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也会给美元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资本流向带来明显的变化,进而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金融的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决策当局需要对此作出前瞻性的调整,减少美联储政策变动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联邦基金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美元呈走软趋势。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美利差倒挂和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良好预期下,2009 年以来流入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呈现出加速的态势。按照错误与遗漏的方法测算,2009年上半年短期国际资本流入228亿美元;按照残差法的测算,2009 年上半年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达452亿美元。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国际金融机构“去杠杠化”进程的结束,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同时,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接近零利率的水平,目前中国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经过四次降息后为2.25%,远高于美国联邦基准利率水平,短期内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利差倒挂的局面将继续维持。在这种情形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趋势还将持续。
然而,一旦美国经济进入持续复苏,美联储必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和逐渐收紧银根,美国拆借市场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将会上升。这将使美元升值,并使部分套利交易平仓。一旦美元企稳走强,国债利率上扬,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资产泡沫可能随之而破裂。大量投机性资金撤出中国,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给中国的金融稳定埋下巨大的隐患。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家的资产泡沫破裂并引发金融危机的教训不可不引以为鉴。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美元汇率的波动,增加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难度。2005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水平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然而,从2008年7月到2009年3月,金融危机急剧恶化,避险情绪升温,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将资金撤回美国或兑换成美元资产,导致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保持升值。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事实上又重归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动幅度维持在6.82-6.84之间。2009年3月下旬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导致美国通胀预期上升、国债融资风险增加和美元融资套利交易活跃,加上全球经济反弹使得美元作为避险工具的需求大大减弱,以美元资产保值的资金重新追逐高收益资产,美元呈贬值趋势。随着美元走弱,人民币汇率自2009年3月份后连续7个月呈贬值态势,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各贬值 9.17%和7.67%。
在美元贬值和短期国际资本涌入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再次显现,人民币汇率政策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是选择缓慢升值还是大幅升值?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选择大幅升值的策略。首先,在大幅升值方式下,热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升值带来的收益,热钱获利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其次,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均衡汇率点,无法计算怎样的升值幅度为一个合适的水平。采取大幅升值策略,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出现超调,资金流向逆转的风险很大,或者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以后如果没有升到位,可能还会有下一次的升值预期,造成过多的游资流入。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会造成资金大进大出,产生宏观金融风险。再者,大幅升值对出口型企业将带来较大冲击,经济可能出现大幅下滑,进而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水平很可能在2010年上半年维持不变。即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也将是采取温和、渐进、可控的方式。在这种升值方式下,升值预期、热钱流入、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都将是货币当局需要面对的挑战。
面对资本流入以及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风险,中国CPI和PPI已经连续数月环比上升,并将在四季度实现同比“转正”,预计2010年会出现持续的温和通胀。根据央行今年第三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通胀预期持续加强,当季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达到 66.7%,已连续第三个季度上升。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未来全球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并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
第一,美联储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削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美利率差的推动下,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同时,由于外部需求的复苏,中国出口环境将一步得到改善,贸易顺差将恢复至一个更高的水平。通过这两个渠道,美国的流动性向中国输入,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上升。
第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通胀预期上升、美元贬值引发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导致中国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后,美元持续走弱,由于美元是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最主要计价货币,美元贬值直接推动了能源与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在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中,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类商品占据较大的比例,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容易传导至国内PPI。尽管目前的价格管制掩盖了PPI向CPI传导的通胀压力,如果未来资源品价格改革启动,则 CPI将承受来自上游价格的上涨压力。
美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对中国货币政策最直接的影响是,中国被动跟随美国进行调整。如果中国不跟随美国和全球的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将可能产生更大的升值压力,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如果中国跟进美国的政策,由于中国的家庭和金融机构并不存在去杠杆化的问题,那么中国货币供应量将十分充足。因此,无论中国跟随还是不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都会出现流动性充裕的情形,这将推动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储蓄大于投资、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且处在人口红利期,这些因素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改变。从短期来看,在热钱流入、国外补库存带动中国出口增加的推动下,全球资金流向中国,中国外汇储备正重新加速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流动性过剩可能再次上演,推高物价水平。由于人民币重归“盯住”美元的机制,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在资本跨境流动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央行要部分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将追随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当美联储加息信号非常明确甚至是宣布加息之后,中国央行才会提升存贷款基准利率。在通货膨胀显现的初期,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将更多的依赖于数量工具,如信贷的“窗口”指导、正回购央票、发行定向票据、存款准备金等,宏观调控政策紧缩的顺序很可能是从窗口指导和审慎监管开始,再到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这中间可能会伴随收紧项目审批,最后才是进入加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