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感受之五：坚持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

光这个题目，就会招来一片反对声，乃至指责鄙视甚至辱骂。我并不在乎多戴一顶短见偏执胆小懦夫的帽子，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是个小人物，即使真是懦夫，也不会丢中国人的脸，只会丢我自己的脸；第二，我的脸皮比外交部的发言人还要厚，不怕骂的。

十年以前，就有人主张应该放弃邓公的韬光养晦了，典型例子就是《中国可以说不》这本小册子风靡一时；今天，尤其是60年大阅兵后，我估计韬光养晦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喊打喊杀的声音不时响起，主张打一仗的人不在少数，或者找印度打，收复藏南；或者再对越南来一次海上歼灭，以镇南海诸国；甚至不惜和日本一战，拿回钓鱼岛，乃至琉球，大有打遍周边无敌手，唯我独尊的盟主霸气。我要说，收回领土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敢下决心打一仗的勇气也很可嘉，然而，这些行动绝非上策。这么说，立即就招来反驳，你有何上策，不靠打仗收复这些本该属于中国目前却又被强占的领土呢？难道靠阅兵和外交部的抗议？我认为，问题的答案不在领土本身，而在领土之外。本文初衷就是要分析为什么我们无论强大与否，必须永远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涉及到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和崛起之路。

我们首先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很简单，两个目标。第一，实现现代化，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第二，要成为超级大国，为人类的发展多做点贡献，比如再弄出个四大发明什么的，或者创立全新的发展模式，能为某些落后国家“指明道路”等等。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有三个，第一是制度，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第二是科技，能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生活品质的科技；第三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可不能天天内战，地震，洪灾）。有了这三点，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欧小国，新加坡等。如果要想成为超级大国，在有上面三个条件之外，还必须再加三个条件：第一是充足的自然资源（广袤的国土和相对丰富的矿产），第二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就是人要多，最少也得过亿，第三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20世纪的美国有这三条，所以它是超级大国；日本没有第一条，只有第二和第三条，所以它成不了超级大国，对日本来说，这是无法改变的宿命；澳大利亚，加拿大有第一条，但没有第二条，第三条也不强，因此，也成不了超级大国。中国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了第一条（充足的自然资源），又“歪打正着”创造了庞大的人力资源（第二条），五千年的文明当然孕育了丰厚的民族精神，底蕴很足（第三条），所以，中国已经天然地具备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基本条件，缺的就是现代化，只要实现了现代化，超级大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至于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东西。这些条件就是本文分析的逻辑框架。从这里出发，本文将辅以分析历史上几个大国的兴衰史，来论证为什么要坚持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不仅在当下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坚持韬光养晦，还要在崛起之后（成为了超级大国之后），也要坚持韬光养晦，尤其是警惕和防止帝国过度扩张综合症。结论是否正确已不重要，目的是想在争鸣中弄清楚什么才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

前苏联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土广袤，资源丰富，人力众多，科技也很发达，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后不过70年，就分崩离析了，还比不上我们有90年历史的元朝。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收回某块被别人占领的土地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前苏联二战后占了很多国家的土地，有一阵子还赖在我们的东北不走，日本的北方四岛也占着，尤其是自己到了80年代已经快顶不住了，居然还想占着阿富汗这样的不毛之地。前苏联的崩溃最大的原因就是制度，对内，苏联那套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极端僵化自我欺骗的意识形态，已经不适合它进一步发展了（当然，这套制度对于早期的苏联实现快速工业化还是管用的）；对外，苏联的对外扩张太过度了，太具有侵略性了，68年的布拉格之春让它在社会主义阵容内部失去了号召力，79年入侵阿富汗使它在全世界面前站不起来，以至于80年莫斯科奥运会就剩下自己和东欧国家自娱自乐，这样的扩张既超出了国力的限制，也越过了道义的底线。最后，前苏联的内外政策不仅使苏联经济走向停滞（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充其量只是军事现代化而已），最关键的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彻底垮了，老百姓已经对苏共和苏联失去信心，以至于当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苏共解散苏联停止时，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异议。因此，对内僵化和对外扩张过度是苏联帝国迅速走向衰落的原因。

日本则提供了相反的证明。二战前的日本在经过“适度扩张”之后，南有台湾，北据东三省和朝鲜，再加上本土四岛，到三十年代，已经是世界五强了。站在日本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后来的大规模侵华以及太平洋战争，我相信日本是可以从此稳坐亚洲老大位置的，只可惜，扩张过度，以至于满盘皆输，到了嘴里的肉又给吐出来了，到如今，还龟缩在原地。另一方面，即便如此，即便日本仅有本土四岛（不到四十万平方公里，和云南省差不多），北方四岛也被苏联占着，也不妨碍日本战后重新崛起，不仅在80年代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土地要多50倍的超级大国苏联，成为全球经济的老二，甚至曾一度有买下老美的趋势。为何？科技，制度，稳定的环境使然（日本战后五十年一直是一党执政，和我们有一比，最近才换了政党），助其实现了现代化。再加上强大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差一点就使日本成为了超级大国。可惜由于先天不足（没有广袤的国土资源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其进一步发展遇到了瓶颈，最后还是成不了超级大国。公平地说，如果上帝给日本更多的土地，例如像美国一样多的土地，我确信，日本比现在的美国要强大得多。

以日本如此狭窄的国土和贫瘠的资源尚且可以支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建立，以苏联如此丰富的资源资源和人力资源尚支撑不了帝国的过度扩张，中国也不会例外的。日本的兴衰史意在说明，国土的广袤与否只与能否成为超级大国有关，和实现现代化没有关系。苏联的例子意在说明，即使在成为了超级大国之后，仍然要警惕帝国对内僵化和对外过度扩张综合症，否则，帝国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无论是在当下中国崛起之时还是未来崛起之后，我们一面要向日本学习成功经验，助自己快速稳定崛起；也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在崛起之后，让帝国更为长久。

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吧。藏南，南海，钓鱼岛究竟要不要收回呢？收是肯定要收回的，问题在于收回方式和收回时间。对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两方面回答。

第一方面，坦白说，按照我前面的分析，在当下中国崛起（实现现代化）之时，藏南，南海，钓鱼岛这些领土领海是可以暂时不要的，其得失，并不是关键。没有这些领土，中国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崛起。这样的“韬光养晦”，未免也太赤裸裸地卖国了吧，不要也罢！我要说，这样的“韬光养晦”一点都不卖国，相反，更能助中国崛起。其实能阻止中国实现现代化（崛起）的因素还是那三条：制度，科技和稳定的环境，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在这一点上，我是很佩服老毛的。当年和国民党争天下的时候，共产党就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实行尽量保存自己，歼灭对方有生力量的方针，最终赢得了天下。我以为，我们当前也应该抓住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关键，尽快让已在管辖之下的领土和老百姓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当前领土意义上的中国崛起；待崛起之后，再来认认真真考虑未收回的领土问题，从而实现全面崛起。这是一条分两步走的路，先崛起，后收回领土，尽管有点难熬，但却是一条必然崛起的路。

第二方面，如果当前以军事手段收回藏南，钓鱼岛和南海中的任一部分（靠谈判收回就不用考虑了），是否会对当下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呢？其收益是否超过损失呢？我不是军事和经济专家，对这个问题没有肯定的回答。但是，我要强调两点：第一，如果仗打输了，就什么都不是了，不光领土收不回，实现现代化也会成为问题，因为军事失败是会有连带的政治反应的，其必然影响国内的稳定环境，从而影响现代化的实现；这种可能不是危言耸听；第二，如果仗打赢了，领土是能收回来，但我担心，这种一时军事上的胜利极有可能助长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的扩张政策，从而促使领导层和民意会更偏好动用军事手段解决其他领土争端问题以及非领土争端问题，这种偏好其实已经和帝国过度扩张综合症没有什么两样。如上分析，这种过度扩张综合症会动摇帝国的根本。苏联就是这样的例子，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也基本是这样。而越战时代和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也有点这个趋势，以至于超级大国地位有点动摇，不过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让他们能有机会及时调整，选出了奥巴马，后者是做了大幅度变化的，最近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尽管有争议，但毕竟代表了一种变革。

第三，如果中国崛起之后(成为了超级大国)，还是不能和平收回这几块领土，又该如何？没有什么好说的，打，打赢一仗，收回最容易收回的一块；然后携胜利的余威，以军事威胁加上和平谈判收回其他领土，收不回，继续打，直到全部收回为止。但是，窃勿做过度的扩张要求，否则，又会掉进帝国过度扩张的陷阱。

最后，还是回到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上来，制度和科技就不赘述了，我想重点分析“稳定的环境”这个因素的内涵。政治上不发生大的动荡，尤其是不能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妥善解决各种民生问题，稳定地发展民主制度，落实依法治国，缩小贫富差距，是防止社会走向分裂保持稳定的基本措施；另外一个问题关于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当前，疆独和藏独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恐怖主义袭击是威胁中国稳定的重大因素，处理好这个问题远比收回藏南/钓鱼岛/南海要重要得多。想一想， 如果连已在管辖之下的领土都不能很好的管理，都不能使之实现现代化，何谈管理好有争议的领土？想当年苏联，国内矛盾重重，没有好好解决，居然还入侵阿富汗折腾十年，嫌领土少吗？在中国北方屯兵百万近二十年，有如此财力，何不改善点民生？有如此精力，何不创造更和平的周边环境，集中精力搞国内的改革？

邓公当年主张韬光养晦是很有历史眼光的。他的主张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权宜之计，是中国弱小的时候采取的一种保守战略。我，一个小人物，极力主张把韬光养晦的的政策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既作为中国崛起之前和崛起之时的权宜之计，也作为崛起之后长久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长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