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存疑

[转贴]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存疑

1980年11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最后部分涉及四人帮策动在上海实施武装叛乱一事。结合最后的判决书中提供的相关证言证词，存在很多疑点。

以下部分是起诉书中的部分原文

一九六七年七月，张春桥在他审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一九七三年九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再次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一九七五年一月和八月，王洪文在北京和上海，多次对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王洪文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一九七六年二月，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们可给我抓好”，“部队靠不大住”。

这段话中最早上溯到了1967年，张春桥在1967年刚进京不久，是否在当时，就形成了要搞“武装暴动”的思想？在当时而言，张春桥既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现实需要。说张春桥在67年就想“武装暴动”显然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王洪文抓民兵，是毛泽东的意见，是王洪文在中央的正常工作之一。这能是王洪文试图搞武装暴动的理由吗？至于其他只言片语，很难有说服力。

如果四人帮有意武装暴动，为什么王张江姚四人都集聚北京，并无一人在上海指挥？这么大事，是否会信任其他人？这不符合常理的。从四人帮的被捕过程中看，四人竟没有任何抵抗。如果事先有准备，为什么会是这样？

从起诉书中，不难看出。四人帮所谓的武装暴动，提前准备的过程，事实部分过于简单。但是起诉中也确实提到了，四人帮被捕后，上海民兵的确有行动。其他史料也有透露。因此，由于四人帮被捕，上海民兵才采取了行动，这是个事实。

以下是起诉书中，有关这一情节的描述。虽然是当作四人帮的罪行描述的，但是却可以从中一窥事件的原貌。起诉书中这样写道：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晚，缪文金伙同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警卫处政治委员会康宁一转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通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生了最严重情况。随后祝家耀又打电话给康宁一，要他转告王秀珍：“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决定“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和部署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并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准备武装叛乱，责成上海报社、电台在宣传上进行配合。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和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等，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并经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清、徐成虎制定了公安局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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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拟定了二十一条反革命标语。十月十二日晚，王少庸、朱永嘉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等又开会进一步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发布的消息，准备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要“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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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诉书中的材料看，所谓四人的武装叛乱，事先策划的可能性不大。由于四人帮被捕，引发上海民兵采取了抗议性质的行动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