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制度下荻港章氏人才的培育

东华大学章宗城

（摘要）本文阐明了一个地方家族---荻港章氏在清代科举制度下人材培育、发展和变化的史实，研究了这个史实和当时科举考试制度、方法、过程间的联系，分析了人材培育中家族自身内在主观因素与湖州及周边地区对它的作用和影响，同时指明家族、家庭风尚与学习气氛对人材培育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制度、人材培育、地方教育。

荻港章氏家族明末清初由会稽一带迁来。在清代二百多年间并未产生显赫人士，家族发展得也并不大，但却产生了十位进士，十三名举人，二百一十七名各类贡生，太学生和庠生（即秀才）等。本文试图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客观条件和家族自身的主观因素等进行一些探讨，以了解家族在这方面的变化从而研究中国这部分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应当有其意义。

清代入主中原后清太宗皇太极曾在上谕中说“自古至今，治国理政须文韬武略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朕今欲兴文教，考取生员。”顺治即位后，大臣范文程又建议“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于是在明代科举制度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严密制度，实行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1]、[2]

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阶段考试。县试由本县官主考，一般分四、五场，考试内容逐渐加深，其内容是四书，五言六韵诗，时文，经论，骈文等。每场考后都会公布录取者名单，最后一场后公布按名次录取的名单。县试录取者称县学生员，再参加府试，清代的府为省与县间的行政机构，相当现在的地区级，吴兴当时是县，湖州是府，辖吴兴，长兴，德清，安吉等县。府试由各府知府主考，府试中选者称府学生员，就可以正式参加科举考试院试了，院试在童试中最关键，由朝廷派往各省负责教育事务与考试的学政主持。学政多由进士出身的侍郎、翰林担任。院试有两场，院试被录取的考生称为附生生员，庠生或称秀才，意为优秀人才。在明清时代，秀才可穿蓝衫，头戴银雀顶，不同于布衣平头百姓。清代更规定了秀才见县官可不跪，并免去差役和田赋，其社会地位与国子监生同。具有秀才资格很重要，有此资格可以参加以后的乡试。考取秀才是一件难事，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记得小时候祖父鸿钤公同我说起他考取秀才之情景。“。。。考后过了几天，清早被一阵锣声高喊声惊醒，原来是考试差役送来了喜报，考取的通知是用大红纸写的，自己松了一口气，族人邻居都来祝贺。。。”荻港章氏里考取过秀才的有八世的元诚，九世的华、翱、抡英、茂春、鸣銮，十世的秉益、光楫、光曾、茂春、印春、影纯、光祖、泰、三曾、宗曾、步曾和与曾，十一世的潮生、鹏、葆元、浩、酉生、焜、道生、均治和林春，十二世的福、步瀛、炳麟、嗣韩、晋汾、同文、郁文、侲、锡瑞、恩培、咏、遒、经管、蕴铃、涟、咸文、文虎、成文、奎，十三世的乃治、艿、乃镕、世骏、乃成、乃均、之杰、德寿、佐廷、辅仁、乃浚、涛、献廷、鼐、乃详、环、乃谦、乃淇、乃霁、榕、乃震、乃焜、乃炎、辰、乃梅和乃鋆，十四世的增泰、寅清、增锡、增祥、鸿钧、增全、镒清、寿琪、承溶、增帏、鸿德、鸿遇、鸿年、鸿钤、鸿宾、增宗，十五世的祖佑、祖绍、鋆、祖慰、春芳、祖源、祖纯等共九十五人。还有一类生员称佾生，亦称乐舞生。清代他们在孔庙中担任祭祀乐舞人员，通常由学政在未录取的童生中选取。十二世的裕文曾被选为佾生。佾生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争取参加以后的乡试。[3]、[4]、[5]

通过院试的秀才成为官学生，可以入地方儒学，即县学、府学进一步学习，有条件者还可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以准备下一阶段的乡试，也有资格在地方开设教馆和私塾进行启蒙教育工作。官学生需要经过学政到任后第一年的初试和第二年的科试才能参加第二阶段的乡试。官学生按成绩与当时是否有名额分三等，一等称廪生，享受官府生活补贴每年约四两银子。章氏荻港家族中的廪生，九世里有绍曾、秉正、宝训，十世有秉震、照增、英，十一世有绶衔、超文、载文、文治、起文、羲文、炜文（钤）、培生、鸿生，十三世有乃浚、福嘉等。二等称增生，增生在家族中有九世、宝箴，十一世的桂生、苹、逢吉、林藻、墦，十二世有枚、纯、炳，十三世有兆容、乃登，十四世有增纶等。三等为附生即一般秀才。这三类人材通过以后的考试按成绩及有无名额或保持原等级，如廪生可保原来的廪银，廪、增、附生在等级上可上升，但也可下降，如廪生降为增生，增生降为附生，附生再降为更低的青生、社生甚至罢黜为民，称“六等黜陟法”。这些官学生中的优秀人才选给皇帝和国家后称贡生，贡生视情况可进入京师最高学府---国子监继续学习。光绪宣统年间，也有庠生贡生被送到或自已考入现代学堂甚至赴国外留学的。如十三世的乃炜赴南洋公学，乃梅入江苏铁道学校，十四世鸿遇入京师法政学堂，鸿钤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鸿钊入日本帝国大学，寿琪入浙江法政学校，十五世祖源入日本明治大学，祖纯入美国加里福里亚大学，十六世宗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宗祥入日本帝国大学等等。选贡生时，尚需再经一定的考试，其中每十二年考一次考中的称拔贡，八世的有年，十四世的鸿福为拔贡。每年考一次而选拔上的称岁贡，十世的藩即是，岁贡也可由长期领取廪银的廪生中选取称廪贡。九世的遹璜，十世的耀春、绥曾、绳曾，十一世的苹、初，十三世的晋福，十四世的增恒，十五世的祖禧，十六世的宗祥为廪贡。凡遇皇室庆典加贡一次的称恩贡。优贡则是由地方进入国子监生员每三年由各省学政在生员中选拔的文行俱优者。十三世的震福就是光绪时期的优贡。[2]、[4]、[5]

考试中成绩很好但因名额有限，或作文中稍有暇疵者的考生则被选为副贡。族人中七世廷宏、十世绍曾、十三世乃锡、十四世世恩为副贡。除以上正轨考试选拔的“五贡”外，为自已愿被举荐，生员纳赀者则称附贡、增贡。[5] 八世的允元，九世的遹骏、宝善、宝鉴，十世的浴曾，十一世的蒸、见龙、芬、时生，十二世的政，十三世的乃缙、乃炜和十四世的镜清、诰、增禄都是付贡，十一世的璠为增贡。贡生可选拔举荐进入京师最高学府国子监俗称太学学习而成为太学生，或称监生。国子监内设绳、博士、典薄、典籍等厅，分理各事务。又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供生员听课，自修读书、写字、作文等。七世的孟哲，八世的綋勋、允中、元德，九世的遹宁、遹威、遹瀚、镐、遹垣、宸英、宝善、为瑛、伦、宝俊、宝书，十世的益龄、长龄、奇龄、念祖、光复、彦曾、灜、宗濂、承曾、效曾、缉曾、怡曾，十一世的桂芳、肇基、福基、蓁、濂、一桂、棣生、艺、韡生、如松、志清，十二世的锡文、复文、炳奎、黼文、经文、理文、谦、志颐，十三世的梧、乃昌、谷臣等共四十位均是太学生。监生名额有限制，额外增加者称附监生，十二世的桂文、金镛为附监生。各类国子监生肆业后，可参加乡试，也可经见习后，分配一定的官职。另外还有称国学生的，也是指自国子监肆业的学生，十四世维藩就是国学生。除四书五经等需深入学习外，明、清时代国子监中增设算术馆，招收国子监算学生学习数学，教授课程有“周髀算经” 、“九章算术” 、“孙子算术” 、“五曹算经”等。学生来自满州、蒙古、汉军八旗下级官吏和一般较富裕人家子弟。十二世的霈文是国子监算学生。[2]、[3]

再往上去就是通过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举人了，除三年一次外，在皇帝登基，大寿等喜庆年份加试一次称恩科，乡试是由皇帝任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本省各府州县通过科试的生员由学政造具名册送主管部门，所有生员只能在本省参加乡试，太学生则既可参加顺天府（即北京地区）乡试，也可参加本省乡试。清代通过这些严格考试制度尽可能的让所有有才华的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同时也制定了严格制度以避免徇私舞弊。考试内容不断有所变动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乡会试的题目范围为；初场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为五经文各一篇；三场策问五道，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清末。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为解元，第二名为亚元，第三、四，五名为经魁。[2]

举人的名额据各省的贡赋和人文情况而定，按定額錄取。浙江省当时在全国文化比较发达各届名额为九十四人，章氏家族中考中举人共十三人，他们是十世的光晋、耀曾、庆曾、翼曾、高，十一世的芩、钧沐、逢辰、初。十二世的煜文、寅，十四世的鸿森。另外在《四修家乘》中发现，十世的光曾未明确注明考取举人，但注明恩科中试经魁，也应属于举人，且在前五名之内。[3]、[4]、[5]

乡试后尚有会试，考试内容大致同乡试，会试录取者称为贡士，即向皇帝贡献的人才，第一名称会元。乡试会试考卷为照顾各地人材和南北文化的差异，为限制官员子弟及考虑商家子弟等，在考卷上有所区别对待。为尽力做到严格公正，乡、会试之后，朝廷还要磨勘，复试举人和贡士。经过磨勘，复试合格后，贡士才能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磨勘为清政府对各省乡试结果进行检查的措施，磨指认真揣摩分析，勘指仔细查对核实，其目的是防弊窦，正文风，若查出问题考者或考官将受到严惩。评阅试卷的考官称读卷官，是由皇帝从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内阁学士、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中选派的。殿试仅考时务策一道，字数有规定约五、六百字，含四个问题。成绩评定要求主要是策文内容，也稍考虑书法，读卷官经二天阅卷俊，选定前十卷进呈皇帝，由其榷定名次。一甲为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即授于翰林院编修等官职。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获二甲三甲的尚须经一次在保和殿中的考试称朝考，方能进入翰林院。任翰林院庶吉士，或任命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知州，知县等官职。考取进士称甲榜，考取举人称乙榜，两榜都中的人称两榜出身，家族中八世的有大（佑庵）为雍正时期举人，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九世的宝传为乾隆时期举人，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十世的汝金为嘉庆时期的举人，进士复试一等一名，廷试二等，朝考一等。十三世的辅廷为同治时期的举人，进士殿试三甲，朝考三等。乃畬为咸丰时期的贡士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乃正为光绪乙亥时期的举人，进士殿试三甲，朝考三等。耀廷为道光时期的举人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十五世的祖申为光绪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甲辰进士。十四世的鸿钊为宣统时期进士，十六世的宗元为光绪丁未时期的进士。[4]、[5]

科举制度千年来的优点是企图摒除权力干扰，尽力保持选拔的公正公平，保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成为社会公平与稳定的重要条件，但内容狭窄，程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呆板的八股考试，内容不外四书五经，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自由发挥。八股文章的起、承、转、合，各阶段对文字简繁，声调缓急都有一定的要求，更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另外最重要的弊端是“官本位”。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与科举考试无关的现代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及数理化科技知识为学子所不屑，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内容，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清光绪戊戍维新时期主张变革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中外有识之士对此都有许多论述，他们都将国家教育与人才选拔的症结归结于科举制度，但对如何变革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做法，开始的一项变通是增加算术作为一个学科和考试课目，后因考生少后废止。又改开设经济特科，考试内容包括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等六方面，要求各地官员举荐人才参加考试，但随戊戊变法失败未能实現，慈禧太后又恢复了旧科举制度。历经1901年的庚子事变，慈禧才不得不恢复戊戌变法提倡的改革，废止了八股文，在科举考试中开始主要考中外政治史实、策论。四书五经虽也考，但不以八股形式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补行的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中，包括浙江在内的十二省份开科考试。头场考试内容是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策问，三场经义，内容向新学靠拢。[2] 祖申即在这次考试中中举，以后又在甲辰（1904）年, 通过新的考试科目成为进士。光绪丙午年（1906）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由于考试内容改变，现代学堂纷纷建起。现代学堂的毕业生特别是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即可参加学部考试。考取合格后成为进士。宗元自美国加里福利亚大学毕业后，获光绪丁未(1907) 年法政科进士。鸿钊自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国，于宣统三年（1911）参加京师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获格致科进士，学部考试列最优等。 [4]、[5]

荻港章氏作为旧科举制度下的一个缩影，正如梁启超所形容：“邑集数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更于百数十人拔十数人于翰林。”科考缺点很多，但因力图避免过去光靠世袭和举荐，九品中正等饱含门第权势，评判人的个人狭窄想法不足等，确也使一般平民有了擢升机会，尽管是极少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荻港田间河网中种过地捕过鱼的青年中极少数人带着湖州乡下浓重口音，参加殿试朝考，进入了“天子堂”，更多一些人也获得机会进京学习。章氏一到五世均为普通农渔民，六世才开始有第一位太学生，从八世开始陆续有族人考取举人进士成为御史、翰林院庶吉士等。九世的遹翰、宝芝等人建积川书塾，不仅培养家族子弟并收取愿入学的他姓有志学子。乾隆举人章苓字鹿宾自幼才华出众，博览群书，赴京广交文友与刘墉、朱珪友善，以道义相切，尤为朱珪所器重。癸卯（1783）年，他乡试中举后，辞官南归故里以扶植后学为己任，连络族人捐资充实书塾，聘请名家名师任教，并亲授课文，同时教以理学，以敦行立品，数年后学风大振，吸引许多外地优秀青少年来学习，也送出了许多杰出人材。乾隆戊申（1788）年，作为吏部持郎浙江学政的朱珪视学浙江科试湖州后，访章芩于荻港，游南苕胜境积川书塾，见众弟子谨厚有礼，才识不凡。朱珪曰“见众弟子即知鹿宾之学进也。”即为积川书塾题“积川书塾记”碑文。朱珪于嘉庆丁卯（1807）年应十世进士汝金之邀，为最早的《荻溪章氏家谱》作了序，时年他已成为体仁阁大学士。章氏虽直系子孙辈未有考中状元者，但印春外孙朱昌颐在积川书塾就读后，道光丙戊（1826）年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在建立了这一水平很高的旧教育基地后，家族的人材培育得到很大的促进。若以庠生、增生、廪生在各世代的总人数表现基础教育水平的变化提高，则八世为第一，九世为十，十世为十五，十一世为二十三，十二世为二十一，十三世为三十，十四世为十，十五世为七。若以拔贡、岁贡、副贡和赴京学习的太学生、国学生、监生，再加上有一定学力基础并靠家庭财力捐纳以童生资格考入府、州、县增广、附学成为增贡、附贡各世代的总人数，以表示外出学习人数和较高教育水平的变化，则七世为第一，八世为五，九世为十四，十世为十四，十一世为十五，十二世为十，十三世为九，十四世为七。以上统计可知十三世以后，这两方面人数逐渐减少，这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时代变迁有关。当然以世代来划分不算科学，因随世代增多人囗基数不同。旧时代子女多，相差年龄也大，旧婚姻制度使长幼子女年龄相差更大。十余代后，高辈份年龄小，低辈份年龄高之例比比皆是。这种统计，仅作发展变化状况的大致参考而己。以上统计也显示了光绪辛卯（1891）年工部尚书祁世长为《三修章氏家乘》作序中之言：“章氏自明季迁荻及今十有余世，三百年来，科第接踵，绵绵延延，蝉联无间，虽乏骇人闻誉与震世功名，而登仕籍者克守清白家声，居家者亦洵洵有士君子之行。”不仅描述家族中科考中人才之众多延续不断，也评价了大部分为官为人清白正直，这是对章氏家族的肯定，表扬和激励。/>

此外，荻港周围的环境应对其有良好的影响。据沈登苗先生论文《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统计，清代全国进士人数最多的16城市，湖州共产生了266位，居全国第七，前有杭州北京、福州、苏州、常州、绍兴等。清代全国杰出人材的统计湖州有14人，居全国第11位，前有苏州、杭州、常州、北京、徽州、常熟、广州、桐城、无锡、绍兴等。湖州本地及邻近的杭州、苏州、常州、无锡、绍兴等地在文化教育上的影响应该也是非常大的。沈先生还比较了明清时代突出人材人数和当代院士的户籍分布，两者有惊人的一致，从而得出结论：学风的传承与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社会家庭风尚与学术气氛与人材造就的关系极大。荻港章氏家族在这种良好学风的影响下，近现代更涌现出百余位科技文化教育医务政经法律等各方面的高级人材，和卓有成就勤奋踏实为社会作贡献的工作者。[8]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卷238《范文程传》，转引自刘海峰，李兵主编《中国科举史》353页。

2）《清史稿》卷108《选举志》，转引自第354－382页。

3）萧振才着《江南贡院》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4－25页

4）《吴兴荻溪章氏四修家乘》木刻本线装第15卷，民国四年上海大中华印刷局印制。相关内容归纳。

5）《吴兴荻溪章氏家乘四修补编》石印线装一册。民国三十三年印制，相关内容归纳。

6）余英时著《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转引自新京报主编《科举百年》同心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186页。

7) 沈登苗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转引自同上书，第45-47页。

8) 湖卅(吴兴)荻港(荻溪) 章氏五修部分家乘增编本2006年印制，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