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多为东西走向，胡同与胡同之间又有一些稍窄一点的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把一条条东西向的胡同连接起来。所以在北京要是问起路来，都是告你方向：您往北走，过三个胡同再往东，路南就是。要是串胡同也很方便：你可以不走大街，从小胡同里穿行，从头条能一直穿到北新桥去，这要算汽车站可是四站呢。
我家在胡同的近西口处。从西口往里（向东走）走大约百米，路南有个小死胡同（没有另外的出口）。这胡同就像老舍笔下《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儿”，尽里边也有一块空场儿。小时候，常有一些大孩子，穿着褡裢在里面撂跤。胡同里面有六个门儿，我家是第一家。六个门儿里，有四个都是小杂院儿，都是四合房或三合房；分别住着四五家，每家都是一两间房。都没有厨房，家家就在自己的屋前用油毡钉个拍子，一头钉在墙上；一头用两根木棍一支，就成了个挡雨不遮风的小棚子，下面放着火炉。一到饭口儿，满院儿飘香。对门识户的住着，几无秘密可言。
各个门儿里，多多少少也种着些花花草草的。有的养缸荷花，有的养点儿小金鱼儿。最多的，还是草茉莉或者扁豆，丝瓜什么的。这些个好看也好活：草茉莉开起花儿来，姹紫嫣红；扁豆结豆子时，一摘就一盆。唯一不好的，就是腻虫太多。
胡同里除了我家，还有一家，也是独门独院。院子比我家的大，房子比我家的多，质量也好。主人是我们那一块儿的“大“知识分子。有两儿三女。两个儿子文革前先后在北京大学就读；两个大女儿是双胞胎，不知何故却都没上大学。最小的妹妹北京电影学院的。这家的房子成U字形，北房东房南房连在一起。院子里两棵枣树，一株丁香，一架葡萄。正因为他们家房子多，文革初期学生大串联时，他家的房子就被征来，用作学生接待站，先后住过一些外地来京的学生。这是后话。
我家和刘家关系不错。刘老先生好喝两口，家父也有这个嗜好，所以常常是酒馆里碰上了，喝完了一起回家。不仅如此，他的两个儿子和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北京第五中学（男中，重点）上学；一个女儿又和我的大姐是北京女二中（女中，重点）同学。我家和他家就隔着几个门儿，所以有时候就去刘家玩儿，印象深的就是他家好多唱片和好多的外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