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那口痰”与武大伟的“文化差异”

李鸿章的“那口痰”与武大伟的“文化差异”　　
作者：石飞

　　我万万未曾想到大清重臣李鸿章还有“那口痰”的“壮举”。这当然与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有关。近日翻阅《杂文报》2007年合订本，看到11月9日《李鸿章的那口痰》文章，才晓得李中堂的这一“杰作”。此事有稽可查，出处于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家简又文先生《西北东南风》一书。“李鸿章曩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桌前盛香槟酒之小玻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玻璃杯罩了黄绿的液质，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
　　一个素以“文明礼仪大国”自诩的清廷重臣李鸿章出席庄重的外交宴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如此让人恶心的丑陋举动，自然“举座失色矣”。可以想见，但凡容忍度稍差者，定会猛捂鼻口逃席。为什么李鸿章会上演此等丑剧？本文作者之言不无道理，并非是李中堂要显示大清王朝的傲慢，故意给“洋鬼子”难堪，而是其“习惯成自然”的“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当时李鸿章虽官位显赫，年逾古稀，毕竟是第一次涉足西方世界，他对西方的文明及其礼仪基本常识，可以说一窍不通，于是“无知”地把香槟酒杯当作小痰盂，顺其自然地朝里面“呸”一口。恶心也罢，献丑也罢，丢尽中国人的脸面也罢，毕竟他那是“无知”所致，不妨以“不知不招罪”宽恕之。
　　100多年过去了，当下的中国已非李鸿章时代可以相提并论，经济飞速发展，加快文明进步。在文明构建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把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列为市民文明公约。然而，叫人惊诧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居然发出了与此格格不入的雷人悖论。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在记者谈到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佳的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时，武大伟却认为，这是“文化差异”、“一种习惯而已”。“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3月8日《羊城晚报》）
　　我认为，今天武大伟的这套“高论”，比当年李鸿章那口痰的“壮举”更可笑更荒唐更可恶更不可原谅！首先是时代迥异。清末的中国是个封闭的封建牢笼，妄自尊大，抱残守缺，对西方的文明，既无知又排斥；当今的中国，经济上加入了WTO，文化上融入了地球村，北京奥运会主题曲唱的好，“北京欢迎你/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文明共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们岂能借口“文化差异”，而拒绝和排斥文明，自护陋习弊端？按照武大外交官的各有各的“礼节习惯”、“不能说谁对谁错”论，李鸿章的“那口痰”不仅无可指责，反而值得发扬光大。
　　对于李中堂当年的“那口痰”，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其无知和中国不良积习的下意识行为，虽然可恶却可以谅解。若是武大外交官在当今的国际宴会上也把浓痰“呸”进酒杯，恐怕就不能被宽容，非被斥之逐之不可，因为你作践国际公认的文明礼仪，故意亵渎主人侮辱宾客。武大外交官是不是想试试？那样，恐怕本国的政府和人民也不会饶恕你！
　　武大伟的所谓“文化差异”论，也许可以赢得少数的蒙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和热捧，——“中华中心论”、“华夏文化优越论”的阴霾绵延不散，中国人的言行无论怎么不雅、低劣和丑陋，都不允许外人说三道四，外人都必须理解、接受赏谀。因为“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如此武氏“文化差异”论，岂不成了中国人固守陋习的遮羞布和拒绝与国际文明接轨的“挡箭牌”？
　　武大伟者，毕竟不是一般市井小民，嘴巴随便放炮炸到九霄云天也无关紧要，您可是一位有权代表13亿国民的外交高官哇，您的一句话，往往是国民的行为参照依据，尤其是国际场合。按照武氏的“文化差异”论，今后中国人出国旅游，完全可以无所忌讳，尽可肆无忌惮地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喧哗，不仅华尔街的“铜牛”可以纵情攀爬，有本事者去骑骑纽约市百米高的“自由女神”也未尝不可，还有法国卢浮宫的“维纳斯”……且不知武大伟先生想过没有，他的恣意放言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以及中国人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