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外祖高公天梅名旭(1877-1925)，系近代革命诗坛巨子，在晚清光宣年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毅然以“椽笔扶大厦，矢志建新邦”的英雄气概，反对“吟花弄鸟啼蟪蛄”的无聊诗文，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新诗得意挟风雷”，为“诗坛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的主张清扫道路，从而奏响了让文学“作为海内文学革命之导师”的乐章。
天梅公以心灵深处积淀着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大量风格豪迈，笔力纵横的爱国主义诗作，在晚清诗坛上结出了一束束辉煌绚丽的奇葩。这些瑰丽花丛，顿时化作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利剑，直刺清朝凶残统治者的心脏。直到如今，国门内外，若美洲纽约华文报刊、香港诸多报章杂志以及台湾省所出版的各种诗话诗刊，对高天梅的诗作，率皆奖赞有加，推崇备至：“慷慨雄放，意气风发”，“允为同盟会革命诗人之首席”。（台湾《诗潮》第三集第88页编者评论）。天梅公生前所撰诗词集录留存者达二千余首，峥嵘之笔，卓尔不群。如狮吼、若虎啸、类龙吟。他的苦心孤诣，在重要的历史时刻，起到了振聋发聩，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积极效果。
天梅公的诗作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见诸上海各报刊。《读
天梅公对民主自由无限向往，思盼美好社会早日到来，于1904年1月2日在《政艺通报》上发表诗作：
昨夜有好梦，疑假复疑真。梦入一乐国，景色焕然新。山水绝清妙，草木露精神。原隰相连接，秩然如萃鳞。行行村市间，仿若画中人。目不睹斗争，耳不闻慨呻。共此大欢喜，吉日以良辰。游戏公家园，跳舞自由身。一切悉平等，无富亦无贫。乐国在何许，思之泪沾巾。
在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之知理学说》宣称与“共和”诀别时，天梅公立即在《警钟日报》上（1904年4月14日）发表诗作，目标明确地表示“醉倒共和”，与之针锋相对：
《汉剑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提诗三章，即以寄赠>》
努力重重失主权，从今先洗旧腥膻。复仇本以建新国，理论何曾不健全？意识原难尽相同，夕阳西下水流东。方针指定求前达，航海他年孰奏功？新相知乐敢嫌尽，醉倒共和
“文学在高旭手里确可掀风造雷，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这是今日学者对他的革命文学的美好评价。
高天梅早在1901年就有《唤国魂》一诗发表于《清议报》，翌年，受梁启超“诗界革命”影响，作了《忧群》、《事存》、《不肖》、《俄皇彼得》、《爱祖国歌》等诗篇，体现了他对“诗界革命”的看法和坚持的方向。其间又做了“以我为诗，不以诗缚我”的论述。当年他称赞邹容入狱“宁为自由死，不作牛马生。”并声言要“仗仪逐胡虏，正气壮山川”。“笔舌哭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并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卖国媚外丑行。号召“淋漓血灌自由苗”要不惜牺牲，浴血搏杀。在《爱祖国歌》词中申称“锦潮一定会来到，祖国一定要与欧美并驾齐驱。
高天梅目睹内忧外患不断加亟，切齿痛恨满清政府专制腐败与丧权辱国，矢志“反清攘夷”推翻帝制，力求祖国强盛，建立民主新邦。为了进一步推动革命，他与其叔高燮（志攘、黄天），高增叔侄三人在金山张堰创立了“觉民社”，并出版《觉民》月刊（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1996年刊印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其中心思想为启发国民觉悟，宣传爱国主义，剖析局势，号召救亡揭露清政府腐败，反对列强侵略，要求改造社会，谋求中国独立富强。《觉民》在发刊词中说：“试游于欧美之乡，吸自由之空气，撞独立之警钟，吊华盛顿克林威尔与主玛志尼加富尔诸英雄，莫不豪兴勃勃。又试游于印埃之故墟，则但见恒河之滔滔，雪山之高耸，以及尼罗河、金字塔之空存，则不禁索性思返，发《黍离》《麦秀》之悲。”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扩张和清政府卖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揭示出来，警醒国人。《觉民》月刊创刊于1903年，撰稿人除了高氏叔侄三人外，其他都是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文化界精英。如顾灵石、郁脱羁、黄节、陈家鼎、包天笑、
1904年高天梅出入《警钟日报》与陈去病、刘诗培、林白水等人订交，以“汉剑”笔名连续发表反清革命诗歌，他针对梁启超君主共和谬论，呼号“洗旧腥膻”“建新国”。《中国八大奴隶歌》称康、梁为第七第八号奴隶，讥之为“进退失据空彷徨”亟力反对君主共和，提出一定要彻底革命。
高天梅为了寻找革命真理联合革命志士旋即离家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初与宋教仁订交，成为革命密友，是年创刊了《醒狮》杂志以促进国势之变化（封面狮吼图由李叔同设计绘制）。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前，《醒狮》被认为是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本刊物。1905年7月份
高天梅在革命事业中与中国公学之
据现代学者
“夏寓”关闭，天梅只得返回家居。虽曰家居，实质上是同盟会江苏分会作了战略转移。那年高氏在家乡金山张堰东南隅飞龙桥畔的万梅花庐刚好落成，万梅花庐一水回环，隔岸即是广袤田畴，一批革命志士相继穿梭，往来策划，比之上海市内反而安妥得多，对革命行动反较有利。天梅公在战斗阵地转移后，革命工作毫不懈怠，他仍不断执笔投枪，激情不减。健行公学虽被迫停办，他在张堰镇上又办起了一所留溪钦明女校，提倡女权，引导女性迈向社会，投入革命。其责志可从开学典礼歌词中得到充分体现：
光明开朗，女权一线有希望。
批茶释奴，罗兰救国，取著好榜样。
前途珍重，自珍自治，幸福无量。
黄龙旗下，皆大欢喜，拍手鼓掌。
祝他日，国花异采腾千丈。
钦明女校业绩卓著，时至今日，仍为家乡父老乡亲所津津乐道。
1907年4月高天梅结集了陈去病、刘季平、沈道非、朱少屏同访苏州张东阳祠，8月天梅又与陈、刘、朱以及邓实、黄节、柳亚子……等18人结为神交社，此为南社成立之先声。1908年1月高天梅又与陈去病、柳亚子、沈道非、刘诗培集会，高在〈〈次佩忍无畏韵〉〉中有“尽教黄种遭奇劫，端为苍生赋大哀”句，表示要拯救民族危机，必须奋力用笔作战。
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
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
余子文章成画饼，习斋学派断堪师。
荒江岁暮犹相见，衰柳残阳又一时。
全诗表达了国人要以后人超前人的毅力继承几社、复社传统再须努力前进。稍后高天梅将以前的5人集会扩展为11人，那时南社的名字已经定了下来。
2001年10月在金山参加〈〈辛亥革命与南社〉〉会议的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专家，都去瞻仰了万梅花庐故地，可惜原貌已经全失，现在只留下了高天梅手植的两株桂花，虽然树龄已有150年，正值花发，金光灿灿，香溢晴空。当时建筑，荡然无存，所幸前墙及“万梅花庐”门额尚在，同仁竞相摄影，以志留念。
1909年陈陶遗出狱，会同柳亚子到张堰万梅花庐访见高天梅三人相见，痛饮三日，无日不酒，无日不诗，相与拍板南社成立的一应准备工作，约定由高撰宣言定宗旨；柳亚子写社例定社事；陈去病拟启事以资召集，此次万梅花庐的三人相会，就建立南社落实了所有具体事宜、南社呼之欲出了。
南社的建立为“通过文学来开民智、救民德、换民心、振民气”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南社当年凝聚了一心一德的各界精英罗括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多达一千多人，主要人物都是同盟会会员，为辅翼辛亥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报刊发行之多，执全国之牛耳，笔政率多由南社社员主持，所有报刊杂志，无不成为南社的统一局面，后来人们惊叹“今日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乃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陈英士亦是南社社员，黄克强、姚雨平等叱咤风云人物，亦皆藉隶南社。南京政府成立后一个时期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由南社社员充任。柳亚子有句称扬语：“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断头沥血者不乏其人，为求得民族生存而反清、反袁、反蒋、抗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南社烈士。
高天梅写诗，力主通俗创新，反对泥古，他认为“中国旧时所称的诗人，乃狭义的诗人，而非广义的诗人，若西国，则布龙（拜伦）、苏克斯比（莎士比亚），弥尔登诸人，称之谓世界大诗人者，非专指五、七言之韵语而言，凡一切有韵之文，传奇、脚本之类，皆包括在内，余谓如此尽其诗量。”又谓：“诗以明志，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不在文字间也。”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诗选、辞书对高天梅爱国主义的作品，持肯定态度。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侠士行》、《盼捷》、《元旦》、《爱祖国歌》、《自题未济庐诗集》……等达十首。前介语说：“高旭的创作与他的革命活动紧密联系着，他称自己的诗是‘觉世书’，想用它，‘激起黄民热血濡’。……高诗有两种风格，抒发壮志，鼓吹革命的诗，抒情、说理交融一体，气势澎湃，富有鼓动性；慨叹革命的挫折和祖国的危亡的诗，则沉郁悲凉，感伤气氛很浓。屈原、杜甫、龚自珍对他的影响较大。”诗选前言中还说：“陈去病，奔走走北，从事革命活动。诗亦悲歌慷慨，表现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旧格律的束缚较深，缺乏蓬勃的生动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比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别愤慨正统诗坛的‘伪朝伪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风。他能够吸取新潮流的洪波，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这在南社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诗潮热情奔放，表现了对革命的迫切希望。”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诗歌，冲破了正统的旧诗格律，论者以为高诗长短句变化多端，短句只二、三言，而长句竟达23言，交杂错综，句式篇式均极奇特，实可称之为新诗之先驱。陈玉刚著《中国文学通史》把高旭的诗特列入“现代文学”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学”章。自亦有其一定道理。
1993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编，由文汇出版社发行了一册《爱国诗选100首》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宣传部长金炳华以“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柱”为题作序。序言中说：“该诗选注入了从《诗经》到近代几十位爱国诗人的爱国诗篇，足以代表历代诗文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源流。读后使人深感五千年文明实赖爱国主义精神为其支柱。”高旭的《爱祖国歌》入选，编者称：“该诗作于光绪28年（1903），当时正值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掀起之时，作者采用楚辞的句式和通俗歌词的创作方法，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愿为创造祖国美好前途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本诗意境宏阔，气势磅礴，情意深沉，文笔晓畅。富有爱国激情。”
1999年3月20日台湾《世界论坛报》刊载一篇题为《清末革命文学的主要诗人——高旭》。谓：“天梅诗慷慨雄放，善作长篇古风，意气豪迈，句法奇特，有强烈的革命气慨，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晚作于1919年，但其最重要的最好的都作于1903年至1911年间，最著名的代表作如《海上大风潮起放歌》、《路亡国亡歌》等均为长篇巨裂，有吞吐风云之概，而形成极参差变化之能事，读之令人血气翻腾，实允为辛亥革命诗之首席。称他为“在文学史上掀起了全国性革命文学风潮而形成为在新文学兴起前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后高峰的主要代表人。”
天梅公以身许国，百折不挠，挥泪泣雪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他的不朽著作，由其弟高基编成《天梅遗集》16集，选诗一千二百余首，于1934年刊成。为木刻线装本，可惜沧桑几易，今已稀有，即有人入藏，情商复印一册，喜不自胜。
《天梅遗集》问世离高公逝世几已十年。天梅公生于1877年农历三月初五日殁于1925年农历七月初七日，时余仅二龄，其音容笑貌，从无记忆。我母告我曰：“你名过昌为外公所命赐”，盖当年毕生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可以想见一名爱国者如何对国家昌盛兴隆企盼之殷也。
当今国运昌隆，全球肃静，当年“俄熊英狮日蟒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足可告慰于前人苦苦求索者之灵。缅怀先人业绩，喜见泽惠人间，事溯从头，不胜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