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剪辫子轶事
2010-1-13
19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以后成为画家的陕西青年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到下关去,计划沿途看看热闹。果然一出厂门,就有一个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辩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这位早已剪去辫子的在日本留学生对此高兴不暇,那里会为之说情,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 一路上,只见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摩顶长叹,或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他认为煞是好看,且觉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巳尽是光头。
当天,他在街上遇到同乡、同学张季鸾,马上要出任总统府秘书,后为著名报人。当年,正是张季鸾在日本强行剪去了他的辫子。季鸾笑着问他说,“你今天看的剪发,是否和我们在东京与你剪的情形一样?”他笑着回答:“若不是你当初亲手强迫的话,说不定我还保留至今,才和这里的人们,一齐凑热闹的送掉哩!”季鸾又说:“这不是笑话,革命成功,就是自强迫来的,为的是除旧更新,旧的习惯,若不强迫革除,新的那能会逐渐展开?以后进行步骤正多着呢,这才是开始的一件小事,望我辈不断的努力啊。”
这是王军余追忆张季鸾时留下的记录。以后对中国文化有杰出贡献的蒋复璁,当时在故乡浙江海宁上小学,他在晚年回忆小学生活时,特别提及小时候辫子的烦恼,拖着一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又痒又臭,难受不用说了,更麻烦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辫子。学堂里为此专门雇有两个剃头匠,为住校的全部学生打辫子,小孩子一则没有耐心枯坐那么长时间,二则打辫子时要先用木梳来梳,辫发乱后,梳起来很痛,于是小孩子早晨一见剃头匠就逃,剃头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爷不要跑。如果被堂长看到,不是叫剃头匠带走,就是令带走打辫子后罚站壁角。因此,在他的记忆里,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剪辫子,从此小孩子没有每天打辫子的麻烦了。
确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可以说,民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的。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有人不肯剪,不光是那些以遗民、遗老自居的。所以,直到1914年的报纸上还有警察厅劝人剪辫的白话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觉着不肯趋时,他那里晓得孔子是时中的圣人。他若生在这个时候,也是要剪了辫子,同大家一样。”
剪辫子毫无疑问成为革命的一个象征,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众所周知,满清入关时要求剃发留辫,不服从者杀无赦,从北到南,为了这道不可抵抗的命令,不知有多少汉人丧了命。经过二百多年,脑后拖一条长辫子似乎成了习惯。然而,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辫子。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的征文题目赫然竟是《剪辫易服说》,
3月15日刊出第一名获得者朱志父的《剪辫易服说》,他力主剪辫易服,认为这和废弓矢、立学堂一样,都是因时制宜之举。并希望从皇帝开始改穿西装,把剪辫易服与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联系在一起。《大公报》按语称之“新中国特别精神”,“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当年10月16日报道,“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参加乡试时只好装假辫子入场考试。胡适回忆,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
自1904年起,练兵处要改军服,辫子成了障碍。之后,新军官兵、警察剪辫子的越来越多。因为实在难以阻挡,所有进入1910年,军谘大臣载涛干脆决定不再禁止禁卫军剪辫准其自由。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新军脑后没有辫子的真实留影。更早几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居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武员,都是有功名的。
辛亥革命将剪辫子推向高潮,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举行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即通过了剪发易服的议案。辛亥革命前夕,状元张謇大办实业、教育的江苏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担心风声传到外地,专门到南通师范学校,将70多个已剪辫子的师生召集到理化教室讲话:用功读书才是学生的本分,要朝廷立宪,要国家富强,不关辫子的事。吩咐他们赶快装一条假辫子,以后不可再有越轨的行为。当时在场的学生徐海萍回忆,他讲话时声泪俱下。相隔不过半年,他自己也在上海剪下了辫子,还寄回南通给哥哥保存。他在辛亥年十月廿四日的日记中称这是一生的纪念日。1911年12月17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袁世凯于12月13日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身边的人说,袁世凯剪辫子时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剪辫子,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