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变更登记后，经理事会与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协商，请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先生任研究会会长，我则忝居常务副会长，协助操持会务。二OO六年，在京召开新一届理事会预备会议，而陈去病先生之子陈达力先生因患眼疾未能莅会，未免有所憾。乃高銛（高燮先生后人）与姚昆田（姚光先生后人）两位副会长告诉我，陈去病后人中，其外孙张夷也在苏州，创办景观园艺设计企业机构，对南社研究事业非常热心。随后与张夷先生联系，始知其尊人张左一先生（陈去病女婿）在江阴文化局工作，多年来，父子二人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去病先生遗著。我非常高兴，当即表示研究会一定支持。南社三位创始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今《柳亚子全集》早已问世，《高旭集》亦已编入柳无忌先生支持的《南社丛书》出版，时殷安如、刘颖白所编《陈去病诗文集》还未付梓。而据我所知，殷、刘两先生耗费极大心力，然限于条件，所收作品主要根据已刊本或前人抄本，未刊手稿和散见诗文尚待访辑。遂建议张夷再多方请教从事南社研究的学者，更广泛地收集资料线索，尽可能琢成全璧，并最好由知名出版社出版。此后，又与著名学者、南社研究专家杨天石、郭长海教授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保民编审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三先生皆慨然允诺，足见对整理出版《陈去病全集》俱持共识。
陈去病与南社诸先贤确实值得纪念和研究。
关于南社，一般都介绍它是“革命的文学团体”，大体不错，但稍失于笼统。我主撰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以及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近代文学”分卷主编时所撰词条，对“南社”都作如下表述：“南社，是二十世纪初以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中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共同思想基础，以振起国魂、弘扬国粹为主导文化思想的，全国性、近代性文学社团。”现在看来，末句文字还需作些修改，应称为“……以文学活动为主的，全国性、近代性文化社团”。如此表述，是因为我认为，需要对南社的政治特征做出更明确和更切当的界定，同时应该揭明其文化特征，而且强调其全国性、近代性的历史特征。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具有全国性、近代性的文学艺术家组织，南社是第一个。继此之后，第二个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新中国则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南社是今全国文联的雏形。仅此一项，就可见南社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所以一九八九年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成立时，由全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出任会长，良有以也。
辛亥革命前后，南社飙发云起，海内风从，对思想启蒙、反清革命、文学和文化的近代化变革都起了重要作用。陈去病先生为南社中坚，贡献甚大，杨天石先生在《序》中已有详论，此处仅赘数语。
柳亚子《十一日得小进来书，以陈巢南、高天梅二君遗墨索题，并媵一诗，次韵奉和》一诗自注中，曾提到当时“时论谓章太炎先生为一民主义者，巢南似之；黄克强先生为二民主义者，天梅似之”。我和天石先生所见相同，以为这一“时论”不足为定谳。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反清革命志士都有“振大汉之天声”的民族情绪，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当时“排满”包括两重意义：“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复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民国成立后，陈去病又参加“二次革命”，坚持反袁，足证并不格于满汉之见，而旨在维护共和政体。中山先生曾说与陈去病“十年袍泽，患难同尝”（《陈母倪节孝君墓碑铭及序》），他们的政见是一致的。但从三十年代所作《卢青海招饮，话总理及伯先、英士诸公轶事》等诗看，他对当政者不顾民生、连年内战（“剿共”）是不满的：“苞桑大计曾何及，蛮触纷争可暂休。悲愤满腔谁与写，只将诗思压高秋。”而且应当指出，陈去病之民族主义思想，很重要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观其文集中《西藏改建行省议》，揭露“英人遂得乘机阑入，肆意要求，致成今日之局”，主张西藏建省。清道光间，龚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倡言新疆建省，自信“五十年后言定验”，至光绪中，果设新疆省。陈去病深崇龚自珍，此文显受龚氏影响，而作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果建西藏自治区，得不可谓关心国计，谋略深远乎！
高旭曾说南社“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南社启》）。其“文学”二字还需考究。当时纯文学观念虽已传入，但还不占主要地位。所谓“文学”仍包括“文”与“学”，近于今之“文化”。这也是我以为南社当定义为“以文学活动为主的文化社团”的原因。在“文”的方面，去病先生尤以诗作成就最高。柳亚子序《浩歌堂诗钞》云：“以海涵地负之才，值草昧贞元之世，指陈事变，所南《心史》之伦；凭吊故人，唏发《西台》之亚。” 柳亚子所称道的，主要是这几类诗：一类为指陈时事，抒写心志，多悲歌痛哭，沈雄愤切。第二类追咏汉族历史，缅怀宋、明遗民和抗清英雄，寄托反清革命之志。第三类为凭吊南社故人，伤悼革命烈士之作。诗风去华返朴，沉郁悲慨，也有些诗在写景中寄寓一种恢阔气势、昂扬情调。这些，前此多已言及。而《陈去病全集》则向我们展示并提醒我们注意他在“学”这方面的成就。柳亚子以治明史为主，陈去病则着力于清史，不知两人是无意合璧，还是有意分工。其《清秘史》及《明遗民录》等，宜为当今治清史者所重。晚年教授于东南大学、持志大学，二十年代所作《诗学纲要》、《辞赋学纲要》等（定稿于一九二七年），亦史亦论，在中国诗歌、辞赋研究学术史上当居一席。所辑《吴江诗录》、《笠泽词征》、《松陵文集》等，更对乡邦文献整理有开拓之功。这些，都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二OO七年，参加苏州市政府举办的柳亚子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和上海金山“南社论坛”，曾与张左一、张夷及去病先生长孙陈世安、次孙陈放相晤。不意在陈去病故居还见到了陈去病三女宁利女士。后应圣竹印务公司沈小明之邀赴江阴，又得见陈去病四女即张夷之母明利女士。交谈中始知，他们文革前多年不敢提及是陈去病后裔亲属，十年浩劫中，更因惧怕受冲击，扃门钉窗，逃离居地；所幸改革开放，才各得其所，并能有整理先人遗集之意。听罢颇生感慨。尝谒先生故居，前院绿玉青瑶馆和家庙有所修葺，陈列不多，天井中孙中山亲题“二陈先生之墓”残碑犹在，而百尺楼已形斑驳。至后院，见一三间连通厅堂，堂内诸物杂陈，一问始知即“浩歌堂”，不觉怃然。遥想当年去病先生在此，“酒残灯炧，悲愤中来，听壁上弓砰然与刀鞘击响，辄瞿然徘徊起舞，泪簌簌下承睫，掩襟袖若雨霰焉”（《垂虹亭长传》，何等慷慨，而今已成遗迹，尚不知钓雪滩、垂虹桥安在否？同行者还有柳亚子外孙、中国工程院院陈君石院士和南京理工大学柳光辽教授，陈、柳两家本世交，他们也很关心陈去病遗集的编辑。杨天石先生和我曾分别与两位南社创始人的后人在绿玉青瑶馆前合影，这也是共同关注南社、关注《陈去病全集》的人一次留念吧。
二OO九年值南社成立百年之际，《陈去病全集》终于出版，南社三杰以及多位南社先贤遗集均已面世。而又适逢建国六十周年，忽然想起陈去病的两句诗：“差喜朝来新甲子，桃花春水满澄潭。”（《精卫连夕招饮，会其南去，余亦西迈，因以为别》）从一九四九年前推一个甲子，是一八八九年，是年光绪亲政。随后就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直至辛亥革命；而进入民国，则又遭逢袁贼窃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日，直至全国解放。陈去病和南社诸贤生活的这六十年，只能用贝多芬的两首乐曲形容：《悲怆奏鸣曲》和《英雄交响乐》。因此新中国的六十年，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新甲子”。其间也经历曲折，但终于迎来发展与和谐，故“差喜”二字也恰如其分。那么未来的“新甲子”，相信将更是一番“桃花春水满澄潭”的景象。这是《浩歌堂诗抄》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或许寄托着去病先生的遗愿，也不妨戏视之为诗谶吧。
应张左一、张夷先生之请，爰作是序，以志感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