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小花伞有了阶级属性、美丽的长辫子也成了戴罪之身后，欢乐与和谐一步步远离班集体。1966年初夏，当大家闷声闷气地一心备战高考时，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
不久，革命斗争的矛头从指向老师，转为指向同学。没过多少天，马志明、我和那位流泪的长辫子等6位同学，被懵懵懂懂地打入了另册。我们六人，第一次有那么长的时间单独坐在一起，但又不能相互交谈，只能在眼光偶尔的交集时，发现对方的眼泪和忧戚表情。
再不久，一批又一批到首都朝圣的同学离开了学校，无人看管的我们六人，成了最自觉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天，终于到了彼此间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们严肃认真地合计，要把对伟大领袖的想念，变为朝圣的实在行动。于是，我们中的5位（一位女同学因病未能同行），也踏上了朝圣的旅途。
本来，从宝成线北上，是最快捷的路径，但在火车北站时，我们发现，与我们一样热爱四个伟大、一样可以分文不付就可周游全国的人，也同样心往一处想。直接北上的火车，早就没有我等见缝插针的机会。眼看着隆隆启动后，仍然关不上门的火车缓缓离站，我们临时决定改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从成渝线上湘黔线，再由京广线进京朝圣。
火车进入贵州后，我们开始体会到了黔驴技穷的困窘。同行的一位同学感冒发烧，我们不得不在贵阳下车，等待他退烧后再前进。当我们再度来到贵阳站时，才深感下车容易上车难。成千上万的年轻圣徒，拥挤在贵阳站前小小的广场上。场边坡上那个厕所，成了大家内急时必须朝拜的地方。这个临时围起来的农家大粪坑，只在当中拉起一道草编的帘子，就算是男女有别了。捉襟见肘的草帘，遮住了上面就遮不住下面，其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所造成的尴尬，可想而知。
终于又挤上了火车，坚持朝圣的就剩下马志明、流浪的长辫子和我三人。在闷热、干渴的车厢里，闻着汗臭、屁臭，随着列车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华北平原。圣地已不太远了，广播里通知，还要就地等待若干小时才能进京。
这是最令人焦急的几个小时。水火不留情的内急，上升为焦急的主因。满车的圣徒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车底，把那里视作排忧解难的理想之地。在那下面，能躲开车里射出的微弱灯光，夜幕成为比草帘更能保护大家隐私的卫士。但这卫士又十分脆弱，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就能摧毁它的保卫功能。竟也有这样的朝圣者，在列车下面居然柠亮了电筒。尽管在众人的怒喝下只闪亮了一瞬间，但带给人们的尴尬，几十年后也难忘记。
自从小花伞有了阶级属性、美丽的长辫子也成了戴罪之身后，欢乐与和谐一步步远离班集体。
不久，革命斗争的矛头从指向老师，转为指向同学。没过多少天，马志明、我和那位流泪的长辫子等6位同学，被懵懵懂懂地打入了另册。我们六人，第一次有那么长的时间单独坐在一起，但又不能相互交谈，只能在眼光偶尔的交集时，发现对方的眼泪和忧戚表情。
再不久，一批又一批到首都朝圣的同学离开了学校，无人看管的我们六人，成了最自觉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天，终于到了彼此间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们严肃认真地合计，要把对伟大领袖的想念，变为朝圣的实在行动。于是，我们中的5位（一位女同学因病未能同行），也踏上了朝圣的旅途。
本来，从宝成线北上，是最快捷的路径，但在火车北站时，我们发现，与我们一样热爱四个伟大、一样可以分文不付就可周游全国的人，也同样心往一处想。直接北上的火车，早就没有我等见缝插针的机会。眼看着隆隆启动后，仍然关不上门的火车缓缓离站，我们临时决定改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从成渝线上湘黔线，再由京广线进京朝圣。
火车进入贵州后，我们开始体会到了黔驴技穷的困窘。同行的一位同学感冒发烧，我们不得不在贵阳下车，等待他退烧后再前进。当我们再度来到贵阳站时，才深感下车容易上车难。成千上万的年轻圣徒，拥挤在贵阳站前小小的广场上。场边坡上那个厕所，成了大家内急时必须朝拜的地方。这个临时围起来的农家大粪坑，只在当中拉起一道草编的帘子，就算是男女有别了。捉襟见肘的草帘，遮住了上面就遮不住下面，其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所造成的尴尬，可想而知。
终于又挤上了火车，坚持朝圣的就剩下马志明、流浪的长辫子和我三人。在闷热、干渴的车厢里，闻着汗臭、屁臭，随着列车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华北平原。圣地已不太远了，广播里通知，还要就地等待若干小时才能进京。
这是最令人焦急的几个小时。水火不留情的内急，上升为焦急的主因。满车的圣徒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车底，把那里视作排忧解难的理想之地。在那下面，能躲开车里射出的微弱灯光，夜幕成为比草帘更能保护大家隐私的卫士。但这卫士又十分脆弱，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就能摧毁它的保卫功能。竟也有这样的朝圣者，在列车下面居然柠亮了电筒。尽管在众人的怒喝下只闪亮了一瞬间，但带给人们的尴尬，几十年后也难忘记。
1966年初夏，当大家闷声闷气地一心备战高考时，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