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39年，我在南洋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第一批回国抗日的成员之一。至今已有48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经过曲折的经历和残酷的斗争，我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享受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也经受过痛苦和磨难。“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把人变成鬼。多少怀着拳拳赤子心的归国华侨被当成特务，受尽怀疑和打击。虽然他们的大好青春年华白白在黑暗中流逝，但他们期盼祖国强盛的心永不会泯灭。不管个人经受多少痛苦，祖国仍然是他的祖国。他们相信祖国虽然一时阴霾弥漫，但最终会迎来灿烂的阳光。“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得救了，人民得救了。
我庆幸获得第二次“解放”，人的尊严被恢复了，迸发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全身心投入到建设中，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医治祖国的创伤。1972年，我被委任担任建设广州石油化工总厂的指挥。我看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冲天干劲，经过4年的努力，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我亲眼看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企业崛起，我恍惚听到了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强大脚步声，是多么令人鼓舞呀！难以形容的喜悦也抚平了我历史的创伤，使我满怀信心的去迎接未来。
在我安度晚年的时候，我是多么怀念一起回国参加抗战的侨工，更多是担忧他们的处境。他们怀着报效国家的一片丹心，离开自己的亲人和温暖的家庭回国参加抗战。生活在待遇低微的环境中，工作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日夜奔驰在崎岖险峻的滇缅公路上，不畏艰险，为抗日前方战士运送军需，为民族的存亡流血流汗，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祖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他们抛弃了，他们有家难回，散落在各地，过着艰难的生活。由于外界对西南运输人员训练所的性质不了解，使他们多少人反复受审查，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到严酷的打击和磨难。在抗战50周年之际，欣闻云南省人民政府为回国死难侨工树立纪念碑，纪念他们这些抗战中的无名英雄，表彰华侨拳拳赤子之心。这不但可告慰九泉下的死难者，更可告慰死者海外的父老兄弟，对侨工冤假错案的平反将起积极作用。
我们除了感谢云南省政府这一正确做法之外，更希望能深入细致地落实每个侨工的政策。首先要摒除对侨工的一切误解，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要有正确的了解，对西南运输人员训练所的性质问题应得到澄清，对华侨回国的动机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为此，促使我写下自己一个侨工的成长，以及对南洋侨工回国抗战这一片段的历史回顾。
第 一 章 离 乡 背 井
我于1920年1月出生，属猴。生于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长龙下围村。我的父亲是个下中农，在家务农，什么活都会干。母亲善良漂亮，很年轻就生了四男一女，我排行老三。这个山村座落在青翠的群山怀抱中。当时，村里聚居着十来户的客家人，祖祖辈辈以农为生。山下是一片片的水稻田，村前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水是那样的清澈、晶莹、可爱。在小溪的拐弯处，经过长年累月的冲刷，已形成一个小水潭，宽约20多平方米，最深处有丈把深。它是我们童年小伙伴夏天的好去处。在水潭边的山坡上长了一棵大树，有一枝大树丫伸向水潭面，它成了我们的天然跳水台。外出耕作归来的乡亲路过这里，也会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洗去一身的污泥，洗去一天的疲劳。然后，心满意足地骑上牛背，唱着山歌踏上归途。
村后是一座密密的黑洞树林，有各种的鸟儿和野兽栖息于此。晚上，有一种鸟啼鸣声是那样的凄惨，真令人害怕，我听到它的啼声就会怕得钻进被窝里盖住头。儿时，我的太婆常给我们小孩儿讲黑母熊的故事说：“树林中熊婆婆的两只手伸出来有栋梁那么长，听到小孩儿哭叫时，它就会伸进手来把小孩儿吃掉”。每当我们哭闹的时候，她就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使我们吓得不敢哭了。
每天黄昏落日后，家家户户炊烟四起，衬托着归巢小鸟在荔枝树上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伴随着归栏鹅群在地上迈步昂首地哦哦叫声，小狗互相追逐的吠声和乡民驱赶牲畜归家的吆喝声，组成了一幅山村生动的晚景，美丽极了。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风情和纯朴善良的乡民们，永远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想起童年时的许多往事，我自小读书就不是个笨人，对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每年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从来没有考过第三。因为家里破产，小学5年级就失学了，我心里非常悲痛。为了儿子的生计前途，父亲专门找算命先生给我们看相。那先生说我兄弟三人少年困苦，只要给他们学一门手艺，到中晚年必能自食其力，衣食无忧。当看到我的时候就特别用心，一会儿看手， 一会儿摸脸，还郑重的对父母嘱咐，说什么小池养不了飞龙，大利远方，官运亨通，孝顺父母，将来必会光宗耀祖，你们二老晚年可依靠这个儿子。父亲闷着头足足好几天，他想：今年是1931年，日本在九·一八侵略了中国东北三省，时局不会好。反正没田又没钱，还不如出南洋谋生，让儿子学本事去。嗨！想通了，不管那个算命的是真是假，父亲铁了心做了决定，要带我去南洋，我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父亲知道我有强烈的求学心理，答应我到南洋之后给我读书，我才勉强愿意随父亲到南洋去。
秋天，我和父亲要离家出洋了。母亲撕心裂肺地舍不得让我走，还用客家人特有的哭唱腔表达着自己的凄凉，她边哭边唱的一直把我们送出了村外。父亲抛下了我的母亲和一家大小，只拖着年幼的我离开了故乡。每当想起这个离别的情景，母亲的音容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 二 章 在 太 平 洋 上
父亲领着我随着客家帮途经香港出海。到达香港第四天，傍晚时分，水客带领我们上了木船准备去南洋。我和父亲在船舱内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地方铺上草席，把行李安顿好后，我跑到甲板上去眺望香港的夜景。岛上华灯加上山上别墅的万家灯火，还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交相辉映，使得整个岛屿像千万颗明珠在闪闪发光，非常瑰丽壮观！我这个乡下仔简直被这神话般的夜景迷住了。我在欣赏，我在沉思，像这样一块美丽的国土，对外通商的公港，竟沦为英国殖民地，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呀！
我想到前两天，亲眼看见那个子高大，长着满脸胡须的“摩罗差”，腰间挂着手铐，手里拿着警棍，脚穿着皮鞋，神气活现地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忽然，他高声吆喝，手拿着警棍追逐鞭打着中国人的小贩，吓得他们连摆在地摊上的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就逃命。作为中国人在这里还远不如进口奴“摩罗差”，我感到耻辱和气愤。我生长在中国大革命高潮的时代，老师们给学生讲鸦片战争的历史，教我们唱“打到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增长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仇恨。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在香港这块神圣的国土上扬眉吐气，挺起胸膛做人呀！
船越开越远了，夜色茫茫，香港的夜景已经抛在了身后。船上的大多数人开始晕船，有的人呕吐了，船舱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在海上还遇到了小台风，真是惊涛骇浪，闹得肚子像翻江倒海似的，我们把苦胆水都吐出来了。船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卫生条件又不好，有人病死了就被放到水里海葬。幸亏母亲心细备了些药物给我们，行装里什么也不缺。父子两人命大，总算脱离了恐怖的海洋和这条有病魔的木船。偷渡点分布在马六甲一带，我们在水客的带领下，偷偷的进入了马来西亚境内。
第 三 章 南 洋 的 日 子
在广东地区，几乎家家都与南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家也不例外。父子俩投靠了亲戚家，父亲找了份苦力活。到了南洋后，虽然热带风景非常美丽，椰树亭亭玉立，各种水果和榴莲的味道四处飘香。可是身在异乡并不是我所想像那么好，父亲当苦力仅能维持父子两人的生活，哪还有钱读书呢？父亲年纪大了，每天干活回来总是叫腰痛，我怎么忍心为了自己上学而加重他的负担呢？我决心去找工作，期望在工作中能攒些钱，通过半工半读来满足我强烈求知的欲望。但在人剥削人的丑恶社会里，生存的艰难让我美丽的幻想破灭了。我曾为此痛苦过，流过泪。也嫉妒过有钱人子弟能读书。我认为这样的社会不公平，该读书的都应该有书读。
后来，我有幸找到了汽车修理厂打工的机会，我们才有钱汇给母亲养家糊口。老板看上了我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为人又老实，就将修车的技术全部传授给我。不久，我就学会了全部的修车技术和驾驶技术，很多客人都指明要我修车。修车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老板一家对我就更加信任了，还向我父亲表示等我18岁时，就把独生女儿许配给我做老婆，让我可以继承修车厂的家业。从此，父亲每天笑口常开，眼看着大好前途正等待着儿子。他还常对我说：“人有了技术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致使北平、天津相继失守。随后日本又发动“八·一三”侵略上海，淞沪战争历时3个月，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11月12日，日军又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日军在南京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震惊世界，更震惊海外侨胞，激起了南洋侨胞的极大愤怒。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集会，组织侨民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发出了有钱出钱和有力出力的号召，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南洋各地到处举行集会，声讨日军的侵略暴行和抵制日货。青年人更是热血沸腾，表示愿战死沙场，不愿当亡国奴。我也是个热血青年，决不能容忍日本鬼子在我的祖国横行霸道，杀我的兄弟姐妹。从那天起，我暗自下了决心，我不能跟老板的女儿结婚，我要找机会回中国抗日。我刚过了18岁生日，老板和父亲就要为我筹办婚事，我一再想办法拖延下来，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海外华侨的爱国民族心，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当时，我通过看有关抗日杂志和画报，知道日军在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令人发指，面对中国半壁河山被硝烟吞没，家乡沦陷，国破家亡，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岂能苟安过着舒适和平生活！我利用星期天假日开汽车载着青年们到外埠去进行募捐活动。
1938年10月后，日军又攻占武汉和广州，切断了粤 线，完成了对中国的海上封锁，企图使我国处于孤立无援之地，妄想迅速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打破封锁的局面，一方面抢修昆明至缅甸的公路，另一面立即着手训练司机，同时宋子良向新加坡侨领陈嘉庚求援。
1939年2月7日，侨领陈嘉庚向南洋800万侨胞发出号召，动员招募汽车司机和修理工（简称：南侨机工）回国服务，这就是南洋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背景。在南洋的现实生活也使我认识到，做亡国奴毋宁死。我终于等来了机会，兴奋极了，立即去了报名。当时，华侨青年男女怀着赤子丹心报国的民族责任心，个个踊跃报名。国家的兴亡，祖国的呼唤，把我们卷进了抗日的洪流。我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是第一批回国机工，共有80余人。我坚持瞒着父亲，直至出发前，才让他知道。这对我父亲如同晴天霹雳，他气得手直发抖，还骂我太不孝，太愚蠢，太冲动，太不知好歹的家伙。放下那么优厚的条件不要，还要搭上性命回战乱的中国，简直是不可理喻！老板一家也苦口婆心来劝留我。虽然感到对不起父亲他老人家，我还是决心走了。第一批南侨机工在新加坡集中，由廖国雄任团长，从新加坡乘船经越南西贡、河内海防，经过约3个月辗转到达了中国云南省昆明市。
新加坡民众欢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
南洋华侨机工登船回国抗日
西南运输人员训练所接待了我们，所长由宋子良兼任，副所长有龚学遂、吴琢之，刘吉生等人。第一批南侨机工脱下了西服，剪短了头发，穿上国民党的军衣，在昆明训练所进行军事训练。两个月后，大多数侨工被编入了4个运输大队，剩下的侨工组建了华侨先锋运输队。运输队奉命奔赴第一线滇缅公路，这是一条经从昆明、楚雄、下关、保山、芒市、畹町、瑞金、缅甸腊戌等地全长1146公里的军运大动脉，全程行车6天，是运送国外军援物资的唯一通道。动用了15万民工，公路仅用了9个月就抢修出来。
崎岖的滇缅公路-抗日物资运送大动脉
1939年1月初通车，滇缅公路是在边塌方、边抢修、边行车的情况下运行的。路面狭窄，弯急坡陡，重重湿雾，一不留意就会掉进万丈深渊。有一个侨工开车时被雷击倒的大树压死；山洪造成的滑坡竟夺去了多个侨工的生命。在滇缅公路第一线的华侨司机明确回国的目的和任务：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祖国作贡献。他们日以继夜的抢运，克服重重困难，每月保证将5000吨军火运到抗日前线。在滇缅公路行车，人人都必须闯过四关：一是瘴疟关-“打摆子”的恶性疟疾；二是雨水泥泞关。雨季导致山石滑落，极易发生车毁人亡；三是险路险情关。公路不少地段有危悬欲坠的巨石，塌方危险极大；四是日军轰炸关。白天遇敌机空袭，就夜里驾车前进。侨工司机在四个“关口”中出生入死地战斗在滇缅运输线上，勇敢坚强的行动很令人敬佩。
南侨机工共3200人分了9批陆续回国，头几批大多数是汽车技术工人，后几批多数是学生或其他行业的青年工人。该所还从国内流亡学生中招收2000余人入学，凡不懂驾驶汽车的都留所编队接受训练。教务长是张炎元并兼总队长，薛文尉副总队长。总队下设大队、中队、分队三级管理，分队长都由老司机担任。学生除接受驾驶汽车技术训练外，同时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纪律相当严格。
在国民政府军中为抗日前线抢运军需物资的南侨机工们
我和70多人被挑选到昆明训练所教务科实习工场，主要任务是协助教官教学生驾驶汽车，并负责抢修教练车，保证训练计划的完成。实习工场属于工人编制，纪律没有那么严格，生活也比较散漫。每周规定参加一次的纪念周，机工也经常迟到，甚至很少人参加。总队副薛文尉在一次纪念周上大骂机工不遵守纪律，还骂他们回国抗日是“挂羊头卖狗肉”，这引起了机工的极大愤慨。
机工回国之后，他们对国民党官僚的腐败作风，等级分明，繁礼缛节早有不满，虽然机工平时散漫，但工作认真，实习工场有约60辆残旧的万国牌汽车，他们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地抢修，保证了训练出车。辛苦的付出不但没有表扬，反被骂了一顿，就像火上浇油，矛盾处在一触即发之势。由于语言不通，教官与侨工之间常有误会和磨擦。有些教官根本不懂技术，却狐假虎威每每歧视机工，甚至殴打机工。
一天下雨，有一个学生回场的汽车在场内抛锚，他丢下不管，影响了其他车辆进场。当时，几个机工正在冒雨帮忙抢修。一教官竟破口大骂机工妨碍他们进场，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打机工，还煽动学生围打机工。由于机工寡不敌众，立即敲钟呼救，其他机工闻声赶往相救，双方大打出手，触发了一场反歧视的斗争。当时，我正在屋檐下接水洗澡，也闻声拿起铁棍前往现场，见到教官就打，追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整个训练所都乱了套。后来，当局出动宪兵进行镇压，把机工赶回宿舍，还在宿舍门口架起机枪，不准出入。又逮捕了廖国雄、钟运熙两人。西南运输处联大华侨学生紧急帮忙营救，一方面上书西南运输处要求放人，并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由教官歧视殴打机工所引发的。另方面写信给新加坡侨领陈嘉庚，揭露国民党歧视压迫华侨机工的事实。陈嘉庚出面交涉后当局才被迫无奈放人。当局不敢做的太过分而得罪华侨。一方面是机工得到新加坡华侨的声援，另方面也摄于华侨司机基本上掌握着滇缅公路的运输命脉。但是国民党对华侨的歧视根本没有改变，特别是云南省绥靖公署的宪兵和警察，他们接到上面的指示对华侨采取监视戒备。
华侨机工因语言不通，也与当地居民多次发生纠纷。由于受歧视而产生的积怨日深，终于爆发有名的大闹“云津市场”的事件。事件是由国民党陆军分校学生殴打华侨引起的。当时，机工们完全出于维护自身的尊严而被迫自卫，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昆明市有一条街的商店都关了门。当局派出宪兵警察进行武装镇压，机工夺过机枪扫射，酿成了一场流血冲突。由于力量悬殊，这场斗争最终被镇压下去了。通过这次教训后，机工为了加强自卫能力，秘密的从缅甸购买手枪，这种反歧视的流血斗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局采取调休星期天的办法，尽量避免双方接触生事。
由于这两起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民党的特别注意，他们怀疑训练所有共产党活动。根据“防止异党活动”的条例，他们突然举行全所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仪式，特别加强国民党党部对华侨的监视。机工们认识到在国民党统治下毫无民主与自由可言，我们要去追求光明和新的理想。据我们所知训练所实习工场内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温其芳是我们当中年纪较大的一位，文化水平比较高，在马来西亚时曾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过接触，思想较为进步。在一个晚上，通过西南联大学生的介绍，温带着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去会见了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给我们讲述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和延安的生活情况，听后令人十分神往，使我们看到了祖国的一线希望。
训练所当局一直把实习工场的机工视为危险分子，在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他们就解散了实习工场。当时，教务科的冯君锐科长也受到了一定的牵连，他和我们一起被调往贵阳汽车修理厂，他任厂长。冯君锐为人正直，开明讲理，平易近人，关心侨工，博得了机工的信任。机工的生活待遇较差，住的是大敞铺，像沙丁鱼似地一个挨一个的睡。晚上灯光很暗，无法看书，更没有文化生活，生活十分枯燥。有些机工不自爱，以赌博做消遣。冯知道之后，半夜来抓赌，没收的钱用作聚餐，还画漫画教育赌博的人，收到很好的效果。
1939年冬，实习工场的机工随冯君锐到达贵阳汽车修理厂。当时，该厂的设备破旧不堪，工具非常短缺。修理场地也没有铺水泥，雨雪天一片泥泞。厂内积压了大量待修的车辆。贵阳气候恶劣，“天无三日晴”，机工不顾天气寒冷，钻进泥泞的车底进行抢修。机工从仓库中清理出一台几十瓦的柴油发电机组，还把进口的新式发动机也都安装起来。这些发动机加快了修理速度和修理质量，很快就把积压的待修车辆清场出厂。虽然，我们在工作中胼手胝足苦不堪言，大家感到能为祖国抗战贡献一份力量，也就乐在其中。
贵阳的生活比较自由，机工经常到市内看苏联电影。温其芳和我们几个知心朋友组织了读书小组，订阅新华日报，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如斯诺著的《西行漫记》等。还秘密传阅共产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国共磨擦以及对日投降妥协的阴谋，使我们逐步加深对共产党的认识：要挽救中国于危亡，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们主动到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找华侨司机联络，了解八路军的情况，后来发现有特务跟踪盯梢，才不便前去联系。
1940年4月，贵阳又发生一起迫害机工的事件。有一天，贵阳汽车站一辆车的汽油丢失了，当天，机工刘仲芬因开救急车外出抢修车辆，回场的时间较晚，即被怀疑遭逮捕。但在案情尚未弄清之前，当局就匆匆忙忙要把刘押解出境，实际上是有人要把机工当替死鬼以了结此案。当工场机工得知消息后，连夜开会决定罢工，包围运输站抢救刘仲芬。第二天一早，每个机工手拿铁器，首先包围了押送刘的车辆和押车宪兵，不许他们开车。其次包围了贵阳汽车站，派代表与他们谈判。要求当局必须把案情查得水落石出，如是机工真的犯罪，我们绝不会包庇。在未查清前不能押送刘出境，否则一切后果由运输站负责。贵阳汽车站被机工这种声势吓得要命，答应了机工的条件，暂时把事件平息下来，后来，经查证实是错案后就把刘释放了。机工对刘仲芬事件反应强烈，使得西南运输处很震惊，事后对机工的镇压逐步加紧。因为冯君锐厂长对此事件采取同情的态度，有人借故向上级告了冯一状，西南运输处奉蒋介石命令查究，后将冯调离贵阳修理厂。
南侨机工们日夜驾车行驶在危机四伏的滇缅公路上，
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保持军需大动脉的畅通。
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官员们大多数贪污腐败，忽视华侨司机工作和生活的困难。在行车线沿途救济措施不足。常有华侨司机遇到货车损坏在山地无人处，饥寒交迫达两日之久。由于气候炎热，毒蚊肆虐，睡觉没有蚊帐，有上百个机工患了恶性疟疾，最终因缺药治疗失去生命。机工忍无可忍就向侨领陈嘉庚发泄不满，造成极大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压力。南侨总会派人实地调查报告指出：“所经各站设备极其简陋，所遇各华侨司机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多泪，目不忍睹。”陈嘉庚和南侨总会给机工赠送的蚊帐、被褥、衣物，生活用品，奎宁等药物，又被国民党的贪官侵吞了过半。机工极其痛恨那些大小官员贪污发国难财，彼此之间的对立情绪非常严重。
1940年3月，66岁的侨领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重庆等地后。5月31日，前往访问延安 ，期间，他与中共党政领导人多次会见交谈中，看到了一些小事，引起了他的惊奇和沉思。他在毛泽东的窑洞谈话时，因双方交谈不易听懂，便请来延安的华侨学生作翻译。这些学生进来不敬礼，随便就坐，说话无拘无束，使得陈嘉庚很吃惊。他在重庆见蒋介石时，陪同的大官要肃立，毕恭毕敬，连大气也不敢出。毛泽东请陈一行吃饭，仅以白菜、杂饭相待，外配一味鸡汤，为此，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俸有限，没有钱买鸡，这鸡是邻家老大娘知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嘉庚沉思：抗战后，他组织海外华侨为国民党政府捐款高达3亿元，在重庆一地，蒋介石为了取得他的欢心，光招待费就8万元，如此奢侈浪费，让他深感失望。延安与重庆形成鲜明对比。一天，陈嘉庚看到抗大学生请朱德参加篮球比赛，他挽起袖子跟小伙子们飞奔抢球。当陈看到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与学生如此上下平等，内心感慨万分。他说：“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生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45岁了，而且已做了好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就是毛泽东。”他还两次到滇缅看望了南洋机工，呼吁国民党政府要善待回国抗日的机工。
冯君锐调离后告诉温其芳，新任厂长余乐醒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是当局今后进一步镇压机工的先声，要他及早离开。1940年“五一节”前夕，温其芳约了王禄昌、肖士元、彭士卿和我等七、八人到贵阳旅店碰头。他分析了冯君锐被免职，今后的形势相当严峻，决定第二天离开工厂到重庆找八路军。这个消息太突然，大家都沉默了好一会儿，各自在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开始大家都要和温一起走，后来，一方面考虑到人多目标大，行动不易。另方面又不知道八路军会不会收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去的，只是由彭士卿介绍我们到重庆办事处找林群秀。虽然，我们在马来西亚也认识他，但他只是一位司机也难作主，万一不能收留我们，将会造成生活上的困难。因为我要走的决心最坚决，大家决定由温其芳和我先走，等到了重庆后再与他们联系，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后来据悉，新厂长余乐醒上任后气焰嚣张，马上向机工下毒手，向上级电告贵阳汽车修理厂的机工：“桀傲不训，分子复杂，请准全数解往昆明自新社-------。”幸亏这一电报为冯君锐所悉，他主持正义，向上级力陈机工的工作能力与成绩，要求重用这一股难得的技术力量，并请准将这批技术力量组成了滇缅公路抢修队。机工才幸免早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我们离开贵阳厂前，在记工统计员罗德明协助下假造了回家探病的电报，以此为由向贵阳分处领取了通行证和乘车证明。我们搭上西南运输的货车，司机也是在训练所毕业的机工。途中换了两次车，总算到达了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仔细听取我们要求参加八路军的原由后，立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很快答应我们留下来。不久，将我分到办事处汽车队当司机，得到了党的信任和重用。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还关心我，使我有回到家的感觉，心里很温暖。此时，新四军军长叶挺在南方局汇报工作后要前往峨眉山，我有幸为 他开车服务。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没有官架子，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与国民党官员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竟有天渊之别。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我亲自向新华日报记者反映了侨工的真实遭遇。抗日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登载了《一群投入祖国怀抱的孩子》、《滇缅路上的华侨司机群》、《救济回国华侨机工》等10余篇报导，赞扬南侨机工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滇缅运输线上的英雄事迹。还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同胞呼吁国民党政府应善待侨工们，对他们的疾苦和困难不能敷衍了事。
侨工仅抢运军火就达几十万吨。除了运送军用物资，还抢修数千辆汽车。中国的出口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转销到美国及其他国家，为国民政府的进出口贸易换取外汇购买抗战物资。使滇缅公路成为一条炸不烂、摧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侨工被祖国人民誉为滇缅公路上的“神行太保”。侨工们还十分关注着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不惧怕国民党顽固派实行镇压的危险，他们出自民族大义。4月间，毅然派出张达等30名侨工前去慰问负伤的八路军将士，并将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赠送给八路军作为医药费。这批侨工毅然离别父母家人和优裕的生活工作环境，远涉重洋，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然而1941年底，西南运输处奉命结束，移交中缅运输总局。华侨机工备受排挤，数百人贫病交加流落在昆明街头，挣扎在死亡线上。 后来统计：南侨机工3200人回国参加抗战，其中有1100余人因战火、车祸和病患而为国捐躯。他们用自己的汗水、鲜血和生命，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陈列的实物与资料有：躲过日机轰炸，穿过国民党军队重重关卡的办事处汽车队抢运军需物资的仿真场景。第一期华侨回国服务团团员，后留在办事处当司机，曾为来桂的周恩来开过车的叶修青。
1940年7月，我被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为李克农主任开车，还为来桂林的周恩来同志开车。在党组织的信任和培养下，我正式成为了中共党员，这是最难忘和喜悦的一刻。抗战时期，许多华侨纷纷回国支援祖国抗战。经桂林办事处护送并登记在册的就有1000多人，其他未经统计的个人和小团体，由桂林办事处护送到延安，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前线，直接参加抗战的爱国侨胞则更多了。 8月份，陈嘉庚先生来到桂林，我亲自向他反映了侨工的真实遭遇，他对我选择加入到共产党的组织感到由衷的欣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桂林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我奉命开军用卡车护送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和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先行赴重庆，卡车经贵阳一带，山路崎岖难行，来往车辆很多。一次转弯时，我开的车与国民党的运盐车发生了相撞，对方整辆盐车翻坠下万丈深谷。我方的车猛烈地晃动了几下，差一点儿也翻掉了。当时，地上洒满了白花花的盐巴，我惊魂未定不知如何是好，领队的同志冷静地命令我：“不要停车，加速行驶，否则会被后面的国民党军车抓住。”我鼓足勇气将汽车开足马力，向前行驶，一夜未停，总算安全抵达了重庆。
1941年1月，组织上安排我给周恩来副主席开车。我原来是个汽车修理工，对重庆的道路不熟悉，心里没有把握。周副主席见了我，好象早就知道我的心事似的，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叫你开车，怎么样?”我说：“很高兴，只是路不熟。”周副主席笑着鼓励我说：“一回生二回熟嘛!重庆的路不好走，勤加观察，记清道路，注意尾巴，很快就会熟悉的。”我听着周副主席意味深长的谈话，看着他亲切、坚定的脸容，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勇气。
我给周副主席开车这段日子里，和周副主席一起住在曾家岩的“周公馆”。那时，“周公馆”日夜处在敌人的包围中，我们的安全每时每刻都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周副主席蔑视敌人，泰然自若，还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同志们的安全。有些同志和爱国进步人士要到“周公馆”来看望周副主席，他尽量劝别人少上这个危险的地方来，来了，则采取各种严密的措施，保护他们安全离开。周副主席几次交给我这样的任务：用汽车把来访的客人送到安全地点，甩掉敌人的盯梢。每当我送走客人回来，他总要派人来问：“送到了吗? 有没有出问题?”直到知道已经把客人安全送走了，才放下心。
重庆办事处有很多革命书籍和介绍延安的报道，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学习愿望，我利用为周副主席开车后的空档时间，如饥似渴地看书，了解延安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看到我那么喜欢看书学习，很是喜欢。他们总是亲切地叫我“小叶”，经常关心我的学习近况。1941年夏天，重庆办事处经周副主席的批准，同意让我随李克农去延安，安排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跳了起来，流出了感激的眼泪。邓大姐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殷切的期望！
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前留影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完成了历史使命，被迫于同年1月20日撤销。2月24日清晨，李克农率最后一批人马撤回了重庆。1941年夏季，李克农、夫人赵瑛、他们的儿女赵冰姐弟、秘书龙潜和办事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一行人分乘3辆卡车，打着“奉命撤回”的旗子驶离重庆。沿途都是国民党的哨岗，当车队进入陕西潼关时，突然，被国民党军队的几挺机枪挡住了我们的卡车前头。几个武装士兵登上了卡车，缴了车上八路军官兵的枪支，扣留了李克农和随行人员，还扣留了车上的物资。形势变得十分紧张，李克农镇定的对大家说：“我们有可能被扣押，大家要有进敌人集中营的思想准备。”当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关注，经过紧急交涉，我们被扣押了一天两夜后，国民党才把我们全体人员“押解出境”。
我们开着三辆卡车加速急驶向延安，当大家远远看见八路军的岗哨和穿着老羊皮袄的持枪战士。同志们个个欣喜若狂，连蹦带跳，几乎把车厢底跺穿。我们3个司机总算如释重负，终于将李克农和同志们安全送到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