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记事
1966年,清智12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这是一个转折点,他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离家不远的尚岩中学。他非常喜欢这所中学,甚至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的大哥就是从这所中学考上了大学。进了中学,意味着距离大学的距离越来越近。然而他还没有踏进校门,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尚岩中学开始停课闹革命。
正当清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县广播站播出了一条通知,应届小学毕业生全部回到原校复读一年六年级,他只好又回到加头村小学。然而学校已经乱了套,老师们都带着红袖章,“拿起笔作刀枪”到县城闹革命、抓黑线人物、揪走资派去了,学生全部放了羊。
生产队的高音喇叭里天天播送着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天天喊着“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永保社会主义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他不懂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更不明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深奥道理。他只想读书,像大哥一样拼命读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
农民,象泥土一般朴实的农民,并没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的凌云壮志,他们只认一条死理:只有耕耘,才有收获。经历了“大跃进”全民运动的加头村村民,从沉痛的记忆中认识到:运动不会运来大米白面,馅儿饼饺子。所以,尽管“天下大乱”,西加河依然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生命的本质非常艰难,它会时时遇到意外的挑战。任何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必须面对现实,勇敢地接受挑战,抗拒各种艰难困苦对生命的撞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老祖宗就是这么教导的。
清智停课在家,和他的同龄人不一样的是,他在拿起锄头的同时,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书读不成了,那就画画。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贴了许多宣传画和毛主席像,他就照着画工农兵,画毛主席像。清智是个有心人,他用那双敏锐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拔节生长的玉米,枝繁叶茂的松柏,若隐若现的群山,烂若云锦的朝霞,拉车奔跑的骡马,漂浮河面的鹅鸭,满脸沧桑的老爸,慈祥善良的老妈,腼腆的姐姐,淘气的弟弟,天空的飞鸟,路边的野花,都成了他观察的对象和描摹的模特。入夜,他在如豆的油灯下,用铅笔在纸上勾画。
花开花谢,潮涨潮落,转眼间两年过去了,积下的画稿已经厚厚一摞。功夫不负有心人,清智的绘画基础一天比一天扎实,笔下的人物、花鸟、山水一天比一天形象逼真。
机会总是首先赋予有所准备的人。
那时县里有个电影放映队,定期到各公社巡回放电影。在正片放映之前,一般先放一些结合形势教育的幻灯片。但是他们手里就这么几组幻灯片,放来放去老一套,群众不爱看。放映队有个外号叫“猴子嘴”的听说清智会画画,特意骑车登门求助,让他画一组抓革命促生产的幻灯片。清智接到任务,既紧张又兴奋,他拿出所有的本事,精心制作了一套幻灯片。几天以后,幻灯片亮相,受到了社员们的热烈欢迎,以后在全县巡回放映,备受好评。谁也没有想到,这套幻灯片竟是出自一个年仅14的少年之手。
初次告捷,使清智备受鼓舞,从此更加勤奋。
此时的清智,根本没有想到将来要当画家,他只是喜欢,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他把画画作为心情的释放,唯有沉浸在画画中,他才能从画面上的花鸟人物中享受到欢乐,忘记所有的不快和烦闷,忘记掩盖在阳光下面的肮脏和罪恶。
1968年,沸腾了两年的中国开始逐渐降温,在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清智高高兴兴地跨进向往了两年之久的尚岩中学。
转眼间到了1969年的五一劳动节,学校放了十天“麦假”,让学生回家帮助收割麦子。“麦假”以后,清智背着煎饼回到学校,只见校门口有军人站岗,操场上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吃饭。哨兵告诉他:回去吧,不用上学了,学校住了部队。
这是怎么回事?清智不解。别说他不解,就连学校的老师也莫名其妙。那时的口号是“一切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路”、“一切服从革命大局”。
到了1970年夏天,尚岩中学终于又恢复教学,可是通知被扣在了大队部。有人悄悄告诉给清智的父亲,父亲没有敢告诉清智,怕他像他大哥当年一样惹出事来。清智稀里糊涂地跟着父亲参加了修筑水库的会战。
尽管大队干部处处作梗。但是苍天有眼!
1971年开春,尚岩中学高中部计划招六个班,可是初中毕业的只有四个班,即使全部升上高中还不够数。县里发出了通知,所有初中生全部进入高中部学习,任何人不得设卡,否则就是不忠于党和毛主席!违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
这回没有哪个人敢给清智设立关卡,清智顺利地进了高中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