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中国的尴尬（一）

经济学成为中国的显学是八十年代的事。

在这之前社会科学中持牛耳的是文学。

作家那时候在中国还没有象现在的经济学家一样成为臭大街的头衔，他们以伤痕反思的姿态在启蒙和激动民众。

更有甚者以笔为旗，以学生为投枪匕首向旧体制发动自杀式地进攻，这直接导致文学的集体狂欢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那场大事件和邓公的南巡彻底结束了。

至此，中国不需要文学的理想和梦想，实用主义的经世济民之学粉墨登场。

这种隐密的喜乐在翻译萨谬尔森的经济学时发展到极致，他们借洋人之言一展胸中块磊：骑士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智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

屈指一算，小虎在财经和经济口学习和工作快二十年了。

作为学生，作为教师，作为曾经战斗在最前沿的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现在的旁观者，我确实是有些话想说。

我原以为这一场热热闹闹的盛宴没有尽头，我原以为以笔为旗的斗士终究要倒在箭雨中，我原以为一片飘落的黄叶至少还有秋的静美。

其实，我错了。

命运女神在我耳边低低细语，“我只要对你稍加点拨，你就会明白其中的全部奥秘 ......”

首先要说的是，经济学在中国从来都只是政治的婢女，是随着政治需要变化而变化的。

文革后，经济学教学首先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出现的，主要讨论劳动价值论。

即使是现在，这一部分内容还占了大概60%的市场，一大批老而不死的政治僵师还在照本宣科，浪费着青年学子的宝贵时间。

经济学出现的第一个潮流是以吴历董等人所带来的关于承包，市场，产权等等问题的讨论。

他们的主要贡献是给无聊的政治经济课本后面又多加了几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发展。

毫无疑问，这些争论在现在看只是一场启蒙运动。

但是，小虎第一次听到这些拾人牙慧的“新鲜思想”时，确实是几乎惊掉了下巴。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不论争论的左右双方都不具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训练。

以领袖人物吴某为例，文革其间以一小右派的身份在北大图书馆作管理员，受到当时环境凄凉的陈岱孙等人的帮助学习经济史。

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可以用“九五之尊”来概括。

所以，吴在改革开放后一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他为人诟病的是在1983年以五十三岁的高龄跑到耶鲁去镀金，不懂英文就拿本破书坐在耶鲁图书馆里装模作样。

回到国内就敢说耶鲁聘他作高级研究员。

这种自抬身价的作法，好象在社会科学院颇有传统。

后来，一位吴的晚辈，号称是京城四少之一的樊某，只是在哈佛进修过，就一直不作为地让外界错认为哈佛博士毕业，玩了不少文字游戏，赚了不少虚名。

就这么些人物，象康熙朝的明珠一样是朝廷由于政治需要从矮子里头拔高子，刻意简拔上来的。

以吴的水准，若生在80年代，恐怕连个重点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都考不上。

而其他享有大名的衮衮诸公，学术功底还不如他，以己昏昏，示人昭昭，以后若干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都由这些人的昏暗思想而来。

当然，政治人物更好糊弄，他们奉为圭皋的教条无非是几百年前二流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