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吴耐：中国政改的希望寄托在商人的身上

能够推翻万恶的独裁的，只能是万能的金钱

——中国政改的希望寄托在商人的身上

作者：吴耐

本来准备写个长篇，但是还有一些环节没有想太清楚，所以为了赶上这一拨讨论中国前途的大潮，先写点不成熟的看法吧。

1. 一党生二子

先看一下中国古代的官僚集团的情况。古代官僚是皇帝雇佣来的打工仔，帮助皇帝收税维持治安什么的。因为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任何一个官员除了给皇帝打工，也有自己的私心，这导致这些官僚在任的时候，利用潜规则以权谋私。因为科举制代替了世袭制作为选官制度，一个在任上谋取了好处的官员无法把自己的官位传给子孙，只能把自己捞取的好处转换成金钱和田地留给子孙后代。这些后代如果没有考中进士继续当官，就变成了富甲一方的乡绅（也有些乡绅是经商致富的）。本来占有大量土地的乡绅应该比拥有极少土地的小农缴纳更多的田赋，但是实际却不然。乡绅为了不交税或者少交税，一般会贿赂本地父母官，与现管们一起蒙骗皇帝。乡绅不交税或者少交税，皇帝只好把税加到小农的头上。因此，封建时代（官府社会）实际上是皇帝，官僚与乡绅一起压榨最底层的农民。

到了商业社会，农业只是各行各业中不再起主导作用的一“行”，整个社会的财富的产生不再是最终归结到“土里刨食”。实际上，煤炭，石油，钢铁，汽车，建筑等各行各业都可以创造出财富来。政府官员已经无法从农业中收取多大的赋税，反而要倒贴钱补贴。官僚们要想“以权谋私”必须从商人们身上下手了。

再来看看我党现在的官僚选拔制度，既不是世袭制，也不是科举制，而是“推荐制”。“推荐制”必然导致“任人唯亲”，也就是更接近世袭制。但是由于官位的数量有限，一个县里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省里只能有一个省长，因此导致世袭制出现个问题，那就是“狼多肉少”，等待接班的人远比官位多。在古代世袭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长子”制，科举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限制中举的人数。现代社会只能是看谁更适合当官了。对于那些不太适合当官的高干子弟怎么办？仿效古代退休官员获利的招数，给钱经商就好了嘛。官员及其子弟们首先利用自己的权力捞取第一桶金，之后就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经过商品大潮的洗礼，那些经商有点天赋的，就会继续经商，越做越大。那些没有天赋的，就会在买来卖去的交易过程中，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了其他人的手中。这些“其他人”即包括了那些会经商的原高干子弟，也包括了会经商的从底层发家爬上来，身上比较干净的商人。

不断有新的官僚“以权谋私”从所有商人身上榨取好处，然后把这些好处连同原来存在的国有资产转送给自己的子弟，这些子弟再用这些财富来经商，赚取更多的利益。这个过程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样，我党及其高干子弟们就被分解成了两个群体：继续当官的和改行经商的。按狼羊律或者点菜律来讲，共产党打下的天下，理应由共产党及其子弟来享用。不管是当官还是经商，都是狼，都有点菜的权力。

2. 二子是死对头

问个问题（question），当官的高干子弟多呢还是经商的子弟多呢？因为官位的数量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商人的数量却可以无限多，所以经商的应该多。

这时候问题（problem）就来了，当官的把经商的当成了可以狠宰一刀的羊，但是经商的原来也都是有个当官的老爹，也是从狼变来的，绝不是温顺的小绵羊，所以绝不会乖乖的等着挨刀。这些经商的会怎么办呢？首先要在党内夺权，制造舆论或者寻找代理人，比如“允许资本家入党”就是他们的一大成就，后来吵吵着要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好像没搞成。然后要在人大，政协各级机关选派或者寻找代理人，最后要用金钱收买军队中的将领。当然也会借助外国势力，以及借助“自由主义”话语来逼迫官僚们实行宪政。

在当官的和经商的两个势力的较量中，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较量中，会发生什么意外？现在都很难说。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一旦商人取得胜利，成功行宪，把官僚们关进了笼子，官僚们再想翻身就很难了。但是官僚们取得的胜利却只会是暂时性的，只要仍然是商业社会，只要官位仍然不够分，那么商人就会一直与官员争夺控制权。

在争夺的过程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动用军队。商人可以收买军队，甚至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也许这个争夺的过程会充满血腥。一旦军队介入，就有可能发生军人上台执政，引发军阀混战，然后产生一个铁血军头，在打败其他军阀之后，重新独裁，这是最黑暗的前途了。但是也有可能商人们在“有限暴力”的陪伴下战胜官僚，实现宪政民主，这是最好的结果了。结果是好是坏，取决于商人的智慧。不过我对商人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商人是精明和贪婪的化身。“贪婪”的性格不用多说，“精明”的劲头应该比农民，工人甚至识字分子都要强。英国的商人能够精明的通过“光荣革命”实现宪政，中国的商人也应该不会太差。

商业社会，广义的讲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资本家。比如说工人，把劳动力当商品，卖给工厂，公司职员，把自己的脑力劳动当商品卖给公司。同理，只要你买卖股票，你就是资本家，尽管你的资本可能很少。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把“权力“看作是一种商品来分析。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由官僚们所拥有的，强制其他人使用的商品，它在市场上交易的主要方式是“出租”（经济学上讲“寻租”，即“权力寻求出租”），而不是“购买”。权力出租可以是“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以权谋公”。“以权谋公”就是为了整个官僚阶层，而不是某个官员自己谋取利益。具体方式比如，政府故意限制出租车的数量，任何想开出租车的司机必须向政府交钱换取运营许可，政府拿这些钱给自己的官员加薪。

权力这种商品对于购买者或者租用者来说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也不创造任何财富，是一种比鸦片还下流的商品。鸦片还能够提神，给予吸食者以幻觉，权力对于租用者来说完全是一种损害，是一种合法伤害。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于从事其他商品交易的商人来说，权力完全是一种不得不付出的“交易成本”。商人不给政府交纳一笔钱，自己的买卖就做不成，所以对权力的“租用”可以计入正常交易的“交易成本”之中。但是对于权力的出卖者或者出租者来说，权力却是一种无本万利的好东西。官僚们不需要下任何本钱，就可以坐收大量好处。

所以，商人和官僚是天生的死对头。唯利是图的商人是一定会想方设法降低这种“交易成本”的。对于商人们来说，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行宪”，彻底限制住政府官员的权力。

3. 何时行宪

对于中国来说，行宪恐怕至少要经过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致对外闷声发大财阶段

一致对外是指对外国。这一阶段，不管是官僚还是商人都在利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交换西方的高科技优势，利用交易双方的优势互补，中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致富。此过程是官商勾结的蜜月期，当官的和经商的都是高干子弟为主，本是一家人。在高干们吃肉的过程中，中国的一般老百姓也跟着喝点汤，生活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外国资本家也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倒霉的恐怕只有外国的工人和雇员们了。

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的工厂公司能搬到中国的都搬到了中国，外国的技术能告诉中国的也都告诉了中国，导致中国在科技方面与外国的差距极大的缩小了，甚至持平了。最后外国的科技优势已经没有了。

那么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会不会消失了呢？结果可能有这么几种：1）中国劳动力价格仍然很低，外国员工大量失业，导致外国劳动力价格向中国劳动力看起。2）中国劳动力价格仍然很低，中国政府继续控制外汇兑换价格，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则借债供其国内维持消费，这样美国社会生活水平也不会下降，劳动力价格也不会下降。继续维持虚假繁荣。最后中国免除美国的债务。这种情况就是外国的资本家，外国的普通大众，中国的资本家以及官僚共同利用中国低人权优势，从中国的劳动力中取利。3）中国劳动力价格升高，向外国劳动力看起。这种结果最不可能，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劳动力价格很难升太多。

不管哪种结果，因为外国的科技优势已经消失，再加上外国员工的优厚的生活条件导致科技创新能力下降。反过来，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上升，中国企业除了从低廉劳动力身上取利，还从科技创新中取利。因为劳动力低廉对于所有企业来说是共同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时候商人的贪婪的本性就要起作用了，商人们不光要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身上榨取利润，也会从其他地方捞取利益。当劳动力的价格稳定在某一水平，无法从中取得更多的利润之后，商人们就要对交易成本下手了。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和商人们就开始对政府官僚宣战，要求行宪了。

这一阶段中国将会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其中许多财富被政府占有，许多财富被高干出身的商人们攫取。

第二阶段，瓜分国有资产阶段

由于第一阶段积累的许多财富被政府占有，所以第二阶段将是瓜分这些财富的阶段。当然因为在第一阶段之前，中国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早就占有大量的财富，所以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其实与第一阶段是同时进行的。但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应该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另外，由于国营企业效率太低，所以竞争不过私营企业，即使国营企业的职工们闹事，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最后除了航空航天和邮政等投资大见效慢的企业，其他国营企业还是或早或晚的被淘汰或者瓜分掉。

第三阶段，此消彼长阶段

这一阶段，商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官僚的势力维持不变甚至越来越小。最后在精明的商人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面前，官僚们不得不同意行宪，把自己关进了笼子，再也翻不了身。

4. 商人如何战胜官僚

下面我换位思考一下，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如何对付官僚。办法主要用在第三阶段。

第一招，“分权”。我们知道，任何商家，一旦对某种商品取得垄断地位，其他商家就很难再跟他竞争。压制权力的办法之一是要让“权力”这种商品从“独家垄断”走向“多家竞争”。具体办法可以是让中央集中的权力分散到各个地方，然后让各个地方之间互相竞争。哪个地方的“权力”的价格低，哪个地方就会吸引到更多的商人去投资，由此带动那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因而形成某个地方政府越清廉，越民主，越宪政，这个地方的经济就越发达。这样一来，经济落后的地方政府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也就被迫降低权力的价格，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之间产生良性竞争，直至权力作为商品退出市场。地方之间的经济上的竞争，应该不会导致军方的参与，也就不会引起军阀内战。这是最理想的改革路径。这一招叫“分权”。

第二招，“断奶”。督促政府放弃国营企业，让政府放弃即当裁判又当球员的机会，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从商人的身上得到，而不能自我创收。这样政府官僚要想捞取利益，只能跟商人打交道，看商人的脸色。这一招叫“断奶”。现在国内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国企改制就是这一招。所以这一招不是我的发明，精明的商人们早就想到了。

第三招，成立商人联合会，就像工会一样，拧成一股绳来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

第四招，打入官僚内部，扶植一批商人的代理人。由于中国的官员选任制是“推荐制”，所以商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势力和金钱影响官员的选任，使得愿意行宪的候选人能够得到更多上位的机会。由于中国现在没有皇帝，再加上高官们的权威递减，官僚群体不是铁板一块，商人们完全可以各个击破，腐蚀拉拢一批对自己有利的官员。或者用金钱收买一些官僚，比如许诺某些高官退休后可以到自己公司任职等等。尤其是要收买最高层官员，推动从上到下的民主宪政改革。这跟英国当初行宪形势大不一样。英国当时反对行宪的是国王一个人，无法分化瓦解。英国的贵族是带头给国王带笼头的一群人。
第五招，收买军队高层，让这些人在国家出现变革和动乱的时候，保持中立。千万不要收买军队让军人参与改革和动乱，否则可能反被军人鸠占鹊巢，断送改革大业。

总之，招数很多。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世界上还有钱办不到的事儿吗。商人跟工人和农民还有识字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钱。有了钱，事情好办多了。就看商人们会不会办事儿了。办的好，成功行宪。办不好，引出超级军棍，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军头重新独裁。商人跟工人和农民还有识字分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精明，相信商人们应该会办事儿，所以我说中国行宪的希望寄托在铜臭气十足的商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