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崛起怎样才算结束？
阎学通：我最近在研究秦史发现，战略不是由学者设计出来的。战略意味着你有一个目标和一个原则，仅此而已。所有的政策、具体措施等，都可以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不断调整。对于中国的战略，我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具体的“和平崛起”战略。事实上，我们早已经有了这个政治目标，即“民族复兴”。那是当初孙中山提的，即期望中国恢复到历史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但问题在于，怎样的位置才算达到了那个目标？
一些人强调，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队；一些人则强调，我们应该提升经济实力，或者应该重塑中国意识形态，代之以西方思潮。目前占主导的思想，还是来自于邓小平，即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体，然后才谈得上中国复兴。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对现实要有新的理解，即并非仅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或新观念，就可以使中国呈现出历史性的繁荣。世界上任何强国都是建立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所以，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你必须拥有这三个要素，当然可能还需要文化，你需要有这四个实力要素，平行共同发展，然后就可以为中国恢复其历史地位而打下基石。因此，现在中国人该重新考虑什么是民族复兴的基础。
巴尼特：我的感觉是，当前世界除了经济危机之外，伴随而来的还有全球事务的领导危机。对中国来说，这种危机提前来了10年。如果危机不是在2009年发生，而是发生在2020年，中国可能会更加游刃有余地处理。欧洲最近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中国在想什么？》，讲的是一个关于中国对自己的雄心不够透明的问题。中国没有对未来的走向做说明，而只是简单说，自己只希望回到理应享有的位置。然而，因为中国对资源的需求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这样，“希望继续回到应得的位置”，并不是让其他国家都感到舒服的答案。过去200年西方的发展，并没有遇到能源问题，所以，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与过去两个世纪的西方不同。中国必须面对不同的能源困境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中国国民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将影响整个地球。许多美国学者都认为，中美未来将取决于资源战争。所以，如果中国不能自信地向世界展示国家复兴的蓝图，全世界一定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高度谨慎。
奥巴马“卸载”国际责任，中国怎么办？
巴尼特：奥巴马上任后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声明，认为全世界过于依赖美国的消费和承担全球安全的责任。美国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已经处于破产边缘，破产并不意味着没有钱，而是有太多的责任无法用钱来支付。奥巴马发出的信号是，美国需要承担国际责任，但当前的国际责任已经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世界膨胀得太快，有很多崛起的国家，它们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需求，解决全球共同的问题。美国想关注世界每个角落上任何一个安全问题，美国也希望在每次危机时起到关键作用，但现在，这些都要重新协商。奥巴马意思是，我不再包揽过去所有安全义务了，除了满足一些基本要求外，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磋商。
我想，中国会因为美国不再包揽所有义务的态度而感到紧张，而且中国在提供世界公共安全方面，显得不大能胜任，尤其当这种外交、军事基础是用来使中国重获世界地位以及解决台湾问题时。但是，我认为，奥巴马留下一定的空间，中国应该努力前进，如果中国不前进，别的国家也会取而代之。最坏的结果是没有人前进，这样，国际贸易、投资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而中国非常需要这些贸易和投资。
阎学通：在当前的情况下，奥巴马不可避免将精力放在经济上，减少美国对其他地方的关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经济上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当奥巴马政府减少它在经济上对世界的义务，这将意味着奥巴马将在不考虑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专心于国内经济，使美国人民能尽快摆脱金融危机。这可能给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美之间造成更多经济冲突。比如，美国增加了救市资金使美元贬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损失了很多外汇储备。这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再次发生。所以，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责任，并不一定会减少中美之间的冲突。它可能减少在中美人权方面的摩擦，但不一定会减少经济方面的冲突。
第二，美国依然在要求中国尽快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对中国来说，在技术、政治和金融上，都非常困难。中国不会在短期内放开人民币兑换。这样，对华施压将会持续存在。按我的理解，在世界、中国或者美国摆脱衰退之前，中美的经济冲突将不会减少。现在，虽然有战略对话在，但对资源、气候和金融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找不到足够睿智的人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奥巴马政府考虑减少其在世界的义务，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而中国会想，为什么你让我承担更多责任，而你自己却减少对世界的义务。中国会说，等等，你减少了责任，但你却没有减少你的权力。例如，IMF改革，目前美国希望中国参与更多，但不想失去自己的投票权，所以，中国说，好，我可以投入更多钱，但我也想把自己的投票比重从3.7%提高到5%或6%。而如果美国希望减少投入，它应该把自己的投票权重再降低。所以，我认为这类摩擦将持续，可能变得更激烈。
中美未来怎样才能建立互信？
阎学通：互信是建立在互动和合作基础上，而不是建在对话的基础上。去年9月危机暴发后，所有的领导人都同意用合作的行动共同拯救世界。遗憾的是，我们都只得到很多美好的话语和许诺，以及合作性的声明，并没有看到很多与许诺一致的行动。这类应酬话不能提升中美两国的互信。我们需要合作的项目，例如，中国需要美国减少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这能提高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如果美国采取这个政策，中国会愿意拿出自己的美元，让美国用于自己的经济计划。所以，我们需要行动，而不仅仅是那些美好的话语。
国际政治的本质总是有冲突竞争或矛盾，所以，政府互相之间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你发现有的政府之间比另一些政府之间有更多合作，比如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多于与中国。中美之间眼下不太可能发展成美欧那样的关系。但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经济、安全和政治领域开展一些实质性的合作。例如，目前我们无法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上取得任何一致看法。中国建议用“超主权货币”，这让美国很不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更多摩擦，而不是问题的解决。
巴尼特：中美之间的经济信赖水平比人们认识的要高得多。但这种巨大的信赖关系并没有反映到政治关系中，更没有反映到军事关系中。逻辑上，凭着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双方本应有更好的军事合作。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比如，台湾问题迫使双方军队中的一部分必须准备特定的武器、船只、飞机。其实，那些武器与美国现在所参与的战争类型并不匹配，与将来中国形象也不符，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广者和参与者之一。然而，问题在于双方军队都过于短视。他们的观念依然停留在20世纪，如潜艇是否应在台湾海峡作战，而不是在21世纪思考共同的关切问题，如索马里海盗。
军事关系的建立需要时间，形成的方式是军官到对方的学校学习，这种学习互动让军队将领在年轻时就建立起良好关系。这样，在困难时期，军事关系就会比政治或经济关系更巩固。美国与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军事关系一直很好，尽管我们在政治上不喜欢法国，他们也常骂我们，但我们的军队之间的关系还是很稳固。军事方面中国受到很多的猜疑，中国必须在如何使用军费方面更透明。要找到美国军队如何使用军费非常容易，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集团，希望随时随地透露各种秘密。所以，中国更加开放、透明地解释武器系统上的战略选择，将极大帮助减轻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对中国这样崛起国家，拥有一个更大的军队是很自然的。中国处于19世纪美国相同的发展阶段。那时，美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始变得积极进取，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开始信任美国。美国军队的最大优势是，当世界出现危机时，美国军队常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力量。我不清楚，世界会不会把中国军队的强大看作一个更好的或是更坏的事情，因为中国还没有显示解决世界危机的能力。所以，如果中国希望建立这种信任，就需要去一些地方与其他军队合作。中国出兵索马里就是一件好事。现在世界还有许多人道主义灾难，中国需要走出去。那些动作可能被视为进取的表现，进而获得更多国家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