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民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格罗弗·克利夫兰1885年当选为美国第22任总统，届满后谋求连任失败，四年后再次竞选成功，第二次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隔任”总统。
　　格罗弗·克利夫兰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受到了公众的一致好评，但在1897年第二任期后离开白宫时，他已经失去了美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一般认为，格罗弗·克利夫兰政绩平平，有历史学家称其为“虎头蛇尾”的总统。

　　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对高关税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有个基本观点是，政府从人民那里获得的金钱（税收）超出政府实际运转所需的费用是不公正的。他认为高关税提高了产品价格，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而且多余的金钱存放在国库里会减缓经济的发展。格罗弗·克利夫兰曾经说过，“美元的超额税收只能怂恿国会通过一些挥霍浪费的法案”，目前的税率是“难以辩护的敲诈和对美国公正和正义的背叛”,也是“不必要的税收的罪恶,不公正和混乱的根源”。

　　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从小接受的是“纳税光荣”的教育，常听到国家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仔细想想也是，中国这么大，科、教、文、卫、灾、国防……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国家通过税收来组织财政收入，以实现公共服务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至于看到100多年前的格罗弗·克利夫兰对高关税如此强烈的反对态度，一度让我难以相信这是一个美国总统的立场。

　　可是，现实中的一些事情又令人困惑，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力日益增强，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多，但教育和医疗这两项原本应由政府主要承担的公共服务却饱受病诟。与此同时，政府机构总是在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过程中进行着编制改革，而且公务员的待遇变得越来越好，以至于公务员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职业，成千上万的人趋之若鹜。不能要求100多年前的慈禧太后能有同时代美国总统那样对税收的认识，但今天是否有人认真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从人民那里获得的金钱（税收）超出政府实际运转所需的费用是否合理与公正？

　　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被视为是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集中力量”首先是集中财政的力量，而财政力量的根源来自税收，来自亿万的纳税人。集全国之力帮助地震灾区尽快从灾难中恢复值得称颂，但以财政的力量刺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状况下，则一定要注意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避免预埋风险。银行的政策性放贷导致政府承担风险，最终其实是由纳税人埋单的例子并不鲜见——大笔一挥，抹掉多少农民工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过去总讲没有足够的钱来改善民生，可是有没有计算过因为政府的失误而导致的浪费有多少？“美元的超额税收只能怂恿国会通过一些挥霍浪费的法案”，重温100多年前一位美国总统的话语，不能不令人感慨其治国理念之深远睿智。

　　说到底，税收是一个人民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美国的立国精神在《独立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基于这样的立国精神，格罗弗·克利夫兰对高关税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似乎可以理解，但作为美国总统——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格罗弗·克利夫兰的立场就不能不让人深思政府该如何行政的问题。

　　要知道，格罗弗·克利夫兰所处的年代，正是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过渡的时代。南北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执行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保护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当时的共和党便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高关税政策，1890年10月, 格罗弗·克利夫兰第一任期后的共和党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曾督导政府颁布了以提高进口税率为主旨的《麦金莱关税法案》，该法案将进口税率平均提高到货值的50%。这一新税率的实施，有效地限制了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品的输入，促进了美国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高关税的政策在客观上对美国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化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抛却党派政治、阶级利益的因素，格罗弗·克利夫兰对于高关税的认识即使今天看来也具有前瞻性。当时的共和党纽约党魁布莱恩称克利夫兰1887年12月发表的新年咨文为“自由贸易宣言”，指责克利夫兰为牺牲美国工业家的利益来鼓励英国工业家。布莱恩甚至断言：克利夫兰的政策将使得美国工人无法与欧洲工人的低廉劳动力竞争，并使得农民遭受重大的损失。为重返白宫，共和党向工人和农民发出呼吁：抛弃民主党和克利夫兰政府，让更明智的人为美国当家，并声称共和党是“穷人的忠实朋友”。

　　后人对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褒贬不一，即使支持他的人也认为，他的爱国主义美德赢得了半个国家的尊敬和另外半个国家的憎恨。在美国迈向世界主要强国的进程中，而且高关税的政策明显对于这一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即便如此，格罗弗·克利夫兰能保持清醒头脑，立场坚定，“不屈从于有组织的暴力,也不向公众的喧嚣低头”。在我心目中，这位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总统应该是一位立志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和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颇有几分类似：经济（工业）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企业谋求垄断，农业及农民面临挑战，劳工为改善恶劣的劳动条件而努力，环境及资源保护……针对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有效地制止了因过度发展而产生的许多错误。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对今天的中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而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对待税收的立场无疑值得我们深思——至少应该明白，尽管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某些方面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道路，但在更深刻的层次方面，比如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等，中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作者 缪青 公司职员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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