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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饮食，属于人类的生物性，既不能省略，也无法回避。过平常日子也就罢了，南征北战的官兵弟兄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尤其是“性饥渴”。
“二战”中，日本鬼子的“慰安妇”制度早已臭名昭著。其实，战端一开，所有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统统都滚蛋了。烧杀奸淫的“兵患”几乎无法杜绝。既然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离不开男女饮食，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官方不得不考虑“性问题”。其实，古代中国已经摸索尝试了“营妓”制度。说白了，就是合法的“军队妓院”。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里写道：“（营妓）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时代。他设‘营妓’来鼓舞军人。”事实却非如此。所谓“女闾”，并不是后来的“营妓”；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官办妓院”。《坚瓠集》续集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显然，“女闾”不是专为伺候军队；而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下图：妓女行业的“开山鼻祖”——勾践与管仲）
鼓舞军人的“营妓”，始自战国时代的越王勾践。《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所谓“游军士”，已经点明了“营妓”那层意思。《越绝书》则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看来，这就是“营妓”制度的发端。
有文献记载：“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汉武帝时代，战端频开，“营妓”制度已经堂而皇之地公开化了。可见，“军方妓院”始于西汉，经历六朝、唐宋，连绵不绝。这既是战争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北宋开国，赵光义平灭北汉，那些被俘的随营妇女，随即被分配给士兵，于是，“营妓”规模越来越大。除了军方妓院，朝廷还专门设立“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员不带家属，怎么解决性问题呢？官方妓院考虑得非常周全。据说，是明码标价：有的官妓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察。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还有的从“勾栏”里选择女孩子。宋朝的“勾栏”，相当于现在的歌厅等娱乐场所。或许，那里的女子既卖艺，也卖身？军方妓院也从这些地方物色新人，“营妓以‘勾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遂及罪人之孪乃良家缮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这种强制为娼的粗暴做法，直到南宋建国才算结束。（下图：古代中国的“官妓”和“营妓”）
偏安杭州的南宋，仍有“营妓”。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陆游的《渭南文集》还记录了一份怪异的“墓志铭”，其中提到了“朝奉大夫直秘阁张瑨”为了嫖妓而鸡飞狗跳地闹家务：“（张公）得临安营妓，与之归，遂欲弃妻出子……”
杭州城，声色犬马，到处都是红灯区，时常光临此地者，既有士兵军官，也有富商巨贾、达官显贵。据说，南宋名将韩世忠就曾流连“营妓”，期间，他才结识了后来的夫人——梁红玉；而“巾帼英雄”梁红玉则是沦落风尘的“营妓”。常说，英雄不问出处。妓女浪子，照样怀着一腔报国热血。
当然，中国军人需要解决性问题，外国军人也一样。形形色色的“营妓”古今中外，殊途同归。有资料显示，从1096年到1099年，随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妓女，多达五千多人。129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军进城时，就有八百多营妓随行。1567年，西班牙远征荷兰时，曾有四百个骑马的军方妓女和八百个步行的营妓随行。都是血肉之躯，谁笑话谁呀？只是日本侵略军强迫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地女子，为鬼子兵泄欲，实在是罪恶滔天，令人发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