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了四天，我们到达了吐鲁番下车。接下来的行程是坐五天卡车到南疆阿克苏。
坐上卡车以后，才开始体会到现实的严峻。道路很颠簸，我和阿C坐在卡车尾部，颠起来脑袋不时撞到绑帆布的钢筋。荒凉的戈壁滩，飞扬的灰沙，一连几小时看不到房屋，树木，农田和人烟。南疆比北疆差远了，哪有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戈壁滩的风刮得大家嘴唇干裂，有的开始淌鼻血。部分青年的思想起了波动，有的开始后悔，甚至不肯上卡车。
我和阿秉参加了班排长会议，咱们是来干革命的，一上来就打败仗怎么行？得想办法鼓动大家的情绪。于是我们带头唱革命歌曲，还有车与车之间拉歌呀，挑应战呀，大家互相鼓励。那时大家真的显得很激情，很革命，好象一下子从狗崽子变成共产党员似的。其实，那是大家一生中难得的一段短暂的时间，一个特殊的环境，那是没有人歧视我们训斥我们，也没有人整治我们的一段时光。这是长期受压抑的贱民们要表达自己也是革命的一种发泄。
戈壁滩，风沙，卡车，一阵阵激昂的歌声，搅和在一起。
“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
远方的年青人，塔里木来安家。
来吧，来吧，年青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支沙枣花，
送你一支沙枣花。”
阿秉在这几天中的表现确实不错。他似乎要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在上火车时情绪不稳的“过失”，唱歌，啦啦队，喊口号，哪样都不落后。他的脸已被戈壁滩的风沙涂抹成了张飞，一双深隧的眼睛在镜片后闪闪发光。望着他瘦小的身躯在卡车里上下颠簸，我真担心他的腰会被折断。一个生长在富裕的家庭的人，从来没经受过这样的艰难，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克服这般困苦？这又是个谜。
五天后到达阿克苏。本来我们当天就要接着去团场，可是那个团场临时告诉师部，他们接待知青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无法接受我们。师部临时召开会议，研究把我们重新安排到哪个团场。我们就在阿克苏休息放假一天，可以到街上逛逛。下午，我们三三两两走出农一师招待所，看看阿克苏的街景。阿克苏名义上是个市，其实很可怜，其规模和繁华都赶不上内地一个县。这里大部分街道是泥路，没有铺柏油或水泥，车辆经过扬起一片尘土。就几个商店，里面东西不多。街道上有不少穿着洗得发白的布军装的人走过，看样子是兵团的人。街道两边长着白杨树，高高的很挺拔，只不过树叶上沾满了尘沙，脏脏的，显出黄灰色。树荫下维吾尔老乡把哈蜜瓜摆在木板上叫卖。第一次接触维吾尔老乡，我十分好奇。不过现实中的维吾尔老乡穿着脏衣服，脸好象很少洗，不象画报上看到的那么英俊漂亮带有异国情调。
正在乱逛，只见阿秉提个小箱也走了过来。他好象对商店街道不感兴趣，径直朝一条小巷走去。我还来不及和阿秉打招呼，他就消失在小巷中。在几条主要街道上转了一圈，我有点兴趣索然，早早地回到招待所休息。
过了一阵子，阿秉回来了，还是提着那只小箱。他好象变了一个人，步履轻盈，显得很兴奋，两颊泛起了红晕。我禁不住问，
“阿秉，啥事体娘侬嘎开心啊？（上海话：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
“我去画了一张写生。”
我益发好奇，颠了几天还有这么高的雅兴，他的劲头是从哪儿来的？赶紧凑上去看。
那只小箱子是只画箱，一张刚画好的水彩画钉在画板上等着晾干。我一看那幅画，不禁呆住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一抹斜阳把道路，土墙，白杨树干染上了绚丽的色彩。紫褐色的阴影中，驮着瓜果的毛驴悠闲地搭拉着尾巴，维吾尔妇女的花裙时隐时现，象飞舞的蝴蝶。空气在抖动，光线在闪烁，好象有一股巨大的能量潜伏在这安祥的土地下，随时会喷发。这是阿克苏吗？这是阿克苏。为什么我眼中灰不溜湫的阿克苏，在阿秉的画笔下变得这么绚丽多彩？艺术家的眼光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画得太好了！”我禁不住赞叹。
“还好，还好。”阿秉搓搓手，面带微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
这是一幅高水准的画。不，是一幅专业水准的画。不，是一幅远高于一般专业水准的画。
阿秉是什么人？怎么能画出这么高水平的画？
“阿秉高中毕业后，跟哈定学了五年画，你知道吗？他就是哈定最得意的弟子中擅长风景的那位。”法郎插嘴告诉我，他的眼睛望着黑黑的餐馆窗外，窗户正对着余庆路方向。
原来才华横溢的风景美术家，就是我的副班长！可以想象，他能够报名去新疆，是一个比我困难得多的决定。
师里决定我们这一批支边青年去一个边远的农场，它在喀什东南面，从阿克苏出发卡车还要开三天。我们又坐了三天卡车，来到了这个很靠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下游农场。上游农场的排碱水排到这里，因此农场的水质不好，盐碱滩很多，条件比较艰苦。我们这个班被分到一连，我和阿秉一同来到了这个农业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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