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督机制的缺乏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他发动得那么轻松，似乎只是举手之劳。全国性的抄家，是违反宪法的；将一个国家的主席未经人大罢免、未经法院审判就关押，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一个接一个违反宪法的行为，几乎没有遭到阻力。连周恩来这样的人，也整天举着小红书，胸前挂着纪念章，口里喊着万万岁。全国党代会上给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的性，上千个党代会代表，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他难道真的一点也没有看出这是一个冤案？如果他看出了问题，为什么自始至终，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偌大的中国，人才济济，为什么会被几个小苍蝇搞得天翻地覆？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一切权力归于党，党的权力归于中央，中央的权力归于政治局，政治局的权力归于中央主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中央，一个主席，全国听中共的，中共听中央的，中央听主席的。这种政治体制造成权力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一种没有帝制的皇权，其权力的高度集中性，一点也不比封建帝制时代差。如果领袖思想有了偏差，几乎就没有纠正的约束的机会，就有可能推波助澜地发展下去。大跃进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民主党派不能监督，全党和民众更不能监督。因为事实证明了一个逻辑，表示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的中国，人民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人民无法行使监督的权利。在这样的集权体制下，文革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