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一个半真半假的名称。说起年纪，大部分可以算作青年，少数则还没有长全少年人的骨骼。谈到知识，惭愧得很，连半瓶子醋都没混到，顶多学了点儿派不上用场的基础常识，实在戴不起这顶大帽子。就这么一个名实不符的头衔，四十年来，它牵动了多少心，催落了多少泪，触发了多少情！一声呼唤，爱恨情仇，翻江倒海。它饱含了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对四十年前的文革以及派生出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带给国家、民族的损益，不少人都做了检讨。知青上山下乡是用了不合格的试验品，以错误的方法，幻想去化解一个难以解决的困扰，完成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它注定要产生恶果，无法避免失败的下场，必然遭到诅咒、被人唾弃。从某种程度来讲，它给柬埔寨共产党的波尔布特之流树立了一个极其拙劣的榜样，诱导他们朝更加祸国殃民的反动方向狂奔。贻害他邦，文革难辞其咎。
人们常用“被耽误的一代”来称呼知青。被耽误的首先是学业，从六六年初起，各地陆续进入停课状态，无论哪一届学生实际上都没有完成该学年的课程计划，并且到此止步，像老式钟表一样停摆。领袖一挥手，数千万名青少年热血沸腾地失学了，理直气壮地集体辍学了。许多人已经指出，这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撕裂，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文化断层。盲目的“反修防修”的救险者逆势倒行，不但没有找到匪夷所思的“悬空寺”，反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把自己也置于遇难者的境地。乱世的逻辑就是一塌糊涂，没有条理，背离常规。伟大导师自己老迈昏悖，出尔反尔，怎能给无知的学生娃们“导”出一条明路。农民曾被他警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忽然间被教育者的地位提升了，有资格去给知青开班“再教育”了。恍然悟出自己的问题更为“严重的”知青困惑了，面对“广阔天地”，除了糊口度日外，不知还有何德何能去“大有作为”。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没有因此缩小，相反越发激起知青回卷都市的浪潮。然而上山下乡使我们这一代知识结构破碎，大多数人停留在半个初中或半个高中生水平上，即使千方百计回到现代都市，却因为毫无竞争力，成为永远的边缘人。
若说上山下乡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绝不在运动本身，而在于运动的副产品。一方面它让世代蹲踞穷乡僻壤的农民们突然校正了近视眼，窥见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崭新生活方式，它无疑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舒坦得多，是多少辈梦寐以求的人的活法。另一方面它无意中给当时的大批青少年开启了直接观察社会的窗口，看到了真实的丑陋，发现我们本身就属于世界上正在受苦受难的那三分之二中的一员。从而引起极大震动，失望、茫然、崩溃成为一代人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往灌输在头脑中的人生观失去了光彩，为以后的思想启蒙提供了社会基础。近两千万人用牺牲、祭品的代价，狼狈大逃亡的行动，对现代文明、美好生活的向往，证明了这场运动的破产，彻底堵死了任何借尸还魂的可能性。无论发动者最初的考虑是什么目的，这一点肯定是他始料不及的。
当年我们自以为参与了改变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大事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幸运儿。孰料真正的身份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并遭玩残了的一代。如今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事情所知有限，掌控无能，实在也懒得去窥探那扇“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能引起我们切肤之痛的是个人经历与感受。因此临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有两种声音越来越响亮起来。一种像是从丹田里发出的呐喊：“青春无悔”，听着气壮如牛，豪情万丈；另一种吼声也不示弱，谁说无悔，当年的知青哪个不是悔得肠子都青了！若将大家来个开膛剖白，那些叫嚷“无悔”分贝最高的人，说不定肠子早就变得X出于青而胜于青啦！对同一件事情有多种不同反应和看法，自古而然。如观点一致，像文革中“九大”那般，数千代表“一致举手通过”，没有半点相反意见，反倒是咄咄怪事。孔先师说，“盍各言尔志”。对无悔也好，有悔也罢，我都能理解，尽管并不赞同。
不赞同的原因之一是，自有文明产生以来的各历史阶段，人类自己无法选择真正满意的社会环境、生存方式，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文革时期尤其如此，谁都没有力量把握自身的未来，就连最高主宰也不能不吞下身败名裂的苦果。上山下乡是当时的统治者规定的历史走向，不容置疑，也不可抗拒，拥护与否都不能扭转。顺，知青苦；逆，知青苦。即便你真心响应，那也是被单一舆论工具误导，是一种习惯服从领袖行为的条件反射，带有很大盲从性，并非自己的良知。既然不能自由选择，那么高喊“无悔”还有意义吗？如果当年也用像现今流行的招聘会的方式来募集上山下乡者，人们耳听各种不同的广告宣传，比较多种不同的选择对象，上山下乡的旗帜下是否还会出现万头攒动的现象？是否还会再现举着拳头，庄严宣誓表决心的场景？有些人用“天将降大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验证少数功成名就者，根本无法让“芸芸众生”信服，顶多可以激励一下少不更事的年轻学生，一如我们当年那样。
历史是不能假设，没有如果的。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有其必然性，对不可逆转的事情说“无悔”毫无意义。同样，感叹后悔也只是空泄怨气，于事无补。悔和无悔都是个人感受，同样不能作为给历史定性的根据。后悔药从来是好卖不好吃，而且根本吃不得。试想两千万人同时被置于生死两难的困境，开始现代意义上的“野外生存”训练，为什么会出现千差万别的“后生”者？“困而学”“困而不学”，一字之差，怨从何来？怨天尤人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从历史的视角看去，在文革时中国的舞台上，知青只是跑龙套的小演员。若将文革比作向历史老人举行的一场大祭礼，那末主持人大祭司献上的祭品里，知青绝对算不上牛羊猪等大件牺牲，充其量是搭配的几碟尚未成熟的青苹果、酸葡萄。当统治者个人意志主宰世界时，毁人千万根本没商量。战国末年，长平一战，秦将白起一举坑杀降卒四十万，山东六国全没了脾气。三年饥荒，饿殍遍野，皇帝老儿摆些撤乐减膳的姿态，无非要哄哄群氓，平衡一下内心。谁又真当回事儿了！知青上山下乡不过才四十年时间，有记者到全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随机询问学生，已有很多人竟然不知，但这并没有降低他们的智力，更不会影响他们的前途。无论河床沉淀了多少泥沙，卷走了多少生命，经历了多少改道，“不废江河万古流”哇！如果知青喊冤叫屈，几亿农民难道就该祖祖辈辈死守家园吗？翻开知青们的家谱，往上数一二代，有几人不是拿农村户口的？有几个能像曲阜孔家一样敢自夸一门高贵七八十代都是城里人？抱怨丢掉了城市户口，受不了农村生活艰苦，劳动繁重，仅在这一点上心理严重失衡，未免把自己看得太像传统戏剧里落难的公子小姐了。当然，更不能因为我们能够忍受艰苦，就说上山下乡正确伟大。
我的上山下乡经历平平淡淡，毫无出彩的地方。说起来，积极响应号召，激情四射，哭着喊着，咬指头，写血书要去插队的事，跟我都不沾边，那张红脸不是我的本色。捆着绑着，被逼无奈，剜心割肉，一步三回头，也跟我无关，这张白脸不是我的原型。当时，我们初六八的学生没有被列入必须到陕北插队的名单上。许多同班同级的人没有插队，后来都分到北京的工厂，成了令人羡慕的领导阶级，当然更令人眼红的是他们有固定的薪水。我厌烦透了学校的气氛，工宣队的高压，隔三差五批斗会上“查XX出身于XX家庭，一贯、、、、、、”声色俱厉的狂喊，让我深感恐惧。因为我的家庭也出了问题，经不住“查”，早就想逃离虎口。几个好朋友一商量，什么过多的考虑都没有，便轻率地决定了。是兄弟情感、哥们儿义气把我们拉上了西去的火车。我们年纪小，没有人生经验。生于乱世的大文学家辛弃疾说他“少年不知愁滋味”，同样身处乱世却没有他那般才干的我们就更加懵懂得没心没肺了。直到挥手告别送我们到陕北的老师前，伙伴们都还有一种参加学校组织的短期下乡劳动的幻觉。谁听了都得说太傻太天真了。
最初，乡亲们对我们在好奇之余再加一种天生的自然的排外情绪，并不很欢迎。这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村里的粮食产量不会大幅增长，为了喂养平添的十张嘴，只能削减他们的口粮。但是乡亲们的淳厚也很明显，其中优于工宣队的是没有政治歧视，没有文化压制，基本上能够尊重我们。只要不杀人放火，干什么都没人管。在当时的中国，我们村堪称政治“净土”。当村里只剩下我一个知青时，乡亲们表现出质朴的同情心，允许我吃粮不受限制，吃多少，从库里领多少。在全中国吃饭都定量，乡亲们自己也仅勉强糊口的背景下，这简直就是浩荡天恩。离开村子后，我再没有享受过类似的特殊高级待遇。
那时我的年龄不大，没有高深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复杂的心机。简单的头脑中占支配地位的有两种东西：一是吃苦耐劳。从懂事起学校和家庭不停地灌输热爱劳动的观念，我虽然不热爱，但能忍受。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不避苦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和农民融洽关系，为自己铺平推荐上调的道路，不致进一步人为恶化生存环境。这种劳动态度接近时下的“做秀”，主要是为了给别人看，展示自己，换取好评。在“奴隶般服从社会分工”的时代，这是弱小的个人能做的不多几件事之一，符合适者生存原理。二是怀抱希望。相信未来会出现转机，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农村。于是关心统治者的动向，因为那里面包含着每个人的前途命运，没有哪个时期如此重视个人和统治者之间的生死依存关系了；于是挑灯夜读，这不完全是探索真理，更多地是想从无聊中找寻有聊的东西。正是依仗这两个信念走过了那段难忘的人生历程。说它难忘，不是因为做了不平常的事，而是它恰好处在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的青春成长期。它不会因为平淡乏味而从记忆中消失，毕竟人生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那个时期真正开始的。
知青中大多数像我这样平平淡淡、浑浑噩噩，没有过多奢望，一心只求早日离开。坚定扎根和破罐破摔的都是少数。破摔者自甘堕落什么全不在乎，到哪里都是破坏力量，对他们的出现，社会不能推其责；坚信者执拗得令人感动，充满改天换地的豪情，背负沉重的责任感，但若精神支柱垮塌，命运更加悲惨，令人同情。八零年，我在云南思茅招待所住宿。清晨，天刚刚发亮，一个字正腔圆的标准播音员声音在院里响起：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仿佛又回到四五年前的旧社会，那一惊非同小可！院中站着一个年轻姑娘，个子高挑，容貌端庄，声音悦耳，满怀激情地大段背诵语录，一字不漏，也一字不错。招待所的人告诉我，她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前几年精神分裂了，成天背诵语录。看着周围的人以一种轻佻的神态围观，几个孩子还叫着：疯子、疯子，我的心在滴血。知青本就足以让我恻隐，何况还是北京老乡。我央求道：同学，文革噩梦早已结束，醒醒吧！她充耳不闻，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依然沉浸在抑扬顿挫勾画出来的革命梦想中，停留在过往的疯狂年代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了解她的经历，可我还是忍不住，躲到无人处抛洒了一掬知青泪。多年来，她那个青春殉道者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中，无论何时想起，必定心绞痛。
走在城市的角落里，往往一经打量，便能分辨出哪些是当年的知青。很多知青在农村磨炼出来的对苦难的承受力，惜物之心，亲近社会下层，同情弱者等等品质，迥异后世来者，算作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几件标志性徽章。好好保留在心间吧，千万不要因为痛恨那个时代所造成的伤害，便不分青红皂白一起扔掉。那样就真的虚度了年华，白白糟蹋了自己。
牺牲者的牺牲，使后人知所警惕，知所规避，使他们可以在用前人尸骨铺就的广场上跳胡旋舞，唱祝酒歌。逐渐步入老年的“知青”们对此无暇羡慕，在夕阳里，搔着花白头，相对话当年：青春啊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