动的纲领与对策，参加研究会的青年同志，也常
常将运动进展情形汇报给李大釗……说得神乎其神
，好像他们亲自参加过这些事情似的。其实所有
这些，也不能说成五四运动是由无產阶级和共產党
领导，即不能说五四运动已经跨入新民主主义革
命阶段。因為五四时期，并没有中国无產阶级参加
，到六三才有上海工人起来罢工支援，然而那时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產党还没有形成，更
谈不到无產阶级和共產党在五四运动的领导。（
註二七）
由此可知，所谓五四运动，就算狭义而言，是指
民国八年从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中经六
月三日上海罢工罢市，直到六月十一日曹汝霖、陆宗
舆、章宗祥免职為止的一次全国性广大群眾自发性
的爱国运动，事先并没有任何行动计划的準备。平实
而论，五四运动的本身并无党派色彩，当此一运动
进行之时，思想界也看不出一定的主张。惟 孙中山
先生已对五四有深刻的反应，他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
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
於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
唱。各种新出版物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
而出，扬花吐艷，各极其至，社会遂蒙绝大之影
响。虽以顽劣之偽政府，犹且不敢攖其锋。此种新
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推原其始，不过由於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
遂致舆论大放异彩，学潮瀰漫全国，人皆激发天
良，誓死為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
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
功，必有赖於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
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為最有价值之事
。（註二八）
因此，如果把五四运动放在近代史发展的线索看
，五四是中国近百年在列强压迫下民族情绪的总爆
发，又是知识分子几十年间求强求富努力运动的另一
高潮。如果从政治发展的意义来观察，五四运动是
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导引日后北伐的开展，具有承
先啟后的作用。故有些学者论断，这一运动当為实
现现代化民族国家统一运动，（註二九）并非无產阶
级的世界革命。
三、五四运动是否為「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
革命且具有初步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
呢？
这显然与史实不合，盖中共為了使后来成立的中
共领导人，提早在五四露脸，使他们符合中共所需
的「五四运动的领导骨干」的原则，中共出版的五四
论著皆以大量篇幅提高李大釗的地位，不忘称颂毛
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人，為了方便解说，中共的
史书对五四时期有宣扬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加上一个特别的标籤曰「具有初步共產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
先看李大釗，他被视為「在黑暗的中国第一个高
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火炬的人」，实际上，在初期李
也和其他啟蒙思想家一样，宣传的是民主主义思想，
他所憧景的「青春的中国」实是法国式的共和国。
十月革命后，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中
，指出欧战终结的真因，是人道主义、和平思想、
公理、自由和民主主义的胜利，再推演到「赤旗的胜
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在新青年六卷五
号（民国八年五月）的一篇两万多字的「我的马克思
主义观」，虽然被视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开始，但彭明『五四运动史』也不能不承认，这篇文
章「还夹杂著一些错误观点」（註三○）。李大釗虽
然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他更强调互助论，对马
克思的社会主义伦理观更深致怀疑。（註三一）平
实而言，五四时期的李大釗实在更接近人道主义的知
识分子，而不是什麼「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马克思
主义者」。
再看毛泽东。五四时期不过是个小学教员，曾一
度到北大图书馆担任过助理员。在长沙，他即使是
个活跃分子，成立「新民学会」，参与湖南学联的活
动，热心过勤工俭学运动，就是再夸张也不过是这
个地方性的年轻知识分子而已，但彭明『五四运动史
』除了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外，还至少利用三
节的文字，以毛為主，把它塑造成「五四」的英雄。
其实，毛泽东是在李大釗和陈独秀的影响下逐步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在青年时代，他曾信仰过康有
為、梁啟超的改良主义、江亢虎的社会改良主义、克
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產主义、武者小路实篤的新村
主义、工读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但
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也和其他所谓「具有初步
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样，还分不清马克思主
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还没有认识到暴力革命和
无產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註三二）。
民国八年七月，毛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民眾的大联合」等文章中，热情赞扬俄国的十月
革命，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但却并不赞成十
月革命所採取的暴力手段。在「『湘江评论』创刊宣
言」中他明确主张「呼声革命」，即向统治者实行忠
告运动。在「民眾的大联合」中，他又赞美克鲁泡
特金的互助论「意思更广、更深远」。民国九年三月
，他在给周世釗的信中说﹕
老实说，现在我於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
还没有得到一种比较明瞭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
所作的报章杂誌，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
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瞭的概念。（註三三）
这说明，毛虽然赞扬十月革命，但还没有认识到暴力
革命和无產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还没有确立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因此还不算是具有初步共產主义思想
的知识分子。
直到民国十年元月「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的
时候，毛泽东才明确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并在思想上划清了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他明确认為社会改良主义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
认权力，基尔特社会主义放任资本家，都是永世做不
到的。而「激烈方法的共產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
，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採
用。」（註三四）
再看周恩来，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示威活动，
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九月成立「觉悟社」
，次年一月发刊「觉悟」杂誌。他的主张如何呢？民
国八年七月他為「会报」副刊号写的社论，主张「
革心、革新」「介绍最新思潮於社会」，同年九月十
六日成立的「觉悟社」是「本革心、革新的精神，
以自觉、自决為主」的社团、发刊的觉悟杂誌，宣言
「本著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
牲、创造、批评、互助」十种精神，完成「思想改造
」的事业。（註三五）社员又相约以代号取代姓名
，他们的心态倾向於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式的人道
主义色彩，实比马克思主义更為明显。要说这时候
的周恩来是已「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產
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非史实。（註三六）
盖周恩来，中学毕业后於民国六年九月东渡日本
留学。到日本不久，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
息。他以极大兴趣注视著这一震惊世界的伟大歷史事
件，写出了「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的诗句，号召人们「应该随著世界进化的轨道去做那
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註三七）他还先后阅
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
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
这时候的周恩来，也和五四前后的毛泽东一样，在对
革命诸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著道路（方向）和方法
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他希望「建立一个為人民、
依靠人民和属於人民的政府」，在方法上，他还不
懂得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而主张用「革新
」和「革心」（註三八），即用革除人们思想上的
旧思想和旧传统的方法实现建设新社会的目的。民国
八年四月回国之后，在五四运动中因领导天津的爱
国运动，被军阀政府逮捕。次年五月，他在狱中曾用
五个晚上的时间向被捕青年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餘价值学说。但是，这时候他
还没有在各种主义的比较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民国九年十一月，他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
注意考察各国工人运动状况，认真研究各种社会思
潮，学习马克思理论，阅读了「共產党宣言」、「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
「国家与革命」等等著作，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他在民国十一年所写的『西欧的赤祝』一文中
回忆他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从前所谓『谈
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刚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开
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直迟到去年秋后（按指一九二一年）才定妥
了我的目标。」（註三九）
最后看陈独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
对他在五四时期曾否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
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论。但至少在
五四运动之前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恐怕是没有争
论的。在五四运动前夕，他虽曾说过社会主义「恐怕
马上就要来到东方」（註四○），但那时他对社会
主义并不了解。他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有所了解，
并逐步确立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民国九年的事。（
註四一）
从以上对具有初步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位
代表人物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具有
初步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绝大部分还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而是处於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
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的过渡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嚮往
和赞成十月革命，但还未深刻理解十月革命的暴力
革命精神；他们认识到人民群眾的伟大力量，但还没
有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是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主义，但对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没有真正理解。（註四二）因此
说，五四运动根本不是具有初步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
分子所领导。
四、中共将五四运动以「六三」為界，划分為「
五四」和「六三」运动，指称「六三」以后运动中
心，由北平移到上海，是否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為
工人呢？
事实上，中共强调「工、农无產阶级专政」，為
突出工人无產阶级的角色，将六月五日上海罢课、
罢市、罢工的三罢，视為运动的高潮，给予工人很高
的评价，相对的对於所谓「民族资產阶级」的表现
，给予较為负面的评价，认為工人是主力，学生已非
主力。
实际上大陆学者朱务善则否定了此一说法，他说
﹕
正因為没有无產阶级和共產党的领导，所以
五四运动存在很多缺点，没有广大的工农群眾参加
，没有达到这一伟大革命运动应有的目的……当
时，国内民族资產阶级同样也受到压迫，也有革命
的要求，所以在『六三』时期，上海、天津各地
的商会為支持运动，几次打电报给北京政府以罢工罢
市相要挟，迫使徐世昌罢免曹、陆、章；当时的
大资本家穆藕初也对五四运动感到很大的兴趣，在
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他以自己的资金派送了所谓
五四运动『著名』人物，其实是五四运动时资產阶
级右翼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等数人赴美
留学，以资深造，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註四三
）
因此说，是以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為主力，领导
了五四运动，而不是工人為主力领导了五四运动。
■ 伍、小结
五四运动的发生，在社会的意义上，是政治的步
调太慢、社会的新生力急著前进，所发生的社会与
政治衝突。民国初年的政治，虽然在体制上已改专制
為共和，国家有国会、内阁、政党，实际上当政的
人以及各级公务人员，大部还是承满清之旧。对民国
开国极具贡献的国民党人和 孙中山先生，当时失
势在野，对政治的改革亦无能為力。另外一方面，社
会的新生力已经掘起﹕其一，自清末开始办新式教
育，到民国初年，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和中上学校学生
的人数大量增加，他们自幼受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
的教育，自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官僚政治的因
循苟且不能容忍，因此爆发了社会与政治的衝突。
（註四四）
其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工商业有
相当发展，城市里的工商界人士和劳工人口增加，
他们因為直接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自
然希望有一个尊重民权、维护国权的政府，所以他
们对学生运动也广為支持。
从五四运动发生到现在已届数十年，国家遭逢许
多变故，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也非常迅速。就最近几
年看来，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社会的新生力
和政治领导阶层之间，都有些对立的情势。对立是
正常的现象，在专制的国家，对立通常不敢表面化，
社会的不满只能放在心底；在民主的国家，对立随
时化解，若不能及时化解，也会產生衝突；开发中的
国家，问题被发现的多，而政府解决的能力不足，
最容易发生社会和政治的衝突。中国大陆近年虽较开
放，衝突仍不敢太表面化。台湾自解除戒严以来，
人民突获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许多以前没有
紓解的问题，几乎全部揭露出来，看来衝突有增无
减，但迄目前為止，仍是一些个人的、阶层的、党团
的、地区的问题，為全国所瞩目的问题只有国家的
生存发展以及宪政的贯彻。
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关切国家生存发展和关切个
体解放的运动，这两个方向，看来相反，而实相成
。个体不解放，个人没有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想、
独立的行為，只能作為党团或群眾运动家的工具，
盲目地跟著别人喊口号。只有生活和思想行為独立的
人，才有餘暇和能力关心国事。在民国建立以来的
社会大运动中，只有五四运动较為纯洁、抗战爆发前
夕的反日运动，以及战后的反美、反苏运动，都是
受党团操纵的。但五四运动，确是那一代的知识青年
和觉醒的社会大眾，经多年的蕴积，為国家生存发
展所作的一次集体行动。那一次集体行动，是觉醒解
放的个体，不是為争取私利所作的努力，而是為国
事献身的表现。（註四五）
今日的社会力，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
均较政治力有动力、有朝气、有展望，能否发生另
一次五四运动，以及应不应该发生另一次五四运动，
端看政治力的动力、朝气、展望；与社会力的动力
、朝气、展望之间的差距大小。如果政治领导阶层能
不断吸收社会各阶层的新人才，而此新人才进入政
治领导阶层之后，不為原来的政治领导阶层所软化，
继续保有社会的活力。另外一方面，政治领导阶层
能不断吸收来自各行各业的真知灼见，随时纳入政策
，付诸实施，以满足大多数人改革与求新求变的欲
望。如是，则政治与社会的差距减少，一个新的五四
运动，不可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若反其道而行
，则另一个五四运动可能随时发生。（註四六）
近四十年来，中国大陆由於实行一党专政，人民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行為一切在指导控制之
下，社会力较弱，与政治力的差距较小，虽有少数的
抗议运动，徒自带来迫害与牺牲，或造就少数世界
知名的什麼斗士，距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尚远。由
於少数新兴的社会力不足与政治力相抗，不少人仍
以远走异域或滞留异域，在异域高唱改革為得计。进
一步的社会力增长，必须人民享有更多的财富，可
以有独立的生活；有更多的真知（而非教条），可以
有独立的思想；有较自由的政治环境，可以有独立
的行动。尤其重要的，起於留学界的新生力，必须在
中国的土地上產生带头的作用，由个人解放的获得
，进一步以独立的生活、思想和行动，关切国家的现
状与前途。当然，中共学界不应一味曲解五四运动
之真义，尤其在大陆的领导阶层，不管那一行、那一
业，能发扬五四精神，不断吸收封闭三、四十年后
所重新获得的新知，放弃四个坚持，掌握住世界的新
潮流，切实建立自由的经济、民主的政治、开放的
社会，追求真正的「民主」与「科学」。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情形，与中国大陆不同；政治
力与社会力的消长较快。不可否认的，在政府初迁
来台的十餘年，其在军事、外交上所作的努力，使台
湾免於沦亡，使中国保留一片自由土地，创造「台
湾经验」成為可能。当年的社会力弱、政治力强。第
二个十餘年，由於政治安定，逐渐开啟社会的潜力
，迄今中华民国正在社会新生力的簇拥之下，本著追
求国家的生存、统一与独立的方向，带领著国人前
进，而此一新生力，正是源自五四时期社会领导阶层
的胸怀与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