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尔亚，中国曾经的心头之痛zt

阿尔巴尔亚，中国曾经的心头之痛

按：毛泽东时代，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和“第三世界”的领袖，中国政府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用无数金钱和物资支持一些亚非拉小国。而其中受中国援助最大的是这三个国家：越南、北朝鲜和阿尔巴尔亚。然而，这三个国家最后都与中国反目为仇——越南，在一九七九年与中国这位昔日大恩人大战一场；而北朝鲜，则在北京申奥之时，将票投给了北京的对手；阿尔巴尔亚，在邓小平断绝了援助之后，反华的气焰比任何一位反华国家都嚣张。
用钱买来仇家，如此荒诞无比的往事，在昔日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事实证明，靠金钱买建立“革命感情”，用金钱建立“世界革命中心”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何等的沉痛！重温这段历史，更是显得无比的重要！
下面，是王洪起先生2008-10-07 发表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援阿这段历史是何等的荒唐。同时，中国人民又从中付出了何等的代价。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建交后的头10年里，两国关系发展正常。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
1960年6月，在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党内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态度坚决，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
正是因为卡博代表阿尔巴尼亚维护了中国，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当时，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阿尔巴尼亚是惟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随着反修斗争的深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来访的阿重要代表团都要安排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接见。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1月2日，康生向大会宣读了由毛泽东l0月25日签署并署名的致阿党“五大”的贺电。
贺电说：“以恩维尔8226;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贺电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杯黄土，而你们是矗人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电还说：“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j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经验。”
贺电满怀激情地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贺电指出：“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康生在大会上宣读后，霍查立即敞开手臂，同他热烈拥抱、亲吻，并拿起贺电，让与会者观看，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一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一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
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当时，毛泽东每每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离不开“文革”话题，并由此变成了“最高指示”，在国内各单位下达“不过夜”，中央机关人员纷纷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而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也上街游行，表示欢迎。人们当时对这种不正常的方式私下里称为“出口转内销”。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对“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中国竭尽全力地进行经济援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1968年春，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阿党坚决谴责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l一1975)的建设。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1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赴阿任中国驻阿大使。他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飚大使通过与阿领导人的接触和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异常”情况，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
耿大使强调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应当承认，阿尔巴尼亚在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是出了大力的。对此，中国人民始终牢记在心。另外，中国还首先从阿尔巴尼亚引种了油橄榄，谢胡总理作为给周总理的礼物赠送的油橄榄树苗迄今仍在中国茁壮成长，成为“中阿友谊”的象征。然而，中阿即使在上世纪关系最好的时候，双方也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也不知道这些日记是他当时写的，还是后来补写的。因为有例在先，阿党历史及霍查的其他言论集再版后许多事实和内容就被颠倒或是面目全非了。比如：《霍查言论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发表的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
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抓住机会，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以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动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阿尔巴尼亚不同意中国的做法，他们决定：决不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决不和解！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尔巴尼亚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马尔科抵达河内后即同率领中国代表团的李先念副总理联系。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
“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李先念回答说，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他在琢磨：是不是要和柯西金握手?虽然他事先知道该怎么回敬柯西金，但为了不出事，他还是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l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这是霍查对邀请柯西金去北京的反应。
柯西金和李先念在河内是否见了面、握了手，不得而知，但肯定未与马尔科握手.
柯西金在北京逗留期间发生了什么?霍查命令阿尔巴尼亚所有媒体绝对不予报道，就好像没有那么回事。霍查却掌握每一个细节。通过阿通社发给他的内参告诉他，周恩来总理用双手握着柯西金的手。霍查感到十分不快。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向我索要援助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1971年7月到8月，霍查异乎寻常地在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避暑胜地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准备定于当年1 1月召开的阿党“六大”报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继续写报告，几乎不公开露面。但是，3条机密消息从秋天起就扰乱了他需要的平静。这些消息使他十分不安，尤其是这些消息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信使从北京紧急送来的。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中国压根儿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他的同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据他们说，林彪谋害毛泽东和企图发动政变未能得逞后，乘军用飞机逃跑，飞机起火，坠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无疑，他的飞行方向是苏联。
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
当人们在北京证实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突如其来的消息后，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上万言的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起初，阿主要领导人对我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国共产党搞机会主义，而且公然批判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虽未点名，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试图公开挑起中阿论战。它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窃听器。
1983年，我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地拉那。刚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我驻阿原使馆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直对我起疑，担心我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我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改做别用。
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全馆人员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自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我方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便请求国内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新馆进行检查。检查组人员在使馆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而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邓小平叫停援阿
自那以后，阿尔巴尼亚不顾后果地日益恶化两国关系，反华调子日高，两国关系愈益紧张。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党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我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我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我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撤援后阿的走向也做了估计，并制订了应对方案。
作为对中国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阿国朋友私下对我们说：“领导有指示，关于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外国电视节目可以看，但不许评论，更不能同中国人谈论。”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