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宰猪是山里人的一件大事。通常，一年只有两次宰猪的机会：一次是过年前夕，家家户户宰杀自己喂的猪，拉开过年的序幕；一次是秋收大忙时，经每个区都设立的生猪站批准，宰杀一、二头生产队集体自养的猪。平时温驯的猪，一旦要被绑上杀猪凳，求生本能将它们变得十分凶猛，不是那个人，是做不了宰猪这个活路的。在那个年代，敢宰、会宰猪的人，就成了英雄。
这英雄还分两等。猪被绑上杀猪凳后，只有野性祖先遗传下来的锋利牙齿，可以报复凶相毕露的人。通常宰猪的人就用一条结实的绳索，勒住猪的大嘴筒子，让猪深感无奈。但一等的英雄，则连这条安全绳也不要，就用不操刀的那只空手，扣住猪嘴两角没有牙齿的空档。
这样一等一的英雄，不用刻意到大山里去寻觅，闹市中的四中就有一个——学校食堂里的伍师傅。
五官端正，个头虽不算高，却很结实的伍师傅，当然是那个时代，那个吃肉叫‘打牙祭’时代的英雄。摆满简易方桌的学生饭堂里，高挂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大字匾额，却不见‘谁知碗中肉，片片皆宝贝’的字迹，足见那年头肉的金贵。白米饭有可能被抛撒，而肉食就不用担心被浪费。为维持秩序，也为了防止浪费，学校安排高中生做校值日，一到开饭时间就巡回在学生饭堂里。我也是值日生之一。
男女平等，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那时我们计划供应的粮食，不论男女生，一律都是每月31斤（15.5公斤），但腹中的感觉就不平等了。特别是那些生长快，又爱运动的男生，常常处于饿捞饿虾的状态。而一些秀气、斯文的女生，可能就很难有那种感觉。至少我发现初66级有一桌女生，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她们自愿放弃平等分配，在食堂窗口取得自己那份饭菜后，就把预计吃不完的部分，放进伍师傅等准备好的饭盆里，让总也吃不饱的男生去分享。
看起来对食品需求不很旺盛的她们，不满足于赈济饥饿的男生，还要时不时来点恶作剧。当我值日时，还未走近她们的餐桌，她们会故意做出将饭块扔掉的动作。我上前欲纠正时，就成为她们嘲笑的对象，让我不得不怀疑我那双正在走向近视的眼睛。如果我的记忆神经没有搭错线的话，其中最捣蛋的两位女生，一位应该是不幸在美国因车祸惟难的何晓树，另一位则是夕阳红幼儿园里那位白发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