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想，这又不是历史，还是多点细节为好。前面说过，我这姨妈好的不能再好了，以至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认为那不是姨，而是妈。但＂寄人篱下＂总是事实，而支持这一事实的，几十年来，仅有一件事。正因为仅有一件，所以记忆犹新，也正因只有一件，说明这姨妈较亲妈更胜一筹，还是因虽只有一件，孩子还是自己带的为好。
一件什么事呢？那是文革前的一个暑假，民盟（年轻的朋友可去查一下，何为民盟，算卖个关子）组织去北京香山一周，一家只能带一个孩子，于是，我很积极地表示很不乐意去，于是，皆大欢喜。前不久，妻的小学同学，在几十年没联系后又通了电话，问及她和谁结婚，还提到此事。那时，她们家正好和我姨一家在香山合住在一个套间，她以为那时见到的是我，当然免不了又是一番姨还是妈的解释。
在别人家的孩子都更敏感，记事都早。象我，四岁左右的事记得很多，连细节都很清晰；而随父母长大的妻，八岁左右的事，才能留下痕迹；而儿子则更是糊涂，能认出全世界所有的国旗，但根本想不起来当初来加的任何一处＂故居＂，使我的忆苦思甜流于空泛。
大概从四五岁开始，我就在＂我们家＂这个问题上混淆。假期到父母那，不留意就会将父母家和＂我们家＂对比，饭吃的不一样啦，窗帘挂的方式不一样拉，每说一次，都引来父亲的不快。后来才明白，我的＂我们家＂和母亲心中的＂我们家＂的概念吻合，( 女人从来把娘家当作＂我们家＂的), 所以没事，和父亲的感觉冲突，所以麻烦。于是，自觉地减少对比就成了很要紧的事情。
回到姨家，将父母的家称为＂他们家＂，别人都很认同，但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好在，我并不总有此种转换的必要，因为，毕竟姨家是我熟悉的，参与其中任何活动的＂我们家＂。
但要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分辨这些，真不知是福是祸。
三年困难，到没真的饿着。原因是家里妇女多，孩子多，分担一下还过的去，有几件事记的特别清楚。
姨夫当时在壮年，虽做管理，但毕竟在一工厂工作，上下班骑很远的车。饭量虽不算大，也还是吃不够，又不好意思和妇女儿童争嘴，多数半饱就睡了。记得有一次，他半夜起来，把大家都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原来他是饿醒了，去＂偷＂吃了一小勺豆面。
还有一次大姨吃豆腐渣吃得大便下不来，送去医院。等下午舅舅去看她，回来一进门就跟姥姥说＂完了，完了＂，说的姥姥眼泪都下来了，才知道他说的是治完了。
还有一次，姨妈在图书馆评上了先进工作者，拿回来的奖品，除了奖状还有一个小纸袋。很金贵的捧回来，里面是一块咸鱼，少许的黄豆，那在普遍浮肿的时候算是高级营养品了。
但，人和人到团结，和气，学习也没压力，反到是很令人向往的事。
你想，那又不难，学好了还挺露脸的，干嘛不呢。
然后，日子渐渐好了起来，文化生活也开始繁荣。虽比不上北京，天津的京剧，话剧还有一定的水平，曲艺更是独树一帜。跟着姨家看了不少的演出，特别是话剧，更成了突出的爱好，而这一爱好和了解，对后来交女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看多了剧，当时就感受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剧。这一过程京剧较难，话剧较易，当时所看的话剧已经现代的为多了。就是古装的，也是郭沫若编的＜＜孔雀胆＞＞，＜＜蔡文姬＞＞，不过话说回来，郭老还是有相当的才华。
好日子还在继续，但就有一种好象什么就要发生的感觉，什么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就是这种感觉。照说依我的年龄不应有此类的感觉，但我的生活使我敏感，在家没事看报纸也会加深这种感觉。
在日常的生活中呢，不断强化的兴无灭资，使得出去一次饭馆都怕碰到熟人，怕被人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倒霉的是，这群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在饭馆往往不期而遇，于是大家都装做没看见对方，现在想来滑稽，当时却甚是紧张。有时，过了好久，连吃的什么都忘了，还在想那天碰到谁谁，他看没看见我们等等。
四清，城里人派去农村整别人，虽说去过农村生活，毕竟还不是去劳改，身份不同，也还说的过去。风满楼的风渐渐的大了，于是有了貌似文艺评论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的大人神情紧张，但还仅限于＂文人＂，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连邻居里不识几个字的大娘都有了＂感觉＂。旁边就有一个原来开水果店的老太太，一边拿手比划着扫的动作，一边拿天津话说＂横扫，横划拉，也不知到划啦到哪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