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燕峰是在3cw中文电台的听友会上，他很活跃，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尤其是他谈到当年在大院里“拍婆子”的故事。引起我的共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他和漠州几个朋友要到新西兰探险，我便托他带了一个很大的洋娃娃给网友“美丽的变化”很快。我就收到了“美姑娘”的QQH。说对燕峰一行又一见如故的好感。
真正对他有所了解是在一次参加“华人高尔夫”比赛的颁奖会的活动上，路程很远，我们在车上谈笑风生。燕峰谈到了他的父亲--著名的新闻界老前辈王禹时先生。谈到他父亲与胡耀邦，胡启立。徐盈，彭子冈等的交情。
在回家的时候，我顺便在他家里小坐，看了一些他父亲的手稿和名人的字画，心中感慨万分。我对他说：这些都是极宝贵的财富，你要把他整理出来，以示后人。
11号，我们又有一个聚会，他忙着给主任装庭影院不亦乐乎，我们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他告诉我14号的飞机经香港回北京。晚上打开电脑：15号是胡耀邦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我赶紧的给联合时报的总编发信：向燕峰约稿，短一点没关系。这可是第一手的资料。
没想到这么快：
上期，丑女曾在“联合时报”载文，其中提到父亲王禹时与彭子冈，徐盈夫妇的友谊，在“联合时报”上，我欣喜的读到了很多像这样的好文章，使我们这些海外游子能在闲暇之余，抚旧品新，赏文忆友。
正值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先生去世20周年的忌日，这位老人给中国留下了一页闪耀的历史，他的为政，为人，他的率真，义气一直是我父亲这样的老部下学习的榜样。记得1988年秋天，我到统战部看望耀邦长子胡德平，他问我：共产党要不要讲仗义？。的确，在中国近代史的领导人里，有这位老人般的仁慈，仗义，善良者实属凤毛麟角。
记得父亲去世前和我说：他唯一遗憾的两件事，一是自己的文集未能整理完毕，二是没有写出一本关于胡耀邦和胡启立的回忆书籍。
父亲1955年从哈尔滨调到团中央，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和“万年青”编委，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当时的耀邦既是领导，也是这些年轻人的知心朋友。父亲豪放的性格和文采颇得他的赏识。六十年代初，父亲第一个采访并写出的长篇通讯：“邢燕子”，其原稿耀邦仔细看过，并提出了很多建议，57年反右，正是耀邦的力保，一大批团中央的干部包括父亲才幸免被划上右派，那时的团中央，正因为有着胡耀邦这样的领导，年轻人活拨，朝气，敢想，敢干，敢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国家的中流砥柱。
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父亲紧紧把我抱在怀里，他的硬胡茬扎疼了我，随后他被几个人带上了车，我趴在二楼的窗户后，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那年他被打成“反革命”并开除党籍，关进西山的“亚洲青年疗养院”，多少年后父亲告诉我了很多文革中发生在团中央的事，耀邦曾被挂上大牌子，站在台上，他倔强的多次扬起头来，又被按下，而父亲在批斗会后见到耀邦，他们紧紧的握手无言，那时候，团中央的很多人被关过“亚疗”，而成为“狱友”，其中大部分有着相同的罪状：保胡。父亲那时知道在他隔壁也关押着耀邦。
1969年父亲被下放到河南信阳黄湖团中央，耀邦在三连，父亲在二八连，那时，我父亲经常收工后去看望耀邦，他们喝当地小烧酒，吟诗，对词，耀邦夫人李昭还烧几个小菜，虽然耀邦当时身处难境，但很多人仍然愿意和他聊天，他乐观，通达的谈话鼓励了很多“犯了错误”的同志，向前看。从我父亲留下的黄湖诗集中，我仍然能读出他们那时苦中作乐的情趣。后来父亲在干校办起了中草药厂，有时耀邦不舒服了，就去找父亲，父亲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并给他做獾子汤，因为当地人打了獾子给药厂做冻疮膏，剩下的骨肉可以熬汤，父亲做得汤，耀邦非常喜欢，还说：加点我们湖南辣椒就更好了。那时干校的干部，有穿尿素口袋做得裤子，当地百姓送了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父亲用河南话给耀邦说这个段子，逗得耀邦大笑。
八七年初耀邦辞去总书记后，相对有了时间，父亲才能经常去看望他，耀邦曾说，你的社长要退下来，到我身边工作，跟我到处走一走。八八年一月，耀邦欣然为父亲的新书题词：“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今，斯人已逝，看着父亲在共青城耀邦墓前的照片，肃穆，悲痛的神态，捧着父亲和耀邦的诗册，墨香依稀可闻，好似父亲已追随他的老领导“到处走一走了”，去江河上垂钓，去瀑布前吟诗，在农舍里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