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那天教会结束以后，一位女士突然对大家说起最近的热点新闻：在深圳卖唱的钟音，与朋友宵夜回来，看到有歹徒拿菜刀要砍手中人质，便大声喝斥：“你想干什么？”歹徒反手一刀，恰好砍中钟音的脖子，然后逃逸。钟音抢救无效死亡，但事后其行为却被定性为“劝架”，而不是“见义勇为”。
教会这位女士提起此事，说是希望大家为钟音及其家人祷告。她说他的卖唱是家中唯一经济来源，孩子还小，老妈和老婆都没有工作，现在只能靠在菜市场捡烂菜叶维生。她还说，她会跟一些网友一起去探望钟音的家属，也盼望大家共同伸张正义。
我缺心眼，在那个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响应倡议，反而提出了一个不招人待见的问题：我们如何为已经去世的钟音祷告呢？祷告什么？让他得永生？让他复活？我的意思是说，那位女士的请求，虽然是出于好意，但其合理性待考。我以为既然在那种场合提出那样的请求，必定不是为了把教会当作一个八卦场所，而是真心地要为落难的人祈祷。那么这个祷告怎么做，是很正当的议题。
但是我错了。我的话刚一出口，立刻有几个人异口同声道：“我们是说为他的家属祷告，怎么不可以？！”他们的意思是：这位同学你站错队了，旦分有点正义感的人，其它都先不必去管，头等大事该是振臂疾呼。
我即刻噤声，暗自寻思，最近一直担心的状况大概真在逐步现身：正义感变得肤浅泛滥，运动一场场陆续登台。
1.
看到这里，肯定已经有同学不乐意了。不过请先让我继续把故事讲完，咱再做进一步的议论。
紧接下来的，是对于这一社会新闻的扎堆讨论。我听了几耳朵，有人说钟音当然是见义勇为——身为一个瘫子，怎么可能冲上去与歹徒肉搏呢？他已经尽了全力；也有人说，他的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国家竟然不做补偿，于心何忍？
其实仔细看过此事报道的人都会知道，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不乏添油加醋的描述。首先钟音四肢健全，并非瘫痪。其次他的妻子怀孕，孩子还没出生。尽管这些讹传并非事件的关键点，但是它们的出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现在类似负面新闻多如牛毛，每天都有新的热点被报道被转载。且不说最初的报道本身就有一些属于捕风捉影，单说事后的各种传播途径，除了平媒与网媒相互摘抄之外，就是大家的口口相传。我们大概都做过那个传话游戏吧？一句简单的陈述句，传到第一百个人，已经面目全非，更何况是传到了成千上万的人耳朵里，其完整性和确切性，已经颇值得怀疑。可是为什么大家看完之后几乎从不怀疑，也从不考证，三下五除二把消息继续传播下去？正面的消息我们习惯性地质疑，负面的消息我们习惯性地笃信，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洗脑么？
我们等不及让事实浮出水面，就趁着新闻还有热乎儿气，火烧火燎地将它们八了出去。至于一同被八出去的那些边角料，非但无伤大雅，甚至还可以让受害者显得更加楚楚可怜，以此坚固自己的同情心，也把一个豆腐块的新闻炒大炒烫炒得喷喷香。
无中生有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当它无中生有的本质偶然被揭露，便会瞬间由热变冷，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留不下反思的痕迹。那个《应尽快将在拘留所意外死亡者的家属送入精神病院》的虚假议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它被传得沸沸扬扬之时，群众反应多么热烈。但是伍皓一出来辟谣，这个议案立即销声匿迹，将它四处转贴的大家没有像当初转贴时候那么热烈地反思，因为那热烈，很快就给了下一个雷人的事件。
梁文道在他急不可耐举手发言的时评集子《常识》前边，写了几句比较中肯的序言，对他自己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提醒。我们在看、在听、在讲、在评一桩时事的时候，我们究竟有没有用用自己的头脑，拿出一些耐心？
“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2.
回到钟音这件事。试问果真他的行为被定性为劝架，是由于他卖唱的身份么？我并不怀疑钟音的见义勇为行为，也不怀疑他家人的处境艰难，但是不认为我们总能够给进行时的社会事件成功定性。
现在网络平台的方便，还有媒体报道的进步，给了人民很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无疑是件好事。可是我们也需要善待这个宝贵的机会，不要用滥了它。手无寸铁的人民固然处境可怜，但是可怜的人民并不见得就善良，就正直，就有智慧，就能够准确地为正义代言。任何人民，如果得到了某种权力，照样可以疯狂、暴虐。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小看了手里这点可怜的话语权，它可以救人，也可以伤人。对于很多的事件，如果我们在没有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去下结论，去站队，去表达同情及援助，那么对于事件的另外一方，我们就是在滥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同情心。
网络的狂潮让人民的含义越来越接近于网民，于是形成了一个虚虚实实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看了与己无关的传闻，然后要做出与己有关的姿态，除了与统治阶级划清界限，还承担着重建国家未来的重任。我们的民主我们的改革，我们人民的出头之日，似乎都跟手里这虚拟的一票有着重大关系。
就算我们不表态，我们的无动于衷本身也表明了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细看眼下的网络热潮，疯狂转贴，疯狂互助，借的是追求合理秩序之名，究其根本心态，倒更像是在开展一场运动，一场全民运动，一场八卦水准与同情心BSO的全民表演运动。就说这么多弱势个案吧，有哪一桩真正唤醒了大家的同情心呢？一个犀利哥，得到无比多人的关注。当他终于同家人团聚，我们多欣慰啊。可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欣慰，想到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家可归，更没有人去把其中任何一人领回自己家中，给他洗个澡换身衣服，送他回家去与家人团聚。如果经过我的提醒，真有人这么去做了，怕只怕TA会把自己的行为放在网上，等着被转贴，甚至等着被人肉搜索。
诚然，我们有责任通过大众的声音，提醒政府他们该做点儿什么了。But that’s it。然后我们便大可以心安理得地每天按时打开电脑，点开一个又一个新鲜热辣的社会新闻，感受那更多次的高潮。哇，又出事了，TNND，这个SB政府，那个SB几零后！
可是同学们，高潮过去，扪心自省，我们都将承认，通过对某个人某件事的关注，哪怕这关注曾经很真诚，也表明不了良心，解决不了问题。它最能满足的，恐怕还是个人的好奇与虚荣。生活多么无聊啊，工作也很无趣。那些令人悲伤的事件，是让我们兴奋起来的强心剂。偷菜固然也能解乏，但它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网络时代的侠肝义胆。毕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3.
长此以往，只担心我们会越接近事实核心，便越远离真诚的初衷。
房价、医保、教改，所有这些问题，出离愤怒、叫骂哭嚎，其实是最容易的，谁都会。并且法不责众，集体唾骂一个大多数人都讨厌的家伙，不仅很解气，而且很安全。这时候不容易做到的，其实是不被周围嘈杂的声音所干扰，做一些冷静的独立的判断。有人发表了SB的言论，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坏的么？他的言论真的就没有任何价值么？与民心相背，难道TA有毛病？煽动愤怒，真的是弱势群体最需要的帮助么？声音多种多样，我们的声音，如果我们选择发言的话，汇入的是哪一路音波，发挥的是什么作用？
最后再补充个小事情，我在微博里也提到过。有天跟几个公务员朋友吃饭，席间谈及网络问政，如我所料，各自的阶级性令大家观点泾渭分明。平民从网络的异军突起望见变革的势在必行，公务人员则冷眼观其狂热，对平媒更是责其乱世，令政府当差者人心惶惶，缩手缩脚。公务员收入低，让TA公开收入TA绝不怵头，TA怵的是当一辈子小职员寒酸无能。高薪养廉，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是现在反腐倡廉，打黑扫黄，凡是跟这些主题背道而驰的提议，都没人敢提。其实当官的，确实有当官的苦衷。并不是所有有一官半职的人都那么贪得无厌，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要求极其合理。但是因为他们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所以最好还是沉默。
被问及房价话题时，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荣和集团董事长史英文回应说：“说真话要挨骂，但我也不愿违心说假话，所以我选择不说话，请理解！”他这一番话，我看了之后，真的像被榔头砸了一下子，半天回不过神来。我们正在争取的自由，如果它以影响了其他人正当的自由为代价，那么它就不是合理的自由；我们正在争取的话语权，如果强硬地堵住了其他一些人欲言又止的嘴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公正二字。
这个时候，这个社会，那么喧嚣忙碌。所以我们每天更要记得从容和包容，而不是急着把谁踢到我们的对立面。
4.
这里顺便再摘抄几段我所特别喜欢的鞠家那篇文章：当代国民的群体犯罪心理和伪正义
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而所谓伪正义又是什么呢？
社会心理学家庞勒的《乌合之众》一书中，深刻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精神信仰，只有盲目的从众随大流的群体习惯。当一个人做出某件看似正义、又具有潜在危害的事情时，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接踵而至，纷纷效仿，乃至汇聚成一股洪流，最终，个人的理性被淹没在群体行为中，整个群体变得狂热、盲目，变得可怕——这，就是“群氓”。
什么是人们所谓的“道德”？什么又是人们所谓的“正义”？当人民群众在用貌视正义的野蛮手段去处置那些他们所认为“不道德”的人时，恰恰揭露了人民自身是最大的不正义！
两百年前，卢梭的声音回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如今，我们依然对这声音充耳不闻，在群氓的狂欢发泄下，将舆论之火熊熊燃烧，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道德”批判、“正义”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