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一个海归的命运
—— 读《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有感
在留德前辈朱偰先生的女儿朱元春大姐的参与帮助下，浙江省海盐县政协编辑出版了《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拜读先生的大作，品味先生的纪念文集，笔者百感交集，深为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感动。笔者通读了《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除了他本人的札记、散文、评论、史学研究、日记、诗词、文集，还有23篇友人和子女的纪念文章，这一切让笔者看到了一个獨立的朱偰。
朱偰先生（1907—1968）出生于浙江海盐县一个书香世家，其高叔祖是清朝道光年间状元，族中先辈出过多位进士。朱偰先生的早期受教是在其父朱希祖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特殊的书香世家多年的熏染，使少年的朱偰得风气之先，比别人更有条件接触那些站在时代峰巅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父亲朱希祖时为北大著名教授，他的家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文人集聚的学术、文艺沙龙，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傅斯年、周作人等均是他家的座上客。这些通儒硕学，时代精英，常在那里放谈纵议，发警世之言，抒宏伟之论，这便是青年朱偰成长的人文环境。
1929年夏，朱偰先生由北京大学毕业，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几年的留学生活，所交游者，多文学之士，如滕固、冯至、徐梵澄、蒋复璁、姚从吾、王光祈、朱自清等，据他当年的笔记记载，他在柏林的寓所，成了当时华人学者的文艺沙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应德国东方艺术会邀请，到柏林演讲《中国绘画六法论》的刘海粟，并终生成为至交。1932年5月，朱自清到欧洲来旅行，路过柏林，冯至特意在朱自清住处，设茶点招待，并请了滕固、蒋復璁、徐梵澄、陈康和朱偰作陪，还请朱偰摄影留念。
朱偰在读大学时很喜欢德国文学家施托姆。当时郭沫若翻译了施托姆的名著《茵梦湖》，朱偰觉得“文句颇流丽，意味也深长”，但字句上错漏不少，就干脆自己动手来翻译，并在序文中列举的郭译“可以商榷之处凡十五条”。这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译作《漪溟湖》。朱译一出，引好声一片。当时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在翻译问题上经常批评别人译得不对。茅盾就说：“朱偰的《漪溟湖》逐条指出(郭沫若译书的)错译十多处，可惜创造社诸公丈八灯台只照见了别人。”茅盾与朱偰之父朱希祖同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社团，茅盾这话虽不免有门户之见，但对朱偰的赞赏却表露无遗。接着，朱偰又在开明书店出版了施托姆的诗作《燕语》。
朱偰对南京有着极深的感情，他认为，长安、洛阳、金陵、北京四大古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因此，他在授课之余，背着一个德国相机，对南京的名胜古迹进行实地调查，并从事摄影测量，几年下来，“举凡古代城郭宫网、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宅第，无不遍览”。然后从一千多幅照片中，精选了320幅图片编成《金陵古迹图考》。接着又编写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出版，一图一考，相辅而行，成为最早系统介绍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著作。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影响广泛。连远在延安的刘伯承读到此书时，也为之叫好。
1949年8月8日，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朱偰继续担任南大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1951年9月22日，中共南京市委派人来南大，通知朱偰：“刘伯承、陈毅将军欲一见朱先生。”约定翌日派车来接。
朱偰夫人凌也徽女士在她文章中写道：“落座后，刘将军高兴地说：”昔日在延安读你的书（按：指《金陵古迹图考》）时，很想与作者一见。那时我在解放区，先生在国民黨统治区。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之后，刘、陈二将军约朱偰，乘车赴清凉山绝顶望莫愁湖、观石头城。继又赴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及阮籍衣冠冢。下午又登紫金山，北望六合，八卦洲一带。不久，刘、陈两将军又同朱偰一起参观了南唐二陵。“
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对金陵古迹这样关心，对一个文化遗产的守望者来说，确实鼓舞很大。朱偰当天的日记记录了午餐席间，就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以及红军经过凉山彝族地区的详细情况，刘伯承将军的一番细述，他当着珍贵的史料以实纪录。从中可看出朱偰当时的心情。
根据元春大姐的文章，朱偰说“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愿意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共產黨领导得好，我愿意跟着共產黨走。”但是，共產黨究竟如何对待如朱偰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心中没数。
元春大姐还说：“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父亲与胡小石、刘敦桢、曾昭燏等专家先后八次对南京附近的六朝遗迹进行调查，最后由他们共同具名给新政府写了报告，提出了保护的具体办法。1956年5月父亲写了《南京的六朝遗址》、《丹阳的六朝陵墓石刻》。1957年他还写了《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在他最后遗留的手稿中还有一篇残稿《齐梁二代石刻和雕塑的研究》。”
1956年，当南京开始以一毛钱一块砖的价格大拆城墙时，朱偰奔走呼吁，终于保住了中华门这一段城墙。
1957年后，朱偰戴着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从领导岗位被拉下来，发配到出版社去当了一名编辑，当编辑除了接受思想改造，也得接受劳动改造，出版社、畜牧场、太平门外黑墨营农场成了他的再生之地。那段时间，他主要是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种地、割麦、垒猪圈、拉板车样样都干，一两个月不回家那是常有的事。在这种长时间的孤立、寂寞、孤独的情况下，唯一能使他忘却痛苦的就是写作。
当时任江苏省文化局的周邨局长，到出版社视察工作时，在资料室见到朱偰，关心地问他近况，并要他收集整理希祖先生的遗著，由周联系请中华书局出版。朱偰从内心感激。他这种人是没有创作时间的，只能利用接受劳动改造之暇，在寒风砭骨的农场茅舍，在昏暗的灯光下，忘记疲劳和痛苦，悉心研究，仔细校勘；用满是裂口的手，奋笔疾书，抓紧工作，朱希祖先生的《汲冢书考》、《明季史料题跋》两本遗著，分别于1960年和1961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因朱偰是“右派”，整理者朱偰的名字都不能在书中出现。
希祖先生的另两本遗稿《文学史论丛》和《史学丛考》均因“出版方针有变”，未能刊出。
1961年9月，朱偰为保护南京古城墙而戴上的那顶“右派”帽子，突然被摘掉。也许，他认为莫名的厄运结束了，他被组织上调到南京图书馆工作。历经磨难朱偰对南京古迹的痴迷与热爱仍一如既往，1965年初冬，他利用工作余暇，跋涉于南京城郊，询访各古迹遗址。精密考证测绘，通宵达旦绘制成《金陵古迹图》、《南京近郊名胜古迹图》和《明代宫城复原图》，并写出论文《从一篇新发现的明人故宫记中研究明故宫的制度和建筑》。考证古迹，这一点仅有的权利，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守望者最后的尊严，也未能保留下来，他费尽心血收集整理的这些资料和三幅古迹图、论文手稿均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片纸不存。
1966年8月26日，南京图书馆造反派“红尖兵”和南京工学院“红卫兵”，在朱偰家整整烧了半天的书，一时火光冲天，清溪村一号这座往日清静的小庭院，一片狼藉，花草树木被践踏，书籍在火堆里变成灰烬，个子不高的朱偰再三阻止，声称此书已捐给国家（注：1965年捐给南京图书馆的书，到“文革”前还没有完全搬走），是国家财产，但不起任何作用，损失不小。幸得南图领导派人阻止，才避免更大的损失。
那段岁月，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无不渗透着谎言和血腥，全家人在惊恐中被撵走数次，朱偰本人更是遭受旷日持久的劳改、批斗、游街、写检查书、认罪书；被人任意打骂。一生拒绝趋奉，坚守真理的朱偰，最后在盛满人类文化结晶的神圣殿堂——南京图书馆隔离审查中，因难以忍受非人道的精神、肉体的残酷折磨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愤而辞世，终年61岁。
城墙已毁，呐喊声也日渐遥远。他留给人们的，是这样一丝微弱的声音：“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1978年，在追悼朱偰的大会上，终生至交刘海粟先生送去的挽联：“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文章经济耀千秋。”
1994年3月3日，艾煊先生的《帽子和城墙》在江苏《新华日报》上发表，艾煊先生以老辣的笔触，记录了当年那场拆城闹剧，文中说：“只有朱偰直接拿‘帽子’换来这座中华门城堡，到底没有被拆被毁，今天依然巍巍耸立。”
我们都是文化人，如果文化人没有文化守护精神，在民族记忆的维护上不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就不配做一个文化人。要灭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一个民族的记忆被抹杀了以后，这个民族可以说就消灭了。好比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历史一样，他就会很愚昧，就很容易被别人蒙弊，因为你没有历史的根基，没有文化的根基。
我们都是文化人，说说写写而已，没有像朱先生那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抗拒愚昧，我们崇敬他。一个獨立的朱偰，为中华文化的守护付出了血的代价。
写于2009年11月18日，德国班贝克
（作者：谢盛友：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