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好坏看细节
张志雄
最近重读英国历史学家兼投资人爱德华·钱思乐在1998年写的名著《贪婪时代》，联系今日中国之情形，颇有感慨。钱思乐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向来以“日本制造”自傲的日本企业大规模介入金融市场，随着股市大涨，企业的金融操作获利也直线上升。金融体系由此出现一种危险的循环，企业金融操作创造获利，导致股价上涨，进一步增加金融操作的获利。
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大部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都参与了金融操作。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型企业，如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以及松下和夏普等消费性电子产品公司，都是金融操作的超级大户，他们申报的企业盈余半数以上来自金融操作。到1985年3月底为止的一年内，企业金融操作获利总金额为2400亿日元（20亿美元），两年后更增长到9520亿日元（70亿美元）。
钱思乐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期间企业实业部分收入其实是逐渐下降的。”
这可打破了我过去的迷思，因为我一直以为日本的实业经济是被股市与房市的泡沫崩溃拖垮的，现在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金融泡沫狂潮中，要让企业忽略金融与实业利润的不对称性，避免大肆投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当年，个别企业的投机活动甚至成为主业。一家名为汉华（Hanwa）的钢铁公司被喻为“东方守护神”，上世纪80年代末期筹到4兆日元（300亿美元）资金，供其金融操作，获利超过本业盈余20倍。
那么，当时日本企业筹措的新资金，是否全部都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去了？
没有，有相当资金也投入到“全球历史最大的产能投资风潮”中。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日本的金融投资金额达到350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总值。当时日元走强，导致经济增长率减缓及资本报酬率下降，因而，日本期盼这股爆炸性的资本投资潮能帮助其渡过经济困境。
钱思乐下面的一段分析更值得我们注意。
“部分人士指出，大藏省故意让日本陷入泡沫经济，才能顺势在关键时刻提供廉价资本给日本产业界。经济泡沫期间的资本支出造成一个假象，在经济奇迹已经‘老态龙钟’之后，外界仍然误以为它还是一尾活龙，将庞大的资源不当地分配到不具生产力的投资上。大藏省的官员本想把投机当成政策工具，结果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这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一个星期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到上述文字，这不是我近一年来在本专栏中反复说的“中国故事”的日本版吗？
写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些经济学者、尤其是所谓的投行经济学家，这十几年来，他们不断在鼓吹中国应该或不得不走日本泡沫之路。一个主要理由是，当前中国与泡沫崩溃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有10倍差距，即使到时中国泡沫崩溃了，国家和人民也很富裕啦。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就一定如日本那么“幸运”？历史上很多的国家就是由于集体疯狂，未富先衰啊。也就是说，由于错误的政策，把国家给搞垮了。我这儿随手举一个例子吧。1945年，世界上第三大的证券市场在哪儿？
埃及开罗。
我建议“泡沫论者”去那儿看看。2004年春节，我因天气的关系，滞留在开罗近一个星期，于是我从一个走马观花的游者，变成了在城市深处探秘的记者，遭遇了匪夷所思之事，我发现开罗仍处于30年前的上海水平。
我更想请教“泡沫论者”，为什么我们非要走日本泡沫之路，却不走德国的理性发展之路？当时，日本和德国不是并驾齐驱吗？直至在英美都出现房产崩溃的今天，德国却没有什么房产泡沫。我读到一位台湾作者写的书，她在德国大学当研究员，有一份不算微簿的薪水，想贷款置业，却不被银行通过，因为她得证明在未来还贷的10年、15年或20年期间持续有固定收入——那就是得有持久的工作合约才行，最后还是她不在学院工作的老公搞定了这事。这在中国有可能吗？
那会不会让人无家可归？不，德国的法律保障房客的权益，房东不能随意调整房租，不准逼房客走人，所以德国人也就愿意成为租户了。
真的，不要小看这么一条有利于租户的法律，它可比用物业税来惩罚所谓的房产投机者强得多。顺便一提，那些又想与民争利，搜刮物业税的人，想想早就执行此政策的美国吧，为什么那儿仍会出现房产市场崩溃？在中国，一个租户不怕房东上涨房租，最怕房东赶走他们。面对快速上涨的房价，房东完全有理由损失一个月的租费，撕毁合同，赶走房客，把房子卖掉。租户朝不保夕，还不赶快买房？如果有德国那般政策，许多人未必愿意买房。
泡沫会不会膨胀与崩溃，往往在国家政策的细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