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再回首，去国二十春秋矣。
当年为什么要出国？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从小就是学生干部，我一直相信，努力工作，要求上进，是青年人正确的人生观。
记得有段时间我每天工作到下半夜，只因领导在开学前一周，才告诉我，要我加开一门语文课。
我曾经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当我再接再厉的时候，暗箭已经向我射来，有同事告诫我，我将被“流放”了。
这个打击虽然很大，但我也不是一个轻易屈服的人，既然你要“流放”我，那我也可以自动“流放”的。
没出两天，我的顶头上司就知道了我要被保送去北京学习的消息。
他立刻以翔实的理由向领导上证明了我的工作能力和成绩，反复强调，这个学校离开了我，将会“天下大乱”，就这样，在他的极力保荐之下，我人生中第一次“驿马”的跃动，没有成功。
当初我血气方刚，一周内，两次打击，翻云覆雨，让我对“大锅饭”的认识，提升了好几个层次。
就这样，我的那颗“驿马”星，憋足了劲，一跃而出，来到了澳大利亚。
只身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凭着口袋里的几百元美金，生活的艰苦，自是不言而喻。
但是，对澳大利亚越是了解，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也就越深。
那时候，我站在悉尼市政府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流，我想，这应该就是中国人100年以后的生活吧？
我拼命的工作，周一到周五，我工作40小时，周五到周六，我居然也工作了35小时。我曾经从周二早晨起床，直到周五晚上才上床睡了一觉。其间不眠不休，足足工作了七十多个小时。
我是当老师出身的，但在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只要有谁肯来“剥削”我，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九十年代中，我第一次回国。下飞机的一霎那，我仿佛走进了化工厂车间，鼻子里闻到了一股很不舒服的气味。
那时候，家里已经住上了新“工房”。亲朋好友也都骄傲的向我展示了他们在生活上的改变。那一年，还正逢大学里的同学聚会，席开四桌，大家欢聚一堂，有一位同学在航天部三产当领导，这一天，好像就他一个是开车来的，他主动提议，当晚的聚餐费用由他买单，聚会结束时，他更是主动要求送一些顺路的同学回家。后来他的车里足足塞了7个人，才绝尘而去。
千禧年，我第二次回国。
那次回家，我每次出门，一定是坐出租车的，不是为了摆阔，而是因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使我根本不认得路了，就连公交车的线路，我都是那么的陌生。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已经旧貌变新颜，林立的高楼代替了原来的弄堂，我不再找得到72家房客那种拥挤的住房，马路虽然还是熟悉的名字，却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宽阔的大马路，代替了以前的一条条的小街。
那年回澳洲前，我们几个以前住在一个寝室的同学小聚，说起了中国近几年的变化，我谈了我的看法，我说现在的中国，就好像一个山村里刚出来的有钱人，身上也穿上了裁剪得体的西服，但里面他还穿着那件土布衫，我指着同学办公室里的空调举了一个例子，你用这个牌子的空调，人家也同样用这个牌子的空调，表面上没有区别，但是，你仔细的看一下你的这个空调，安装的不符合规范。我又指着窗外对面大楼外墙上，装的五花八门的空调，继续说道，这种安装法，既不雅观，又埋下了很多的安全隐患。我们一方面要求开放，但另一方面，开放得太过头了。这个空调应该怎么装，还是需要政府有一个标准，统一规划。表面上的硬件我们虽然赶上去了，但骨子里的软件还远远没有跟上，我当时说的，中国要赶超西方，至少还需要50年。
去年，我回国过年，这次我走的地方比较多，见了不少亲友。去了深圳，蛇口，去了杭州，在灵隐寺听妙音大法师讲法，那天的雪下得特别大。我还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星期，领着儿子爬长城，游故宫，登天安门，不过很抱歉，没有去瞻仰那个举世闻名的“大裤衩”，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这次去北京，也算是故地重游，我对闻名于世的烤鸭并不起劲，却特别怀念以前在北京喝过的酸奶，也总算让我在一个小摊上找到了，喝得很过瘾呢。几个城市走下来，明显地感到，乱穿马路，随地吐痰之类的陋习，正在消失，绿化多了，河水变清了，空气也新鲜了，营业员笑脸相迎，出租车司机周到服务，已蔚然成风。
现在回国，看到各地的亲友们，都有了自己的房子，有的还有了私家车，无论是为人打工，还是做生意，开工厂的，都忙得有滋有味。
可以说，这几年我每一次回国，都给我以新的惊喜，不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我看到了一个逐渐完善的系统，正在形成。一个富强的祖国，正在迎头赶上。
看看南海，钓鱼岛，中印边境，只有强大的中国，才能震摄得住！
恰逢国庆六十周年，天安门大阅兵，扬我国威。
全球华人，为之扬眉吐气！
回想当年，真有生不逢时的感慨啊！
在这中秋前夜，我好像又感到了“驿马”星，跃然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