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掉泡沫 还剩多少?
中国GDP的增长没有惠及普罗大众，但为0·4的权贵捞了一大把，制造了一批受惠者和一批忽略者，产生了新的矛盾並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限薪令”是一部分人薪金向美国看齐，一部人工资原地踏步的、亲疏有别的偏向于少数人利益的政策，疑似为他们也是为自己，水涨船高，做得到不去理会大部分人所过是怎样的生活，做他们想做的事。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恐怕是提高全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让GDP增长惠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也有着其道德规范以教育人们行为自律。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GDP中的“五彩”泡泡
中国的那些“代表”GDP至上的思想盛行，谈起GDP增长来眉飞色舞，把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产值都当作GDP。可惜的是，它並不都属于中国。因为在今天中国地面上生产和创造财富的，已经远不止是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的外资、合资企业28万多家，资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国28个产业中，有21个前5名都是外资、合资企业。连老祖宗留下的大多数传统产业都被控股，不能自主了。
3万亿的GDP，虽已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了目前的第四位，但人均GDP才占发达国家的1/27, 差距表明中国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2008年中国的GDP为4.28亿是美国的1/4)。但它主要依靠中国人的劳动和资源生产，而其劳动成果却不都属于中国人。外资企业的份额约占60％，18000亿，每年出口拉动有2·5~3%的增幅，影响是非常大。真正属于中国的GDP只有12000亿，只是小头。3万亿的GDP中1·8万亿是“五彩”泡沫，既然是泡沫,終归要破滅。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
中国资源並不丰富，差不多年消耗全世界水泥的40％，钢产量的30％，石油产量的30％，从1996年开始，就已经不能依靠本身的资源支撑国内的高速增长、经济的增长需要，而且中国的单位能耗又比发达国家大，每生产一产品需要消耗能源要远远高于这些发达国家，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这虽然看起来比较难堪，所谓的高速度也无影无踪，但却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
更值得关注的是，用ＧＤＰ即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用ＧＤＰ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用ＧＤＰ的人均量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
但，这一做法：
1 1·它不能衡量这个社会为高速成长付出了甚么样的生态成本，生产同一水平的ＧＤＰ可能带来不同的外部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一旦从ＧＤＰ中减掉这些外部成本，同一水平的人均ＧＤＰ就可能代表着非常不同的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空气脏了、水不够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样性正在被迅速扼杀。如此，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黄色的中国又正在变成灰色的中国――到处都是扼杀生命的工业化学污染。我们终于有了充足的食物，却没有了任何可以称为“安全”的食品。去年西班牙焚烧中国的鞋子，有一个数据非常让人吃惊，就是中国生产一双鞋的成本，到他们那里包含各种各样、包含路上的运费，只要三到四美元。而西班牙生产一双同样的鞋子就要二十美元左右。那么这中间制造的差价到哪里去了？除了劳工工资低廉以外还有一条环保成本，比如说鞋子需要大量的皮革，而皮革是一个高污染产业，但是这些皮革生产出来了，排污费这些外资企业没有付，排污费没有付就是这些大量的污水、大量的污染都留在中国了，因为生产的皮革大家知道要使用硝酸盐，这种东西造成的污染是相当高的，所谓当年整治五小，其中小制革厂、小造纸厂，这就是两大污染最大里面的小化工厂等等，这就是五小治变。中国的环保条列虽然规定了一个企业到中国去设厂的时候需要付排污费用，但是规定的费用也是偏低，而且很多地方为了吸引外资擅自取消了这些费用的征收，因为为了吸收更多的外资进来就出台了地方的政策。据估计环境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每年至少占GDP总额的百分之八。你想想我们这些年来GDP每年增长也就是百分之八，不就把增长的这一块全给损失掉了？而且造成的环境污染还需要再拿钱去治理，那这样的增长不等于是负增长吗？你不增长更好，至少环保好一点更好。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了ＧＤＰ的修正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绿色ＧＤＰ。所谓绿色ＧＤＰ，就是不污染和破坏自然环境的ＧＤＰ。如果生产某一水平的ＧＤＰ污染和破坏了自然环境，那么，绿色ＧＤＰ就等于原来意义上的ＧＤＰ减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的成本。而和谐ＧＤＰ，除了要减去外部自然成本，还要减去外部社会成本。实际上，绿色ＧＤＰ测度的是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和谐程度，仍然不全面，和谐ＧＤＰ则能更真实地表明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
2·它不能衡量这个财富的分配程度：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这个数据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用于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实际基尼系数可能还要高过这个数字，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
3·它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
中国的养老制度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但是，中国数亿农民至今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领到退休金（养老金）。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据说，至1996年6月底，中国就有76.9 %的城市职工和94.7 %的已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也就是这些人能够按照正统的规定，他们有保险就应该拿到应有的养老金，但是这几年来，从来这些人的退休工资，不能按时逐月的发放，然后就逐年的积欠。成为“空帐”，就是有一个空的帐号，但是帐号里没有钱，成了一个中国特色。这些积欠，几年来像滚雪球一样，而且是呈几何级数的增加，1997年欠140亿，1998年450亿， 1999年是1,000亿，2004年11月1 6日，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公布，累积积欠的养老金已经6,000亿元。
中国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按特权等级排序的。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 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元。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占79.1%。零点公司2005年在全国7个城市、7个省的乡镇以及农村的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占65．7％。由此推算，全国约8．45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约1分钱。
古巴的教育医疗全免。我国的教育开支仅是联合国规定最低标准的三分之一，列在全世界倒数的几位，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当局虽在1996年制订“教育法”，规定全国教育开支不得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十几年过去了，仍然在2%左右徘徊。相反，学费却一直暴涨。看看美国，1999年，教育总投资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7%（当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0%），达到6350亿美元，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拿出10%的GDP来办教育是不为过的，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用来办教育了。
报纸电视大谈经济成就时，重要一点，不要仅关注经济增长，还要看教育、医疗、环保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如果经济的成长只表现在数字上，而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进步，那么数字必然是虚的，毕竟，生活才是真实的。
GDP增长速度快，经济规模扩大自然会增加全球影响力，中国可以用更强的声音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也会与日俱增，这自然能令不少国人陶醉。但看看中国电视机产业的由盛转衰，就能清楚地知道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产业是多么不堪一击。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仍然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在1820年的时候，就占到了世界的32.4%，大致与目前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相当，这正是大清国嘉庆末年，在其后20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在191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刚刚胜利、帝制结束不久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经济占到世界的11.8％，远远高于现在德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但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10年后中国GDP爬到世界顶峰了，但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却没能相应提升至世界一流水平，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的阿根廷一样“未富先衰”？值得深思。
注释1: GDP 是宏观经济上最常用的最重要指标(economic ndicator)，GDP是考虑是否商品化（交易），並不考虑交易的社会利益和后果。因此GDP大小可能随商品化程度变异，既不完全等同于经济或财富，更不等同于人民福利，即不包含财富和利益分配的内容（所以千万不要搞GDP崇拜），但GDP包含“污染”“犯罪”的无效有害的交易活动。这个指标缺陷很多，它只是国家或区域内进行交易买卖的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值之总和，如果没有交易买卖，那么这个产品或者劳动服务就不计算入GDP，如：家庭内的家务劳动、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许多巨大的全民基本建设等等。而且，这种算法不管是正面意义的反面意义的，只要是交易了，就计算为正的GDP，如：自然灾害后要重建，对犯罪者要有律师、监狱押管和服务等等加人都算是GDP的累积；当人们的（可）交易活动污染环境，产生GDP，然后来治理环境同样通过（可）交易活动时，仍然贡献GDP（当然如果是义务提供物质和劳力来治理时就不贡献GDP了），但对环境来说，即使是恢复到原状，也不过效果为零，但可能对GDP做了双重正面的贡献。
毕竟在更多的情况下GDP大体上反映出宏观经济的状况，且与社会进步与人民福利有关联，至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其它指标来代替，比如绿色GDP等尚难以合理地进行精确定义和定量估算。
作为惯例，GDP增长率是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增长率，而公布的GDP一般是当年现价的GDP——即包括了通货膨胀。
某年n的现价GDPn 与其前一年 n-1的GDPn-1，由当年增长率（g）和通膨率（I）由关系式（1）表达：
GDPn = GDP n-1 (1+ gn + In) (1)
式（1）中扣除通膨部分则成为真实GDP。通常从某年出发，通过式（2）由增长率可以求得前后各年的真实GDP，或称校正GDP，
GDPn = GDP n-j* П(1+gj ) (2)
其中n和j指年份。这个乘数项（1+g0）*（1+g1）*…*（1+gj）
注释2: 1970年代阿根廷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定因素的时期后，现任军政府给阿根廷带来了表面的平静。国际舆论都认定阿根廷正“进入一个物质生活积极稳定的时期”。至于之前几年，政府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大规模清洗则没有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着它的新面貌，成功举办了1978年的世界杯，还在重工业和核能源进行积极探索。而对于这一切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在1981年7月的一篇文章写道：“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一样耸立。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
苏州GDP有点畸形
苏州，今年的GDP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达到3450亿的水平；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吸引超万家外资企业，世界五百强中就有115家入驻。过度依赖外资并成为世界加工厂，让苏州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度只有人均GDP的25%，远远低于正常国家值（75%左右）。在发达国家100元GDP可以转化75元国民收入，中国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苏州“只长骨头，不长肉”，自己并未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太多好处。而且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苏州本地成本上升，外资将迅速撤离。仁宝电脑撤离昆山的传言，似乎正予示着担心正在变成现实。园区经济的过于发达也让苏州产业结构失衡。苏州2007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0亿元，实际人均年消费只有14000元，消费实显不足，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41·5%，对投资的依赖又过大。苏州90%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有外资企业实现，这一方面降低了生产附值，也不利于平稳、长久发展。
苏州经济发展模式是低价地、廉价力、高消耗、多重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加工厂，外资广度很高，但透过技术升级的资本深度不高，导致研发能力不足，长期发展会遇到瓶頸。如今国际经济动荡不安的局面下，显然苏州经济面临着较大危机。
中国GDP只是外资与劳动力膨胀下的假象，会难以为继。外资不是越多越好，它是把双刃劍，一样会伤着自己。看看日本人是怎样用的，可能会让我们清醒点。
日本GDP是真货
同样是GDP，在日本却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内容。2007年日本GDP值529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日本的GDP，不但都是自己的（日本的外资只占1％），海外还有相当大的一块3.5万亿海外资产没有祘进去。由此可见中日的GDP差距远不止是账面上的2万多亿美元。(2008年中国GDP为4.28万亿)
中日GDP内容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外资上。日本为什么外资那么少？因为日本发展经济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战后使用本币（美国发展也是如此）、国债、严格限制外资，提高工资、福利扩大国民消费力，以需求拉动做大国内市场（外贸不到20％，高出低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
日本外资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申明：首套截止法（外国技术设备只准进口一套）“只准许有利于日本经济的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可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进行投资。”
中国则相反，依靠外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重复引进，自己造的人民币不知道用，总是说自己没钱，依赖外资、外卖才能发展，只知道贱卖家产，低出高进，抢着用得不偿失的洋钱，把洋人当衣食父母（外贸占60％）。对提高工资、保障民生畏首畏尾，生怕吓跑了老板没饭吃。
GDP何时让老百姓受惠
国家发展经济，必须在生产能力增长的同时，同步增加消费，保持生产和消费平衡。否则超过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必然倒闭或用于出口换取不断贬值的外国货币。只有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增加普通老百姓收入，才能不断增加国内消费能力。
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但为0·4%的人成为有钱可数的权贵创造了巨额财富。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工资水平一跃而超过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中国人只好低消费以填饱肚皮为生，中國人的飲食結构和食品消费狀況对农产品价格將产生更大的影响，13亿张嘴也不那么容易。但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可疑的外贸、外汇
外资不做慈善
发达国家的外贸一般只占GDP的1/5左右，日本的外贸占15％。中国年外贸为20000亿，GDP的2/3，为什么会有份额这么大的外贸？“秘密”在哪里？“秘密”在于进入中国的外资，外资并不是来赚人民币的，他们要的是实物！人民币不换成实物，只是花纸一张。
外资不是来做慈善的，资本的牟利本性总是千方百计的增值，如何名正言顺把在中国赚到利益弄到手，只有把货物从海关出口。因为没有定价权，又不是强势货币，于是低价出高价进的外贸（如出1·0卖出1·2，进1·0买进0·8，转手就赚40%，留下利润还成为你的顺差），成了外资输送利益的合法渠道（更有出口退税、优惠信贷）。所谓2万亿的中国外汇储备，其实大部分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那些在中国投资发财的外国投资者。
2003~2008年第一季度，累计流入中国的热钱多达17542亿美元，比2008年3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还多出4%，因此目前的外汇未必那么充足。热钱的涌入、蛰伏（赌人民币升值），伺机而动，兴风作浪，套取汇差、利差，扰乱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外资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国外，换到的外汇或者进口一点外国高价货，或者就直接卖給中国银行，换取人民币再生产再出口。于是本该属于外资的中国外贸顺差，应由外资自行平衡，现在全推给了中国，成了中国的外汇顺差、储备。由中国背着“白条”，承担汇率损失，外资则可以实现国际贸易罕见的单边出口，近乎完美的无偿拿走中国财富。实质是”顺差在中国,受益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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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门户开放
中国银行以人民币敞开收购美元（外币），帮了外资的大忙。要知道美国是不可能让人民币换美元的。中国只有用实物才能换到美元、美国货，但是美国却用美元就能换到中国人民币、实物。
说是自由贸易,实质是买他的先进东西他不卖，逼迫你不得不转个弯成为美国的国库券、公债、公司债券和股票的持有者。换个角度而言，这也形同是美国开一下印钞机印美元，换取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想想也真可怜，中国人辛辛苦苦牺牲了生活品质和环境得来的血汗钱就这样被折腾得越来越少。
这种不平等关系下的对外贸易，终使国门洞开，海关形同虚设，相当程度上成了中国单边输出，外国无偿笑纳。
外汇储备不是一个国家的净资产。每一美元的外汇储备都要央行用相应人民币兑换回来，与商业银行管理的资产没有分别。例如，你在上海，是中国人民银行，我在加拿大汇了一美元到你账上，国家户口就多了一美元外汇储备但你到银行拿一美元时，中国人民银行花7·元人民币给你兑换这一美元。你要去美国公干，又要把7·元人民币换回一元美金给你带出国，那外汇储备就变成零了。因此，正看是资产，反看是负债，是一种国际收支帐而已。从理论上讲，要凖备外汇储备中有相当多热钱和外资是要流走的。外汇储备不是你的净资产，只是存在你银行里而已，人家可以存，也可以取，存在你那里，所有权、支配权不在你那里，你只有管理权而已。
我们放了多少债
国家发展经济时，外贸进出口应维持接近平衡，因为出口是为了进口短缺的商品，不是为了储存不断贬值的外国货币。如果我们保持进出口平衡，同时不保存外汇或保存少量外汇，就不可能导致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美国佬祘盘打得真精，让别国储备他们的美元，自已储存黄金，计有黄金8133·5吨，占外汇储备总量的77·3%，而我国只有600吨黄金，仅占外汇储备总量的0·9%，实在少得可怜，把一个鸡蛋的家当押在美元资产上，而美国那个篮子並不怎么坚固，让我们的外汇储备时时刻刻都处在高风险之中，实在有点提心吊胆。金融海啸前后我们遭遇美元贬值，使我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为缩水，带来的损失，是长期执行国富民穷的经济发展路线所致。改变这种经济政策已刻不容缓。不断提高国内老百姓收入，提高国内购买能力，从而加大进口，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减少出口，从而减少储存外汇。
我们的外汇储备大量投放到美国：
购买美国国债 5000 多亿（美元）
短期债券 3000 多亿
次级债 2000 多亿
两房房贷 3760 亿
经融投资 100 亿
国企在美的应收账款 1000 多亿
总计持有美国债权约 14860 多亿
这一巨大财富是中国人民积三十年艰辛奋斗、付出无比沉重代价换来的血汗钱，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现在美国现在美国债台高筑，根据08年的最新统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什么概念？2007年，全球的GDP为54.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欠债，已经使得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17.5万美元。如果摊到全世界头上，平均每人欠债9000美元。要知道世界上有无数人一辈子都赚不到9000美元。
但这还不是美国债务的全部，如果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加上美国各大财团发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债券，美国的总债务约73万亿美元。按照2007年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全部资产已经缩水，现在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目前欠债76万亿美元，全部资产只有50万亿美元，把美国拍卖光，也是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已经破产了。面对如此庞大的债务，欠债国焦急，债权国也焦急。两者不相伯仲，不分彼此。
按照民间的说法：“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的道理，债多了，反正一时还不清，慢慢想办法还吧！这祘是好的,就怕赖帐的无赖欠债不还,那就惨了.
中国呢？其实也並不富裕，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将是62708亿，约占20％，加上地方债务使得中国的总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左右，虽说尚在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之下，但考虑隐性债务状况(国有银行不良及问题贷款;社保体系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等等)造成的经济隐患，前景可能也不容乐观。现在美国经济下滑，通货膨胀、美元贬值，部分债券违约，尤其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无法马上兑现为现钞使用而不受损失，中国的美元资产大量缩水，损失惨重，弄得不好会血本无归。
烫手的“山芋”
美国已经发放了1·5万亿国债，到2009年总计要达3·5万亿，估计到2013~2014年累计发行国债量将首次超过其GDP16万亿的总量。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局面也将不可避免。美国财政赤字难以解决，国债淹脚面.予计2009年赤字高达1·2万亿，加上奥巴马的7870亿经济刺激计划，赤字额将继续膨胀，其占据美国GDP的百分比也可能达到空前的两位数，这么多的国债和赤字存在大幅度贬值的风险，损失难以估量。
我们的外汇储备，很大部分在美元资产里面，比重又那么大，存度很高，不可能短期内马上转移。另外，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会使全世界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反而最受伤害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留或抛成了最难的决择，机会和风险并存，从长远和当前来看，捂着比化掉风险高。不过，请谨慎小心，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具体到每一项都要做个案分析，进行评估，比较研究，才能确定投资对象。再确定整个投资结构、投资条款的谈判，包括价格、各种保护机制（监管），还有投资以后的风险管理。千万不能乱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那么多的美国债券怎么来的，难道不应做点反思？起码要问一问谁建议这样做的、谁论证的、谁拍板的、谁批准的、谁去实施的吧，其中究竟有没有黑幕，按照国际惯例，购买债券、股票的中介有2·5%佣金可收，1·4万亿的2·5%就是350亿美元，所得的佣金流向如何，有没有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还是多个心眼为好。
另一方面，我们即使持有现钞，也无法在短期内用完自己积累的大量外汇，因为我们无法短期内大幅度增加物资使用量，而这些物资会自然衰退，我们积累外汇的损失是无法避免的。美国现在在大量印钞，提供大規模的流動資金，毫不猶豫的通過購買國債甚至直接購買抵押貸款債券等方式增加貨幣投放量，如果政府支出不设限，央行任意把公债变成货币，使美元泛滥成灾而贬值，此时就会引发恶性通膨而牵动全球原物料价上扬，把通胀输出与全球“共享”，以解救本身的金融与经济问题。这种以「量化宽鬆」的货币手段，帮助美国社会靠借贷从高高的债台上一步一步爬下来（borrow itself out of debt）。这或许可以振兴经济于一时，但如此纵容世人最坏的倾向，并将负债合理化、合法化为常态和正规，不仅意味著进一步把财富由储蓄者（savers）的手上转移到借贷者（borrowers）的手上；更早晚会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我们应发动舆论反对这种赖帐的无赖行为，使美国迫于舆论压力，难以公开实施大幅度贬值美元赖帐的无赖行为，减小我们储存外汇的损失。
今天中国太需要新思维了
开放不等于只是引进
引进外资，改革开放在开始的时候是必须的，是不可避免的，就象一辆老车要发动，不借助外力拿摇把摇是不行的。日本崛起开始靠的是辛丑和庚子条约的赔款，后来靠的是美国的大力扶持，咱们不能过重引进大量外资，叫花子上街是别人给什么要什么，捞着什么吃什么。精明的主妇上街则只挑有用的，只拣买得起的，只要货真价实的，还要再讨价还价。同样是开放引进，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不过是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这一点也要特别说明。举个韩国的例子，韩国从引进技术的开始就提出了一条明确的政策，技术只能引进一次，同时他们在把科技经费进行了调整，引进、消化、吸收的费 用他们的比例是1：5，也就是说，花一块钱引进的技术要用五块钱进行研究和开发，通过技术的改造实现他们的生产。韩国的口号是引进一批、生产一批、出口一批，因为它有特殊的国情，韩国比较小，必须走外向型。所以通过这种引进、消化、吸收带动了他的技术水平提高。问题是中国目前引进、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例是1：0.08，韩国是1：5，我们大批的钱用在引进上了，没有用在消化和吸收上，这是总体考虑的问题。善用自己造的货币（国债、赤字、超额贷款等）为国民安排有效劳动（为国民服务的劳动），都把本国的劳动者保护的好好的，让企业、老板去市场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这一点也要特别说明。
60年代的时候，韩国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是相当的，6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了红旗轿车，有了解放轿车，那个时候韩国什么都没有，他从75年才开始。现在韩国的现代汽车跑遍了中国，跑遍了全世界，他已经占领了市场。60年代的时候，韩国还没有计算机和半导体，我们已经有了，现在韩国的闪存数码手机也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销售。60年代的时候，我们庆祝过中国的万吨巨轮下水，那个时候韩国连小船都造不了，他从80年代刚刚开始造船，现在韩国的造船业占世界第一，全世界35%的柴油发动机是由韩国生产的。除此之外的核电技术，过去韩国也远远落后于我国，现在它已经开始出技术成果。韩国的这些大的变化都使我们刮目相看，韩国用了30年的时间，使他们的人均GDP从一千美元达到了1.2万美元，目前韩国只有4700万人口，占中国的4%，但是他的GDP总值相当于中国的40%。他这种发展的速度之快是令我们惊奇的。归其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自主创新作为头条发展战略来考虑。
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是不能绕过的一步就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和集权统治的关系一样，两者都不能偏，什么时候哪里过了，什么时候就要进行调整。世界上永远不变的就是世界永远在变。那么按照发展程度制定灵活的经济政策也是必须的，事实上，现在的中国是不变不行了，没有一个国家是给别人创造价值成为发达的。拉美就是例子，美国也是在这点上做的过了才栽了跟头。中国要做的是尽量转变政策，打破很多制度的惯性，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在劳动力、收益分配和服务、创意领域找个突破口，促进一些变化。
扭曲的“市场”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应当是公正、公平的，不能像中国的银行那样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10倍暴利，这样的原始股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买不到，这能叫公平的市场交易吗？显然不是。又如中国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一元多人民币，中国1%的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99%的老百姓购买价为40~50元，那些通过企业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化钱，也就是说中石油股票不跌到1·0元，外国人就不会赔钱的。可是一旦跌到这个价，中国的股民已经死了好几回了。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问题在于这样的交易在中国却是合法的。中国的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存在大量这样合法的充斥权钱交易。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下，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都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这是真正市场经济国家根本不允许的现象。
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暴富的特权阶层。民营上市公司不断侵吞着股民的利益，而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无疑是对国有资产进行公然剥夺。其工资水平远远超过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这些高额的工资主要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齐。
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如此不均等，穷人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
变革才有出路
创造下一个奇迹可能要比改革开放创造的奇迹更难。但这不意味着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发展，也就需要可持续的改革。什么是可持续的改革呢？就是能在长期中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改革。
中国需要学习外国的好东西，需要全新的智慧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自立更生比什么都重要，不能靠外资。日本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方面成效显著，但不是什么外资带来的；那些外资多多的拉美化国家，则根本没有什么先进技术和管理。
外资出于逐利的本性，恨不得把所在国变成呆子、傻子，他怎么会把好东西传给自己的对手呢（与虎谋皮）？市场换不来技术，只能换来些外国货（技术还在人家手中）。
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早就被竞争所淘汰掉了，是技术优势保证了日本在国际市场的持续竞争力。
我们必须改变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低工资竞争政策转向内需与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其不够发达的服务业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中国的服务业只占总的GDP的40%，在美国这个数字却高达79%。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就可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继续增长，从而增强其作为世界其他国家制造的商品和服务的一个出口市场的作用。
依靠密集和低端制造业为主要增长引擎受到了国外需求下降的冲击熄火了，我们现在所处经济环境完全不同了，老套老路回天乏力，淘汰低产值企业，给更高端的腾出空间已是当务之急。把一些传统的竞争性行业，如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造纸和中草药也将升级来提高能力，但是效率低下、耗费能源的产业将逐步被淘汰。腾笼换鸟，将低端的工厂将需搬迁到较低成本的省份或国家。
新形势需要新思维，前瞻性思维。我们要有长远思维能力，不能过度依赖外部的经济关系来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品质，将视点落在含金量高的现代科技型企业和现代服务业，新技术的应用与产品的开发，将会给中国改革注入新的经济血液。
美国的再生性能源建设很值得中国借鉴，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能源，依赖进口能源会有很多问题，使用汽油等能源会污染环境。如果中国能够研发和建设再生性能源，可以使未来的发展受惠无穷。
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
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再也不能让人民由于这方面的担忧而心惊胆战节衣缩食地过日子。没有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整个社会就失去活力，经济发展也失去长期的动力。
社保基金的解决主要依靠财政支持与国企分红。一是加大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公共服务的不足，对于一个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公共服务应建立最低国家标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卫生医疗设施（在这方面古巴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基本失业补助金和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地区基本的公共设施服务。
二是国企分红投入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可使政府教育、医疗、社保相关支出大幅增长。国家出的钱多，居民出的就少了，这对当前财富分配的失衡能起一定矫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国企分红政策必须强化审计以防止做假账、必须保障国企分红被足额转换为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应出台一系列措施，确保国企分红能够真正化作为民众福利，确保民众能够真正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
增加工农收入，促进消费，提高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转移，才是最得民心、最有安全感的经济政策。
注释1 腾笼换鸟
心理学故事引出。挂一个漂亮的鸟笼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过不了几天，主人一定会做出下面两个选择之一：把鸟笼扔掉，或者买一只鸟回来放在鸟笼里。这就是鸟笼逻辑。过程很简单，设想你是房间的主人，只要有人走进房间，看到鸟笼，就会忍不住问你：“鸟呢？是不是死了？”当你回答：“我从来没有养过鸟。”人们会问：“那你要一个鸟笼干什么？”最后你不得不在两个选择中二选一，因为这比无休止的解释要容易得多。
厂房空了，人们的惯性思维就是要想办法利用，要么引进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新产品，否则就废掉，但利益驱动，你还是会设法引鸟，这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该加薪的还是要加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由生产能力决定，也由国内消费能力决定。如果我们的消费能力低于生产能力，我们的过剩生产能力要么用于出口换来大量无法使用的、不断贬值的美元，从而实际是无效的替外国人免费的劳动；要么停产倒闭而消失，使经济停滞。
消费促发展
消费能力不是由少数富有者决定的，而是由多数人决定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金的66·4%，而2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从消费另售额看，2007年县和县以下10亿人以上消费品另售额仅占GDP总量11·7，而县以上城市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另售额占GDP总量的25·5%，按人均计祘，相差10倍左右。由于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内需难以启动。少数富有者的消费已逐渐饱和，他们到国外旅游，送子女到国外去上学，拥有房子，车子等一切愿意消费的商品。继续增加富有者的收入，不会增加消费。富豪的钱最多他们的消费能力只是小数。而80％中低收入老百姓，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他们需要消费，想消费但没有多少消费能力，对经济的增长一点拉动作用也没有。只有在生产能力满足富有者的消费需求以后，不断提高低收入者工资，消费能力才会增加，也就能增加对内服务的生产能力，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近十年来，国内普通劳动者工资（扣除通胀后）几乎没有增加，国家多年来，一直通过增加出口来提高生产能力，这只能不断增加价值不断贬值的外国货币，並且还不断招致西方国家的指责。
最近，美国财长保尔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公开指责中国过多储蓄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我们免费奉送美国财富，美国人反而指责中国，与其这样，不如给老百姓提高收入，自己消费自己的劳动果实。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同样受困生产过剩和低工资，每8－10年就发生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大量资本家破产自杀，工人失业，经济滑坡，经济发展速度受消费增长的限制，发展缓慢。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近一百多年发展，到1820年，发展速度明显低于中国，同期中国从清初战乱开始，GDP一直占世界的32％，大于所有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和美俄日之和。后因战乱和国外的侵略掠夺，经济发展缓慢，但到1890年，中国的GDP还和美国相近。中国应该改变经济模式，要更多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未来的增长。
罗斯福会“派糖”
西方国家自罗斯福以来，正是认识到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必须要通过政府提高消费能力，对旧市场经济的结构、制度进行了革命，才快速发展起来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了通过无效劳动，增加老百姓收入，提高消费能力，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美国总统罗斯福组织青年植树等国土资源整理工作，增加他们的收入，后又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系统，提高消费能力，应付当时的经济危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高福利、高工资等政策，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以跟上生产发展速度，同时减少劳动时间，减缓生产能力增加速度，达到生产和消费平衡，从而再也不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持续发展，成为发达国家。
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1967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时又增加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使部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留下种种后遗症。
“藏富于民”可能是清除后遗症根本的办法，
给引擎加的油
我国经济水平不仅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明显落后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与同时期韩国等相比，实际经济发展速率低，其主要原因是控制收入和消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压低消费以增加积累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不知道提高普通老百姓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适应增长的生产能力。
工资是激励优秀人才和员工的动力源、润滑剂，缺了它是要损伤引擎的，它的重要性不能有精神来替代。企业不能光靠资本、机器而不顾员工，企业是团队、是有很多个体组成的群体，只有让每一个体都有积极性，协调配合，才会有整体的效果。企业与员工是合作关系，员工的报酬包含劳动力（所创造的利润，即劳动力）的增殖，员工报酬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薪酬与劳动才是等价合理的、互惠互利的，只有在相互认同对方的价值诉求的共识之下，才有可能达成皆大欢喜的局面。如果企业只知赚钱最大化而压低工资，不顾员工生活品质，是一种剥削行径是逆潮流的不道德之举。
现今中国几乎每个企业都在喊要以人为本，都知道本理则固，本乱则危的道理。但就是空话说得多，虚事做得多。毛病可能就出在一直在虚的抓“人”，忘了实在的“本”。企业以人为本关键是在“本”字上。企业不要把以人为本仅仅看作是企业文化问题，而应该首先当作经济问题。从经济上，企业以人为本的关键是企业不要仅仅“以人为成本”，更要“以人为资本”。如果以人为成本，员工的报酬只能是劳动力的等价物，劳动力的价值，在会计核算中只能进入成本科目；如果以人为资本的话，由于资本是会增殖的，它是要享受利润的，所以，作为资本的员工的报酬有一部分是来自利润的。因此工资不能一直是欧美和日本的几十分之一。
差距太大不是好事
日本一个１０年工龄的建筑工人，年薪５００万日元，基本相当于国内一个外资企业副总级人物的年薪，双方的素质和能力能划等号么？再别提初级总管和普通白领了，更不要提普通工人了。日本官民平均年收入差距並不大,中国就比较悬殊,成了不安定的因素.
日本官民平均年收入差距（万日元/年）;
國家公務員 644
中小企業員工 405
退休官僚（理事級） 850
2007年中国公務員年收入地区差别(万元/年)
地区 县级 厅局级 省级
广东 24~40 36~66 48~86
上海 28~48 36~72 60~80
辽宁 24~36 36~48 42~56
贵州 7.6~12 12~18 20~24
日本國家公務員年薪为中小企業員工的1·6倍，现职公務員为退休官僚的0·8，中小企業員工不到退休官僚的0·5，应该说有差距但不大，经济繁荣与生活质量是协调的，和谐和安宁也用不着心跳。中国就不一样了,同一职务官员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有2~3倍的差距，官民差不多有10多倍,突显了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缩小收入差距，增加穷人收入降低贫富向两极分化的速度已经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不均等，穷人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根据世行估算，控制腐败、改善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BostonConsulting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又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 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父辈的权力资本所获。
财富的过分集中和低薪严重影响了普罗大众的积极性，工程师说，农民工干，正式工看，没有激励措施，也不鼓励人们动脑子和掌握知识去改变现状，以及必须做出如何工作才能把事办得更好。这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增长引擎马力减小，导致经济发展缓慢。
古今中外：少数有特别权力的阶层或团体霸占和独享着远远超过这个阶层应有份额的社会财富和权益。贫苦阶层则挣扎在生活线上求存，他们的经济处境每况愈下。但除非是在外力的逼迫下，却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自动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财富的固化，富人会更富，穷人还是穷人，这些靠为劳苦大众谋福利起家的社会的新贵，在新制度里为所欲为，由此严重损害了安定社会的基石，导致穷人的失望愤慨和不平，使人际关系冷漠不安和不断的冲突，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社会犯罪会因此增加。一个贫穷但平等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是愉悦的社会但可能是平稳的社会。相反，一个富裕但充满不平不公和冷漠无情的社会有可能是一个动荡不安甚至危险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浅显明白的常理。
“加薪”消费市场会旺
诚然，刺激国內的消费需求，是知易而行难，但是经济危机卻給我們提供了许多思路。其实，在政府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方案中包括大规模的基礎设施建设，不仅有短期的刺激效果，更有中長期的意义。线放得很长，也过多依靠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经济增长，为几个新型利益集团成为新的垄断者，官冕堂皇赚取暴利，不过也为中国的二等公民中的一些人找了个临时饭碗，对提高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以及减轻最贫困人口的贫穷和增加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方面，可能作用不会太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限。
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是可流动的，有资本的肯定是富人，工农是不流动的，他们都是穷人，把救经济定位在救企业有点错位，救企业也要救穷人，增加工农收入才是根本。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根本办法是让穷人也有基本的保障，有机会致富，有能力消费。消费能力与收入是成正比的，老百姓没有钱谁敢去化？
”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家与民众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日夜不停地盗卖国家资源。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必将严重。
我们处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巨变的时代。治理良好、尊重公民人权的国家，都采取渐进式的入息税制度、社会福利政策、义务教育制度、廉价住房政策、失业金制度等来平衡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的不公平性，比较可能避免社会内部的激烈冲突，包括穷富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克服发展的障碍。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个别地方官员可能更多的为资本服务。由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力量悬殊，即便对资本和劳工采取中立态度，都是对资本的放纵和鼓励，更不用说协助资本的情形了。其实，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可以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国富民穷的果子那种苦涩、无奈和惆怅。不能再持续了。
限薪也是理所当然
经融风暴越演越烈，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痛批华尔街的银行家，无视经济萧条及银行要靠政府纾困，仍以巨额红利自肥的做法不负责任而且可耻之际，加拿大的银行高管也公布了他们的年度薪资向人们提供了敏感信息。
西方CEO刮起减薪风
加拿大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主动放弃了其应得的500万加元股票分红和160万加元的奖金，年度仍然拿到140万元的基本工资，240万的年度奖金；另一位基本工资100万不变，奖金由160万减至50万元，保留了300万元股票分红和300万元的优先认股权。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首席执行官宣布放弃140万加元股票分红后，2007年的收入为530万加元（其中工资100万，股票分红270万，160万优先认股权），奖金有可能最高可达1296万加元，2008年基本年薪为100万，奖金要待该行2009年财政年度结束时计算出具体数额。
加拿大满地可（蒙特利尔）银行首席执行官去年的直接收入为600万加元，奖金140万加元，宣布放弃今年410万加元的中、长期补偿。
这都是税前收入，要知道加拿大的税是很重的，扣税后估计最多能得到一半的收入就算不错了。不像中国他们的税会有企业设法代交或明交暗逃。
中国CEO的“限薪”戏
就在美国人异口同声谴责华尔街的高薪酬，加拿大的CEO纷纷减薪的时候中国国内也爆出某些国企高管和某些行业的天价薪酬与岁入。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直接提出限制那些接受政府救援的金融机构的高管年薪不得超过五十万美元。而在中国国内有媒体爆出消息称，有家上市银行2003年每股加权平均收益下降27%，高管人员的薪金总额却增加了72%，旱涝保收，只增不减。2007年中国平安CEO马明哲领了高达6616万元的税前年薪，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一天的薪金相当于六个普通劳动者一年的收入），成为名副其实的“日进斗金”国企高管。让人目瞪口呆。
50 万的年薪对很多工薪阶层的人来说，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数字，然而对华尔街的高管们而言可谓是九牛一毛。根据一家研究机构的报告，在有数字可查的最近一年 2007 年，华尔街几家大金融机构高管的平均报酬为 1100 万，这些人的总报酬是一般员工总报酬的 275 倍。而在上个世纪的 70 年代末，这一差距为 35 倍，差距在近 30 年间增长了 8 倍，增速不可谓不快。
但颇具玩味的是，美国的高管在民间舆论和政府政策的高压之下，纷纷表示接受批评要降低薪酬，甚至有给自己开出一美元的年薪的。但是在中国，听到的多是为天价薪酬寻找合理性理由的辩护。而政府有关当局竟然也推出了征求意见的限薪令“金融类国企负责人年薪拟280万封顶”。这些国企背后行政推手实在有点离谱，暗藏后门，这那里是限薪明明是在涨薪。
根据2007年公开数据，浦发、民生、华夏、招商、深发展、兴业银行等上市银行中，年薪超百万的为数真不少：
招商银行 百万元/年 人数
12
100~300 8
300~500 2
500~1000 4
1000~2000 2
民生银行 20
100~500 3
500~1000 7
1000~2000 2
中国平安 > 4000 3
国家三大银行董事长薪酬排行为:交行董事长蒋超良195.18万元、工行董事长姜建清179.5万元、建行董事长郭树清178.3万元……。280万离第二名还有加薪40%的空间呢。这个行业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离280万还差100万，根据以往调资的倾向来判断，一定会就高不就低，顺理成章诱发变相涨薪。高层涨了中层涨，水涨船高，大家一起涨，谁管那些老百姓。
从2007年年报上看金融国企高管年薪高出央企同行均值27倍。宝钢2007年净利润为134亿元，高管年薪总计为842·6万元。而民生银行仅董事长董文标一人税前报酬就达1748·62万元。
2007年16家金融国企中，年薪最高的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为23857万元，平均年薪为1497·3万元，均已跻身千万富豪。而央企5家上市公司，宝钢、中石油、中国联通、中国神华、中国石化2007年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为1847·8万元，平均为369·56万元。
国际接轨有点太急
很明显金融业的薪酬已与国际接轨，搞虚拟经纪的人的薪水高过从事实体经济的人，让人们实在费解，难道虚拟的贡献比实体大？金融危机的今天难道还不引起反思。其实，生产型企业薪酬低的是第一线员工也並非是老总，限“薪”令却为这些行业的大小头头加薪有了一把上方宝剑，害苦了卖命的劳苦大众。
不过，请别忘了，美国一般工薪阶层年收入5万美元左右，50万美元是其10倍而已。中国一般工薪者年收入3万元人民币左右，280万元人民币差不多是它的100倍。比照美国的50万美元限薪令，我们的280万元人民币上限，显然是太高了，说句公平话，100万也脫离国情。
世界多数国家制订工资标准都以最低工资作参照的，然后定出各阶层的工资待遇，公务员的工资和私企工人的工资基本持平。在法国：公务员最高工资与最低的比例为3：7，而中国是6：6；公务员平均工资与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之比是2：0，中国为9：0。中国公务员的工资远高於西方国家，他们总是盯着发达国家的绝对工资，而不是相对工资（公务员的平均工资高出最低工资的倍数）越比越觉得工资低，一心要与西方接轨，是在制造扩大贫富差距，是不人道不公平的。他们与西方的绝对工资挂钩而不与中国的最低工资相比，是否有的过份！可是他们的工作效率不见得比西方国家高9：0倍2006·4·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等发表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调查报告》称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公务员的工资想与美国接轨，眼里根本不顾普罗大众，是否有点太急！不看看，中国金融类国企负责人所承担的责任与压力能与美国金融企业高管比肩么？国企的业绩相当部分是利用天然优势获得的，年薪自然而然不能与美国比高低。而是要基于中国国情，我们还仅仅只是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市场中的这些特权者最终只是钻了法律的空子（这些人中很多案犯已让国人看得非常清楚）。国企背后的非自然市场交易属性——部分国有企业依靠政策优势独占市场、实行排他性竞争，其业绩增长究竟来自高管得力还是垄断，难道还不清楚？
外国有限制高管年薪等问题的法律条文。我国目前在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限制公司高管年薪问题，企业高管年薪都是企业内部自定的，这就形成了相当大的空间，相对的也有很多不合理性。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影响安定团结。
几年前，官方就有“最高不超过员工工资14倍”的说法，现在，可能要“趁火打劫”上涨成百倍了。其实一些国企高管或者有国企背景的企业高管工资的自我膨胀，早就冲出了百万大关。而监管部门往往是张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
手段有点太狠
高管凭业绩赚得多没有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效益不是纯能力、竞争力问题，而是由社会政府授权获得，尤其是中国金融业尚未全部放开，竞争并不充分，金融类国企所取得的那些业绩有多少是企业负责人价值的体现很值得质疑，国家应该严格限制股东分红，特别是要对国有控股类金融企业的高管薪酬严加管理。
无论是基本年薪还是效益薪酬，都不能脱离国企高管之间收入差距大、国企内部收入差距大等不公、不义的国情，不能忽视公众的声音。
还有那些奉命转制的国企重组，变成了对国有资产变相瓜分的企业。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其中，“管理层收购”（MBO）使不少管理者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
“红顶商人”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敛财机会中产生的。
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良心如此之黑，竟然毫无廉耻。
他们不仅吐噬了国有资产，並把本属企业全体员工的福利费也交了他们的股金，贪婪得连国家拨发给转制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都要克扣不全额发给，更无耻到连员工死后抚恤金都要揩油变成他们的灰色收入，恶形恶状到一点廉耻都不顾，那种跋扈言谈举止像痞子，他们根本不具有基本的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但他们懂得寻找政策中的空隙为自己抓钱，有这一点就够了，对他们来说钱比人格更重要。
制度、监管比什么都重要
鉴于当前行业监管缺失或不健全，没有行业道德评判标准，也缺乏自省和纠正机制，因此，金融高管限薪更要限权。限权来自于它的制度建设层面：政府应继续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金融高管的准入制、退出制及更加完善科学、符合市场规律的日常考核体系；让普通员工获得匹配的权利享有、通过工会建设、工资协商制度来平衡与高管的公开博弈，用多数人投票制约高管在薪酬分配上的一独大；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要肩负起对高管考核细化、人事任免的法定职责，避免高管在重大决策、经营管理上的个人独断，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等。
问题在于我国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要想杜绝恐怕不会那么轻而易举了。不过，我们不能不考虑长期的后果，而只看到目前的利益，老虎屁股还是要摸。
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有健全的监督控制体系。在这些国家，国会或议会对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核企业年度报告、法律执行情况和提起诉讼等方式来行使监控权。英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要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和账目，议会通过经常听取企业的财务报告，监督和审核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美国国会有权传国有企业的行政官员到国会作证和陈述法律执行情况及政策落实程度。法国国会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对国有企业实行监督，法律对诉讼提起条件、程序、诉讼和解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议会监控提高了监控权威性。这些东东对我国国企的有效管理很必须，应该尽快转化为我所用。根据国情把对国企领导的考核与控制落到实处，明晰监督主体，界定监督职权，严刑峻法，同时还要通过司法人大等机构对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
目前，国企高管的薪酬不仅不合理，而且不透明。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早在2007年就表示，今后国企负责人的收入将适时公布。时至今日也不见完全公开，国企的出资人（人民）有权决定国企高管拿多少工资，少有权决定基本年薪和福利津贴。但事实上，公众决定国企高管薪水的权力被虚置，代替公众履行权力的有关方面也没有尽到责任。比较可悲的是，有关方面如今依然忽略民众的权力， 民众当了多年的摆设，今后一段时间内恐怕还要继续当摆设。
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限薪的明确说法，但在央企负责人工作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已经提出，中央企业要尽力不裁员，做到减薪不裁员，歇岗不失业，企业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业绩降、薪酬降，为职工群众作出表率。这不过是说给老百姓听听，谁会把他说的当一回事！
还是要有点道德色彩
不仅仅对金融高管要限薪，对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高管，以及那些有国企背景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果他们的薪金脱离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就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
中国工薪族薪金广泛存在着不公平和不平等，而这正是我们要加以规范和改进的。和谐的薪差一定是规范的，受最低的道德约束。公平、公正、透明和诚实的品质是企业管理层起码要求，“人的理性行为”，它的效果就是“有同情心的好管家”，晋商时代就是经商先学儒家的诚信，所谓儒商重道德文章，就是这个道理。
竞争力低下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员工高薪，是在揩全民的油。从长久来看，会危及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限薪不是根本办法，高素质、充分竞争中拼杀出来、能够创造财富的人才理应获得高薪，但披着市场化外衣，其实靠政策施舍度日的人应该排除在外。
西方自由主义在突出个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强大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在向社会的各阶层提供道德力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多政党一旦掌权，也不惜动用政权力量重塑社会道德，中国这几年忙于经济建设，对道德建设不够努力，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道德衰败，如果不能有效阻止，对党和政府的影响就是致命性的。高管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不顾民生，以私制利，肥自己,不仅毁掉国家形象也毁掉自己的一世一生。
世界银行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日前表示，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高管获取天价薪酬是不道德的。我们指望每一个国企高管基于道德考虑主动降薪是不现实的，只能由舆论来鞭策以及政府下达限薪令。但如果限薪令缺少民意，国企高管始终拿着高薪，陷入道德拷问的就不仅是国企高管，有关部门也难辞其咎。
被祘计了也不脸红
中国企业的高管並不是凭能力和才干的，大都是依靠派系、权力和权力背景才爬到这些位置上的。他们擅长的是权术而不是企业经营管理的英才，经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林林总总，使得以前比较模糊的观念现在有了鲜明的轮廓，短视、贪婪、投机。这类人A起中国老百姓的钱非常“内行”，一点都不手软，都是白眼狼，但在洋人面前低头哈腰竟是头任其宰割的“羊”，傻得可怜。自己没有本事在其小，胆量还忒大，什么都敢做，竟敢到瞬息万变的投机市场--期货市场捞一把，可惜太嫩了，蚀了一把米。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历时一年多，中国的理财专家竟然还跟在国际投行巨头后面做推手，误判能、资源价格上升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导致的需求上升。让那些输赢都无所谓的中国高管習慣盲從，常對一些所謂著名的趨勢判斷者的話奉若神明，而忘記了自我分析和责任。
全球每天需要原油86·7万桶，而供应是86·6万桶，比需求少了1000桶，每天1000桶的石油缺口，真的可以导致油价半年大涨40%吗？历史上三次石油危机的主因是什么?明明是原油期货市场的种种金融炒作在做油价疯涨的推手，中国高管竟然看不出来，真不知他们是弱智还是装糊涂？
从2007年开始，大约有800支基金超过2600亿美元集结期货市场，至少一半1300亿在原油期货品种上，使得油价向前冲，刺激了全世界的经济神经，于是精于察眼观色的中国高管，四处出动，签订合约，深怕签晚了吃不到肉要啃骨头，贪婪投机的赌徒心态，签订了不同的远期保值合同。掉进美国佬早就设好的陷阱。这些合同细节都没有披露，他们也不敢披露。掩盖得最好总还是会有破绽，洋相迟早会出，反正心不跳脸不红，夜里照样睡好觉。
赌一把，结果输了
最近披露的东航航油套保浮亏62亿元，真让人大跌眼睛，原来我们的代表就这个水平。稍微有一点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不能减少油价变动的风险。套保没这么套的！价格每下跌1美元，东航需要为此支付的赔付额为1美元，油价每上涨10美元/桶产生1·4美元/桶期权金，这完全和买“大”买“小”的赌博行为没有什么处别，居然东航的管理层毫不自责还有脸说不是投机。真不知这些老总是傻和呆还是和投行有勾结？
不过东航老总式的“奇才”可能在中国也不会是少数。看看下面《数字商业时代》的记者刘扬采访著名金融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的一些谈话节编，你也就会明白我们的“代表”在代表谁？他们究竟是在为国还是在为民？
好戏开锣
2007年中国对外收购矿产8起，2008年是21起，且绝大多数都是在油价高达147美元一桶之前签订的合同。2008年2月，中国铝业公司花费相当于922.6亿元人民币，成为力拓最大的单一股东，而按照11月25日收盘的股价以及汇率计算，中铝的这笔投资现在的价值大约为172亿元人民币，而中国铝业2007年的净利润不过102亿元。2007年11月27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收购了富通银行5％左右的股权，花了39亿人民币，现在股票价只剩10亿，也就是说亏了229亿。中国投资公司在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并损失60亿美元之后，老总在香港说：已经不敢再投资海外金融机构。
当油价从七八十美元开始上涨的时候，一些国际投行就会问这些大型企业要不要购买矿产，要不要签订远期石油合同，因为油价会上涨。这些企业开始不信，结果过了一个月原油价格从70多美元涨到90美元，然后又拉高到120美元每桶，就觉得很懊恼，再也控制不住了，二○○八年七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一百四十七美元时，中国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鼓噪二百美元的年终预测， 于是就在这个时候签了，下个月油价涨到140块了，觉得赚死了。
误判能源价格上升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油价147美元一桶之前，中国企业难脱经融市场引诱，大量走出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收购，包括银行、矿产资源收购，安排这些交易的，就是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甚至还有现在已经破产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马卒”。在整个金融战当中，他们常常会在中国国内安排一些交易，到最后结果就是中方大输。
除了一些企业到国外进行收购，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中信泰富、深圳南方电力等公司，都和这些国际金融炒家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签订了不同的远期保值合同。这些合同细节都没有披露，有没有赌性亏损被隐匿，不得而知，但从已披露的个别合同案例就可看到端倪。
国航、东航的燃油套期保值合约是油价在147美元之前签的，所以到2008年年底为止，国航浮亏68个亿，东航浮亏62个亿。而国航在2007年总共只赚了38.8个亿。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签订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只要澳元价格不断地上升，银行就按照当天价值给企业10％的好处。前一阵子，澳元不断地涨，都快像美元的价值了。但是突然之间澳币大跌，跌了30％以上。按照合同只要跌就要企业赔钱。中信泰富因此亏了180亿。从中受益的分别是花旗银行香港分行、瑞信国际、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13家银行。
愈演愈像
美国政府在价格攀升过程中举行了三次国会听证会，调查油价为什么会一路飙高。听证会上把这些所谓的美国籍的国际金融炒家全部叫过来，表面上是大骂一顿，并声称判刑。
与此同时，那个“国際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和“国际金融炒家的马卒”到处散布说油价会涨到200美元/桶······。他们在导演油价下跌的双簧，因为到最后没有看到国际金融炒家被判刑。没过多久油价一路从147美元跌到了35美元，这些中国企业全部套牢，金融炒家一下席卷几千亿。
水都混成这样了还要去趟
投行和国际金融炒家之间的关系暧昧程度是你不可想象的。当油价在80~90美元一桶的时候，深南电和高盛对赌，如果跌穿62美元，深南电输，62美元以上的话，高盛输。高盛敢赌62美元一桶，那真实的价格就一定在62美元之下。
中国的企业可能觉得62美元/桶算是历史的低位，在十几年之前也不过是70多美元/桶，现在拉到147美元，再跌就算跌回历史低位也不过70多美元。但是现在油价跌到了30多美元每桶，这是1980年代的价格，这么多年难道没有通货膨胀吗？为什么价格还是跟20年前一样呢？怎么可能有这么便宜的石油？A人民钱时的脑筋在这个时候用到那里去了？
这几年，国际金融炒家最高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取得定价权，而不是货币发行权。其实就是这些大宗物资，包括石油的定价权。价格已经不是大家在课本上学到的，由供给跟需求所决定的，而是由国际金融炒家所决定。
前三年铁矿砂价格连续飞涨，第一年涨了95％，一直到去年9月份之后才开始下跌。其实铁矿砂一直是严重的供过于求，但是价格不跌反涨。石油更有意思了，去年12月中旬，当时油价跌到40美元/桶，欧佩克产油国每一天减产400万桶，按照经济学理论，减产的话，价格回升。但是完全违反预期，价格从40美元跌到37、38美元/桶。这一切的原因就是操纵，是国际金融炒家在套取现金。
倒霉的又是老百姓
中国企业高管层还蒙在鼓里，一点风险控制意识都没有，行为不受监管，习惯个人说了祘，因此，被狙杀和上套。这帮“代表”就这样在为国人理财谋利的，他们的DNA里优秀性又表现到哪里了？不过，反正中国老百姓买单不损自己分毫也不会影响那瞠目结舌的奖金。什么“道德”，那是“虚”，自己弄到钱才是“实”。无言以对的中国人民只能承认或接受“永远是对的”。
面对这帮这样的中国高管，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只要能活下去，它可以忍耐一切。
注释1：航油套期保值是指航空公司为了应对油价的上下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对未来所用航油进行保值增长的一种金融衍生品工具，通过买入或卖出远期航油合约，锁定成本。亏损或者盈利在合约到期前属于浮盈或者浮亏。假设买入看涨合约，油价上涨造成浮盈，这部分盈利对冲掉了相当于合约量部分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部分，达到对航油的套期保值作用，反之亦然。
注释2：历史上的三次石油危机
第一次（1973~1974） 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石油价格暴涨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那次危机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了4·7%，使欧洲的增长下降了2·5%，日本则下降了7%。
第二次（1979~1980） 伊朗爆发革命而后两伊开战，使石油日产量锐减，国际市场价格骤昇，每桶石油价格从14美元涨到了35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引起了西方主要工业国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估计，这次危机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概下降了3%。
第三次（1990） 当时爆发了海湾战争。一场石油战争。当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萨达姆手中，那么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生活方式都将蒙受灾难。对美国而言，海湾石油是“国家利益”。因此当时油价一路飞涨。3个月的时间石油从每桶14美元突破到40美元。不过，这次高油价持续时间並不长，与前二次危机相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
人民币不能再升值了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尚斌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9日文章劝告中国适时让人民币贬值，说拥有硬通货发行权的主体如美国、欧洲和日本很有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在危机中保全自己。
故技会重演
美元贬值，也就是美元购买力下降，使持有美元者损失财富，这是美国造舆论，准备赖帐。例如，如果我们出口产品换来的美元只用来购买石油，则石油的美元价格上涨，美元就贬值,我们持有的美元购买力就下降，等于我们出口货物换取的商品数量减少，美国就赖去了部分债务。实际情况复杂，因为我们需要购买很多商品，它们中间有的商品涨价，有的商品跌价，需要综合涨跌情况判断货币购买力。现在美元要贬值，就是要降低美元购买力，使我们出口商品换来的美元能够在美国购买的商品量下降，美国实际就减少了债务，从而赖掉了部分债务。
如果美国贬值美元，损失主要由持有美元国家承担，中国持有量最多，达到近2万亿，损失必然最大。
如果美元贬值一倍，我们的外汇就损失一半，2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就变成没有贬值前的1万亿美元。这与民国时期，蒋介石发行金圆券，然后大幅度贬值，使金圆券成为废纸，从而抢劫老百姓财富的道理是一样的。
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动越南战争，导致入不敷出，就大幅度贬值美元赖帐，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1美元约等于1克黄金，美国必须保留足够的黄金储备来支持其货币价值(佈雷顿森林体系)。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停止兑付黄金，美元兑黄金大幅度下跌，很快由35美元兑1盎司黄金贬值为280美元兑1盎司。近年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国内也大肆借债消费，导致大量债务，美国很可能故技重演，我们应该提高警惕，提前作好应对准备。有些人认为美元不会大幅度贬值，因为这可能影响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从而不可能取代美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使美国的国家信用不破产，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元贬值也很可能出现，从而吞噬中国所持美国资产的价值。这一风险的积累非一日之功，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其次，美国政府能够担保的祗是国债和机构类债券不会危约，而中国的股权投资和持有的公司债券的价值美国政府无法担保。只要美国债市场萧条，中国手中的国债价值缩水就是必然的。
战争导致货币不稳定，只要美国还有强大的无其他国家能够抗衡的军事力量，美国可以通过战争让其他国家动荡，制造或助长紧张局势，挑唆其他国家打仗，然后卖军火赚钱，确实是美国的长项。所以，中东、南亚次大陆等局势的紧张，战争让其他国家动荡应该是预料之中的，让动荡贬值美元也可能是存在的。
不要再用宝贵的外汇去买美国国债了，那是个无底洞，不能寄希望于美元稳定，应以持有有形资产为重。
钱会折腾得愈来愈少
长期以来，我国执行出口导向的低工资竞争优势政策，压低老百姓工资，增加出口。每年外汇顺差高达近3千亿美元，并且还在不断上涨。国家累积的外汇已达到2万亿。然而，这些积累的美元是不断贬值的。人们应该为通胀做好准备，因为在商品供应受到压制的时期，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印钞票来推动经济增长，将迎来非常非常严重的通胀，但我们並不能知道它发生的准确时间。据报道,美元指数从2001年7月6日的121.02到2008年3月7日的72.462，7年不到美元贬值了40％，如果我们将2万亿美元保存7年，由于美元贬值带来的购买力下降，损失将高达8千亿美元，每年至少损失1千亿美元以上。它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已远远超过甲午战争的战争赔款。甲午战争赔款2亿两白银，按照目前白银价格0.5美元/克计算，仅价值50亿美元。我们储备2万亿美元，美元每年正常贬值，就损失上千亿美元。现在美国想大幅度贬值，损失就更加严重。这是30年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与30年前生活水平相近的韩国等国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挣钱少消费自然会少
虽然美元不断贬值，我们也无法使用这些美元。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国内老百姓收入低，没有消费能力，从而不能使用美元进口物资到国内。进口消费品市场已饱和，进口生产设备或生产线，同样无法使用，因为同样这些生产线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第二，优惠吸引外资，使国内有限市场让给国外，搞来大量美元存放在手上无法使用，其实际价值等同废纸。更为恶劣的是，这种招商引资，带来的恶果是国内购买力不断下降，因为被国外资本家拿走的利润越来越多，国内老百姓购买力越来越低。我国长期以来，老百姓消费比重占GDP越来越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目前仅36％，低于美国一半，就是具体体现。
中国大概需要年9.5%的增长率方能吸納每年新增的勞动力。面对失去工作的人们，刺激消费的吶喊将显得多么的无力。与此同时，美国跨国公司的外资在紧急撤退中国市场，以返回美国填补母公司的资金漏洞，这对已经下挫的中国资本市场无疑又雪上加霜，而资产价格的缩水必将影响国內的消费需求。
捂住的风险大于消费
一方面，美元本来就在不断贬值，现在还想大幅度贬值，使我们的财富快速流失，另一方面，这些美元无法使用，其价值等同废纸。继续进行出口，获得外汇就是将财富免费送给西方。现在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进口锐减，我们的企业产品大量积压，不断倒闭，使我们的生产能力下降，经济滑坡，这是出口导向政策的必然结果。否则，就成了美国用纸印刷美元，就能够获得财富，中国永远辛苦劳动，无法享受，换取毫无价值的废纸的愚蠢行为。
我们积累美元一样不能积累财富。积累黄金也同样不能积累财富，因为黄金本身使用价值很小，而全世界各国储存的黄金数量不大，按照目前炒得过高的黄金价格，总价值不超过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积累黄金能够储存的财富，不超过我们现有外汇储备的一半，而且黄金价格受西方资本家控制，等我们需要将黄金换成物质财富时，黄金流动性会很差，想抛都抛不出去,可能就是急剧贬值。
不升不贬比较好
较自私的做法是你贬我也贬，这可能会遭到亚洲邻国的指责並引发竞争性贬值，引发中国与主要伙伴的贸易摩擦，招来报复。现今经济形势的发展使中国越来越无法承受这种后果。
人民币贬值就是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但在经济衰退中，外需的价格弹性下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起不到刺激外需的作用，就像通货紧缩时价格下降反而导致消费减少一样。在亚洲各国出口普遍下滑之时，让人民币贬值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短视政策不是一个大国所为。
经济衰退必然会带来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各国会通过各种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贸易逆差国尤其如此。现在世界贸易战的烽火已隐约可见：美国国会制定了“购买美国货”条款：印度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並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紧固件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中国作为贸易顺差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在贸易战中遭受的损失肯定会大於贬值带来的好处，因为汇率问题而引发贸易战是因小失大。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升值，也不贬值，在现在不是无为之举，而应该是一种主动的比贬值更好的政策选择。
世事无常，不变应万变，才是万全之策。
----节编自互联网---
注释1：佈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
1944年，来是44个国家的顶级经济学家云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佈雷顿森林庄园，共商世界未来经济大计。由于大萧条与战争的震动，与会代表们的重要目标是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金本位制。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美国必须保留足够的黄金储备来支持其货币价值。愿意加入这一体系的所有其他国家须按照国际协定达成並固定的价值使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该体系使得国际经济和贸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享受稳定的国际汇率，商品价格也非常稳定。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拒绝美元与黄金挂钩，将美元定义为与“国家实力”挂钩，“佈雷顿森林体系”随即崩溃。它意味着美元不再是一种传统意义的货币，而是一种新的概念性质的货币了，它所对应的不再是等量的黄金或其它实物，而这是一个概念----美国的经济实力。这个概念货币甚至不具有绝对的偿还能力。这样一来，美国就有了无限的信用，他们向全世界的投资者借钱，从货币到贷款到国家债务，最后发展到普通老百姓的债务，滥用信用，造成了大规模的信用违约，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信用市场因此冻结。
现在很快可能要重新回到佈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了。 “佈雷顿森林协定（Bretten Woods Agreements）”对各国就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的构成等问题共同作出的安排所确定的规则、采取的措施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形式的总和。它不仅是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且是一个有钢铁纪律的体系，黄金的数量有限，任何国家和个人无法滥用信任无限借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