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北文史资料第十三集之
文化大革命见闻录
唐小光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是我从蒙童到少年、青年时期。期间一些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语言”与“抄家”
我出生于沙坪公社东风大队四队(现渝北区双凤桥街道沙坪村四组),家在正街15号,但属农村户口。进入初中时,同时来自四面八方,所属大队名称有东风、工农、红旗、建设、新民等。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改称“乡”,村名改回沙坪、大屋、小屋、苟溪、官山等。开始文革中地名也经历了一次大革命。
少时,农村劳动者称社员,一年四季每天上午8点至12点,下午两点至六点(夏季略有提前或推迟)上班,按队长指派分工劳作。生产队收活路后,各家大人抓紧上下午收班时间歇息,赶忙一人回家做饭,煮猪潲,一人忙于自留地耕耘,或打猪草、洗衣服。稍一阵,“爸爸,回来吃羹羹了”,“妈妈,回来喝羹羹了”,“哥哥,回来吃羹羹了”,各家小孩声音此起彼伏。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隔壁今天做生请客,吃干饭,有酒肉,怎么言不及义,大呼“吃羹羹”呢?问父母,大人叱骂,你真是个不懂事的傻(音哈)儿哦。今天想起这事,一是恐遭人嫉妒,二是在家家哭穷,越穷越革命的年代哭穷有好处。
我家处街道,人多地少,一大缺点是每年分的口粮严重不足;优点是计划经济时代,比远离城镇的乡村来说,偶尔有下力找点现钱的机会。加上通电,买点油盐酱醋方便,七十年代队里只见儿接媳妇、女接上门女婿,人涨也不增,每一年过春节,多数家庭都缺粮吃,随时都可能断炊。
这时,全生产队便得齐心协力到公社要救济粮以度春荒。生产队队长便向公社反映情况,强调困难;接着便是一群妇女找到公社书记施加压力;能说会道者讲政策、找依据;胆大者威胁不再给粮就无法上班干活;家贫而弱者声泪俱下、痛哭流涕。说理声、威吓生、哀求声一片,最后书记一般会答应一定数额救济粮,众人便满意而归。接着生产队分配救济粮又吵成一团,张三说自己无粮,李四说我去哭闹立了功,王五说家中有粮者不能吃救济。吵来吵去,莫衷一是。这时,就会有人提议,到各家各户检查,按家有存粮多少分等级分配,马上得到多数人响应,立刻一群人浩浩荡荡到各家揭坛子、开柜子,然后评议,终于把救济粮分配下去。得到救济粮后,尚需用国家牌价到粮站购回,困难者又得求队长、找支书,到信用社贷得20到30元钱才能将粮购回,加上蔬菜、野菜熬过春荒。
读书
1970年3月31日,我开始进入沙坪乡学校启蒙。七年读书生涯有些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一天上学报道注册,班主任集合发书、发作业本后告诉大家,回家告诉父母亲,第二天上学必须带一本《毛主席语录》。第二天走进教室,见黑板上方有毛主席像一张,主席像下是老人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条幅。第一堂课教室先按高矮编座位,告知必须遵守纪律,下课上厕所,举手发言后,指定一名排长(班长),一名副排长,四个小组长。老师还教了两件事。一是上课铃声响后,排长呼起立,脱帽,向毛主席敬礼,敬礼要虔诚,须弯腰九十度,口呼“向毛主席敬礼”;下课时起立,脱帽,鞠躬,口呼“向毛主席致意”。从此,每节课都有敬礼致意如旧。二是每节课必须首先将《毛主席语录》放在左上角,老师说:“毛主席的红宝书能给我们的学习指明方向,给我们鼓足动力,能把我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时一字不识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走毛主席指引的路,走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读完一年级后,学习又讲要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要求必须到学校早读,渐渐感到老师对课文背诵,习题完成要求越来越严,期末还举行全乡统考,恢复百分制,学校还时常举行书写,作业展览,我也时常为考100分和小字、作业地优沾沾自喜。不知不觉中,智育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73年,学校老师又给我们宣传两位英雄,先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后是黄帅,说要学习他们的反潮流精神,反对资产阶级旧高考复辟,反“师道尊严”,提倡师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一时间学校提供纸笔墨砚,高年级同学有写出了反老师的大字报,有一体育老师张先生上课认真,要求严格,获得大字报最多。但大字报风潮也仅是说说而已,不久便烟消云散。1973年10月,又出了个马振夫公社事件。“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成了大家的口头禅。从此骄傲是对基础知识学习的要求基本放弃,仅停留在识字而已,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作文就是学写批判文章,先批林批孔,又批资产积极法权,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师道尊严。我们既不知孔,也不知法权是什么,怎么写呢?就抄。你抄我,我抄报,报纸抄“梁效”,以至于初中毕业还不知道记叙文怎么写,说明文议论文更是闻所未闻,文言文在小学阶段“读过”“自相矛盾”、“刻舟求剑”寓言二则,初中课文中文言文只有一篇沈括的《活版》,也是教师作故事讲解就算了事,教师也说现在文言文不作教学要求。“四人帮”垮台后恢复高考,知识开始受到重视,读书成为跳出“龙门”唯一出路。教师加班加点,学生熬夜奋战,努力补习基础知识,但损失终究无法弥补。1979年参加高考时,数学题第一题是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第二题是用射影定理证明勾股定理,第三题是列方程式计算,这些都属于现在初一年级教学内容。错过了时光再也无法弥补,人生的黄金时代就这么过去了,终身引以为憾事。
因言获罪
1970年的某一天,大队召开批斗大会,父亲散会回家,嘱咐一家人说话一定要小心,免得惹祸。被批斗者任某某,第一生产队人氏,有儿子二人,一家四口。事件的起因是头一天集体上班地点在靠近小屋生产队处(现沙坪中学背后),有一个八字先生姓刘,七十岁左右,上班歇气无事时,有人怂恿任某某找刘八字给儿子算命,八字先生排好八字后,恭维他儿子是当官的命,任某某顺口回答小孩要做“毛主席革命事业接班人”,然后给钱贰角。谁想任某某第二天就被大队组织群众批判,罪名是妄想篡党夺权,证据是党章规定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你儿子接班置林副主席于何处,是抢班夺权,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救助“红卫兵”
我岳母蒋兆芳,回兴双龙西湖(原回兴乡高岩九队)人氏,家住铧厂湾(现燕窝小区与山语间只见地势地处),她给我讲过她在文革武斗间救过一个红卫兵的事。话说文革武斗期间新历6月某晚,正是玉米抽穗扬花的季节,对立一派从回兴高岩头寨子(现山语间最高处)和花椒岩(现工业园区转盘处)分两路进攻燕窝(现燕窝小区),枪声一直不断。次晨四点左右枪声渐息,岳母打早火做饭,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一身稀泥,手持红缨枪一支,口称“姑姑,给碗米汤喝”。岳母舀了一碗米汤给他,他一边喝一边不住发抖。一会儿获胜一方包围了铧厂湾,搜查逃逸人员。岳母赶快将其红缨枪藏于铺草内,找了件岳父的衣服与其换上,全院子的人都被赶到院坝中询问是否有外人,幸好一院子的人均是贺家叔伯兄弟,虽知道有外人,但都证明没有外人,这个“红卫兵”才逃过一劫,稍后便往寸滩方向离去。20世纪末我在中学班主任住家吃饭,谈起这个故事,同桌曹远德君,沙坪乡新华村人氏惊呼知道这个被救者是谁。因曹君当晚在场被俘受尽磨难,曰被救者是仙桃人氏,名彭世平,后来当过兵,现今在沙坪坝汽车站工作,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不知道算不算大难之人有大福。
黑水洞的冤魂
文革开斗高潮期间的一天,突然见几十个穿黑衣裤的人,举着双手作投降状,眼镜用巴掌宽的黑布蒙着,被人押解从我家门前街上通过。后听说其中一些被打死丢入黑水洞中。黑水洞,系沙坪观山村一小溪,源于大观山(即现沙坪石油指挥部东侧),向东流到苟溪桥汇入朝阳河,其中位于观山大队五队段有一绝壁,高数丈,溪水亿万年从上往下冲击形成以深潭,大约亩许,不知有多深。读初中时有同学罗继全(新民村人),说文革时有部分死尸丢入黑水洞,另一些就丢在旁边的稻田内,泥土不足掩埋其尸身,夏天恶臭难闻,一沟稻谷全生产队竟无人愿意去收割,最后丢弃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