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整理 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往往把毛泽东说过的话、 主张过的政策的发明权，都简单地归之于毛泽东本人，由此 认定毛泽东是一个提出过许多独特思想的思想家。 但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总是与这种意见唱反调，常常坦 白承认自己思想来源于 “抄袭”别人。更有甚者，毛泽东格 外否定教条主义，反对那种言必称希腊、喜欢万古不变教条 的理论家，长期批评那些总是有高明主意的钦差大臣，批评 那些“ ‘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 批评，那也指责”的人，还讽刺此种高明人士“这种人十个 有十个要失败”。 毛泽东总是倾向于否定头脑里有高明主意、满脑子外国高明理论的人， 由此他才格外强调调查研究和深入群众，这是有原因的，完全是“抄袭” 抄出来的甜头，想要把这个发扬光大并上升到认识论层面，这无非是为 了寻找各种可抄袭的“抄袭对象”而已。批评教条主义，批评钦差大臣， 提倡调查研究，说穿了，就是指出仅仅抄袭书本是没有出路的，最好是 去抄袭隐藏在现实和群众中间的各种知识，包括抄袭反面教员，此种 抄袭之内容往往还没有被人写进书本，所以往往被人误认为是毛泽东 自己提出来的。 早在1929年10月，毛泽东就曾经向邓子恢传授过抄袭经验： “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是当好群众的传达员。 这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 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就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 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间去执行。” （转引自《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页）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力主调查研究，到延安整风之后则嫌一次性抄袭过于 简略，容易发生错误，要求进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个“抄袭” 循环，这样，从主张调查研究开始（这是要求那种向下抄袭的特定方向）， 到群众路线的多次循环（这是反对一次抄袭就了事的敷衍做法）。 建国后，毛泽东不仅把向底层抄袭作为一个经验，甚至是作为一种硬性 要求的工作方法提出来：“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 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 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 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 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 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 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 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 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抄袭”大王毛泽东正是从这一“狭隘经验论”出发，向来认定“有字之书” 远远比不上“无字之书”，认定脱离了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好主意，因此 他不仅不相信共产党的书记们坐在办公室里能够想出好主意来，更不相信右 派精英坐在政治设计院里就能够设计出好政策来。由此决定了毛泽东终生与 高官们和才子们的很不和睦。那些右派精英书读多、文凭硬，凭借“大知识 分子”对“小知识分子”的文凭优越感，想要搞一个政治设计院，因为设计 院里头多半是以抄书为主，这肯定要被毛泽东看低了：“北京不是好地方， 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 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 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 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 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 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 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载68年汉版 《毛泽东思想万岁》 58-6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