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伟岗
本文将重点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下同)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强其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本建设的关键时期，一些大建设、大工程、大项目都是这期间完成的，它在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把它看成是毛泽东时代的完全失败的典型例证。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时期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的说“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等。是也、非也？对此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澄清事实，应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
客观事实不容抹刹“文革”
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对它究竟作如何评价，它将对历史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有待历史验证的问题，或许在短期内是难能有统一认识的。然而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它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则是完全能够得到正确说明的。
其实，要正确说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文革”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较。人们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经过了十年“文革”，中国经济与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没有变化，还是大大提高、发展了？这对于稍有一些历史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两个时期相比，中国经济状况不仅存在着量的巨大差别，而且存在根本层次的差别。
1965年中国经济形势虽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调整、恢复的结果。应该看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工、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还没有什么“大东西”，发展并无后劲。工业方面，那时独立、完整的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落后；农业方面基本建设很差，水浇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产量不稳定。可以说当时在工、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继续大发展的需要。而这一根本状况的改变，主要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发展都上了一个很大台阶，基础、实力大大增强。它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灭。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文革”虽然是在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被宣布结束，但到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工作指导思想和经济方针并未改变，当时华国锋明确宣布“按既定方针办”，因而这一年就经济工作来说仍可算到“文革”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①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
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而这类现象在“文革”时期是极少见的，因而更加真实。
有人说“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 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
有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文革”期间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经济岂不更是“濒临崩溃”吗！
有人说：“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耽误了二十年”。还说“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步入低谷，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事实真的如此吗？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轮的经济危机，美苏两霸冷战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趋缓，但这时中国在“备战”的拉动下投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据韩德强《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4.7％。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步人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于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文革”时期中国工业、交通建设的发展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文革”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在看待“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南方正在进行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军事飞机还不断侵入我国领土上空；北部与苏蒙的边境上苏联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等。在当时形势下既要搞建设又要加紧备战，为此工业发展不能不采取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中国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文革”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很快。在国际航空方面开通了北京、上海与巴黎、与日本、与巴基斯坦、与苏黎世、与瑞士、与德黑兰、与地拉那、与亚的斯亚贝巴、与万象等许多新航线，与外国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国内，新开了上海——兰州——乌鲁木齐、上海——桂林、兰州——拉萨、成都——上海等航线。到1973年国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全国70多个城市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从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交流
7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外汇。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
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
有人说：“文革”期间中国实行“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相反，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打通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进行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并于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正是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正是在这个期间，如前所述，我国的对外引进，对外贸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十年的时问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作出这么多的重大决策，所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之类的谎言何据之有！
实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开展对外开放方面是一贯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超过毛泽东。所不同的是：那时的对外开放决没有带来这样多的苍蝇、垃圾和病毒罢了。
“文革”时期中国农业的巨大成就
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人们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此有些人归结为只是实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
其实，农村干部和群众都很清楚：当时实行土地承包，一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这只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其中主要是：一是农田灌溉面积大量扩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种子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而这三个方面都是70年代取得成就的必然结果。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不能只讲果子丰收时的成绩而不讲当时栽培、灌浇时所投下的劳动和汗水吧！
事实是，“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增幅达42.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其实，何止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支农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科技发展等，能够有后来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大变化吗？
历史说明，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农业发展就一直十分重视，长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针。尤其是在1965年以后，国家对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村电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大。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黄河治理、辽河治理等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仅消除了水患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兴利除弊的巨大效益。 例如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又如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例如，令世界震惊的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可扩大60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212212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不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怎有可能实现呢？
人们看到，到了80年代，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维护并遭到破坏。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设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虽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办法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资金堆起来，一个工程动辄数千万、上亿投资，几乎是没有钱就没人去干。有很多工程还带有“形象”、“政绩”的色彩，其中仅吃喝、送礼、庆典等费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说主管部门和承包人层层剥皮。工程建起来有相当部分还是“豆腐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方式何者更有成效？人们岂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不用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都是坑洼不平的，绝大部分无法水浇，常年有旱有涝，好年景产量就是每亩二、三百斤。而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学大寨”运动中，农村公社展开了以整平土地、修畦田为主要工程的农田基本建设。当时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奋战在田野，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推、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使大地变了模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把大部分耕地改造成了畦田水浇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的确，当时农民劳动的报酬是很低的，差的生产队一天的工分只有二、三角钱。然而，他们所创造的真正价值却远远高得多，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变革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汗水并没有白流，其功绩惠及当代！
止于1977年，十年内全国农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电站，农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产大队都通了电，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有二万多眼机井，灌溉面积达到七亿多亩，农业人口达到每人有一亩稳产高产田。与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51％，农业用电增长了470％，机井数增长了935.89％，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① ①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页。
中国农业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从70年代始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方面取得的成绩就是世界闻名的。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60年代就开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亩产达千斤以上。另外，有关科研所培育的小麦新品种、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不断更新，给农业产量带来很大的变化。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的问题。到1977年我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由于70年代支农工业的发展，我国化肥、农机等产量都迅速增加，1978年化肥产量达到869万吨，农药50万吨。到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时，化肥、农药已大量使用，这成为当时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在基本建设和改变生产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是具有历史决定性的。从此中国农业不仅告别了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产量显著下降的历史，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直接成果就是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国农业仍然停留在60年代中期的条件上，尽管你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改革，农业产量在短时间内有那么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经济发展事实不可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褒贬
有人说：“文革”时期中国经济虽然有发展，但是假如不发生“文革”，一定会有更快的发展。
我们说，社会历史从来是在曲折、跌宕中前进的，那种理想的直线发展方式从来就没有。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假设不发生“文革”，但在期间或其之后是否会发生别的什么动乱，谁能说得清？例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生“文革”而在80年代后期岂不都倒台了吗？历史就是过来的路程，岂可用假设来说明？问题是，“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已是客观事实，那个时代的人们干了那么多事情，难道能够以假设推理去加以否定吗？相反，历史不是更有理由提出：如果没有当时的建设成就，又怎么会有后来的改革和发展呢？改革开放难道是建立在空白地上的吗？的确，现实的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了，然而能够以此否定前人打下的基础吗？
有人会说：难道十年“文革”对经济建设就没有带来破坏和影响吗？
对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辨证地看待。一方面，“文革”动乱对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经济建设确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这主要是一个时期的派性斗争、无政府主义等干扰了生产、工作秩序，有些单位一度发生停工停产等。但同时还应看到另一方面，即党和国家在“文革”前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和目标并没有改变，国家发展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照常进行和实施。尤其是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从总的看经济建设并没有放松。对“停工停产闹革命”行为中央始终是不允许的。而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高涨的革命热情推动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不过节假日、星期天，而又不讲任何报酬的事情更是经常的、大量的。例如，在当时长江大桥建设中，在成昆铁路、川黔铁路施工中，在大庆、大港油田的大会战中，在“两弹一星”的科学试验中，广大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顽强拼搏，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力量，建设速度和效率何曾有什么降低和影响？若讲经济效益，就当时所有建设工程都没有吃喝浪费、贪污行贿、造假和截留工程款之类的行为，就使建设成本费用低了许多吧！
诚然，“文革”时期思想宣传上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封资修”为口号的，但是对于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在搞生产。设想十多年间生产队和工厂每天都在搞运动、开批判斗争会那是离奇的。尤其是农民群众，他们是最讲实际的，不管你上面喊什么口号，唱什么高调，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想要停止生产更加困难。因此说，从政治和人气因素看，当时的经济建设既有干扰又有促进，从总体上说还是按自身规律发展的。
本来，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是蓬勃发展的，但不幸的是它与那场大受争议的政治运动赶在一起，有些人处于政治需要必须全面否定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历史就这样遭到了最粗暴的涂抹和践踏。一种最肤浅和廉俗化的见解也被当成了真理而载于史册。
当然，对于“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主流的宣传并非是全部否定的，其中也有被高度肯定的年份，那就是1975年。原因很清楚：这一年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按照吹鼓手们的说法：这一年他力挽狂澜，使中国经济“迅速扭转危局”，实现了比上年增长11.5％(社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74年、76年经济都是“严重危机”、“全面下降”。明白人可想：短短的时间难道经济发展就真的差别如此之大？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于1975年2月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次年一月即被解除职务，在这期间他的确是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批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提出“全面整顿”方针，大力恢复生产秩序等。然而这段时间毕竟很短，邓小平当时还只是“代总理”，他并没有改变党和国家总的经济方针和决策；“全面整顿”也未来得及全部实施，怎么有可能根本改变整个发展局面？“文革”时期的经济本是一个连续统一的发展过程，怎能把它各个年份割裂开来，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岂不是典型的因人而异来评价历史事实吗？只因为是邓小平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年的经济就快速发展；然而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一直主持国务院工作，难道经济就不是发展的吗？
经验说明，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时候都不会直线前进。在不同的年份、不同阶段增长快慢不同、效益不同，这本是正常现象，大可不比凡事都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
拿“文革”中的情况来说，个别年份经济确有下降。如1967、1968两年都是负增长，但在1969年以后又逐渐上升，如69、70两年GDP增率分别达16.9％、19.4％，这不仅高出1975年，而且在建国以来也极为少见。①特别应该看到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和1978年，中国经济建设也是发展迅速的，各项经济指标增长幅度都很大。那两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6％、11.7％。两年中全国钢铁产量增长55.3％，原煤增长28％，原油增长19.5％，发电量增长26％，化肥增长66％。1978年粮食总产量达30475万吨，比上年增长7.8％，超过历史最高纪录。其他方面：两年中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外贸总额增长53.7％，财政收入增长44.4％。全国农民从集体分配的平均收入增长17.7％。1977年给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等等。当时的经济形势确实很好。但是，由于这两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是华国锋主持的，因而其经济成就也就蒙上了政治上的阴影。其理由当然不能再以“发展缓慢”、“停滞不前”问责，那就反而说是“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成为华国锋的一个错误。
①《数字中国》第11、12页，《中国GDP增长历史波动》。
对于华国锋政治上的问题这里无意评论，然而那两年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却是客观事实，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到现在都看不出有什么大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吗？当时没有任何乱开发、乱圈地，没有任何破坏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现象，没有任何向群众乱集资和发放国债，没有银行不良贷款，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没有重复建设和效益不好的项目，更没有照搬外国模式和“与世界接轨”等，所谓“急于求成”、“洋跃进”之类从何说起？如果说有“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错误的话，难道还比得上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出现的问题吗？当时已经退居的邓小平公开批评中央“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号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等等。之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一场乱开发、乱圈地、乱集资、乱上项目的热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中国GDP连续剧增达14.2％、13.5％和12.6％，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过热”和“泡沫”现象。而大量银行不良资产、重复建设、无效投资、“豆腐渣工程”由此产生；走私、造假活动猖獗、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大量出现，官员们弄虚作假、贪污腐败、大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行为推向高潮，其中许多问题成为久治不愈的固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遗害。然而对此严重问题有谁来认真总结和清算过吗？有谁追究过领导决策的责任吗？其危害之大难道是任何“急于求成”、“盲目性”、“大跃进”问题所能与之相比的吗？
有人对改革之前的经济成就任意诋毁，横竖指责，不是说成“濒临崩溃”、“进人低谷”、“耽误了二十年”，就是指责为“急于求成”、“盲目性”、“洋跃进”，几乎达到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的程度。否定他人、抬高自己，开创了完全以政治需要任意扭曲历史的先例。在这里还有什么党的真理、历史的公正可言？是非真伪还将混乱到何时！
写于2003年2月
注：文中有关数据和资料主要援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国统计年鉴(1993)》，国家统计局编，1994年出版。
(3)《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陈东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陈东林，《回首“文革”》，第45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德强，《思潮》第1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