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遇到什么批评的声音，我都将坦然面对，我只是愿意用我的笔写出对这个生我养我的祖国的这个时代的真实思考，而绝不是为爱国和进步的虚名去博取点卑微的名声，正如林语堂先生多年前所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伟大超越她所有卑微的爱国者”。
付明泉
2010年6月21日
这个改革，实际上是在最高威权之下，在政府“内无内债，外无外债”，拥有广大清廉的干部和具有一定威望的威权的政党领导下有强大国防，强大国库基础民间比较清苦的状态下开始的经济改革。而这个改革本质是通过原始的私有化来和人们原始的发家致富的欲望为推动力的。
显然，在威权之下，以及全民劳作，全民贡献，全民播种，唯精神领域为第一的几十年的体制下，这种私有化，个人主义，单干主义，私人主义必然造成了极度的竞争的不平等。毛泽东时代的很多干部也有特权，但是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全民群众运动又极大的约束和限制了干部的特权，尽管这种限制和宪法为第一和框架的约束还不足以媲美，但是依然具有强大约束力。同时，全社会的精神高度的约束也使得很多干部具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和自我约束力。
随着私有化改革运动开始，从上层到下层，过去的差距不大的阶层因为权力的不同，分配开始出现严重的不平等，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变成了“多权多得，少权少得，没权不得”的社会状况。毛时代领导干部的有点特供，有点特产，有点特殊机会的特权开始被全面放大，到了百倍千倍万倍，甚至不可比拟。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政府开始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威严”的直入云霄。中国再次出现了腐朽而非清明的封建社会出现的强烈的高等级差别的社会状态。富人一掷千金，挥金如土很多穷人依然可以接受，但是富人为富不仁，草菅人命，逍遥法外，就让下层民众不可接受和异常愤怒了，全社会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公平司法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而全社会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精神麻木休克状态更是百年来之罕见。正义的呼喊被说成毫无用处，真实的披露和报道被训斥和打压成不顾及要稳定大局，而所谓的“韬光养晦”，也掩盖了真实的国家的尊严利益和权利的丧失。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否定了“越穷越革命”的极端口号，但是也同时把社会公义和一个政党曾经坚持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扫荡的一干二净。而“一心一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变成了撕碎了昔日曾苦心建立的对抗敌对西方国家并令之头疼的法宝--联合亚非拉国家的法宝的统一战线。
改革三十二年来，中华大地出现的官僚腐败政府监管缺乏和道德崩溃，已经让每个民众都感觉到危险，从毒奶粉到毒大米，从黑砖窑到黑司法，从兴修水利的缺失引发的干旱决堤到豆腐渣工程引发的塌桥倒楼，可以看出政府改革32年来的巨大失职。古代皇帝依然有三怕“怕神灵，怕祖宗，怕民众”，现在当政者已经出现了对民众，对神灵，对祖先的无所畏惧，而这个大无谓，除了导致中饱私囊，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已经没有其他。
台上大讲话，台下开始将财产大转移，自己当官掩护，妻儿撤退，这样的裸体做官已经成了中国官场的风景线。 中产阶层也已经逐渐感觉到风雨欲来，而丧失对这个国家经济稳定的信心。中国社会从食品，药品，医疗，交通，建筑，商品，教育，公共安全开始全面出现危机。由于话语的多变，中国社会开始对反腐，公共安全保证，经济安全，房价全面失去信心。富人在拼命想着如何多榨取财富，知识分子想着如何当官买官，提职提干，投靠权贵，投靠商场，全国在改革抓经济的口号声中出现了全民的浮躁和喧哗，而踏实的人和实干者则被斥为迂腐和无能。
32年来，每当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和毒奶粉毒食品等民众的苦难，主流媒体总不忘记用毛泽东时代的10年文革来恐吓和警示，誓言绝不倒退。似乎一反对这些糟粕，我们就会回到饿死人的毛泽东时代。但是，对毒奶粉死去的婴儿来说，不存在说饿死和毒死，哪个更好；如果对校舍倒塌砸死的少年来说，不存在砸死和没自由死哪个更好的选择。 把现在的一切错误依然归咎于毛泽东没有及时改革开放，就如同一个80岁的人，还把自己没有学问归于5岁时没有上过幼儿园一样可笑。10年的文革，中国依然完成了两弹一星，完成了全民工业的基础建设和全面发展，依然有全国工人农民的全面奉献和百万干部的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而32年来改革，我们到底在工农业基础发展，国防建设，民众福祉，民众医疗教育卫生公共安全上到底实现了多少伟大成就？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中国要发展，不要倒退，已经是全体的共识，然而，一句十年浩劫就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十年国防工农业和社会民众的建设成就，那么为什么今天，就不能理性的反思中国三十二年改革利益集团对中国民众的强取豪夺和错误政策？
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说：“我对自己半开就不错了(5分成就，5分错误）”。那么今天我们依然把邓小平的一切政策都奉为经典和神圣，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态度。邓小平和陈云等作为第二代掌舵者，是受到毛泽东影响而很多点不如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他们的很多政策与毛泽东周恩来相比是急功近利的，而且有照顾利益集团的倾向，很多政策和理论与毛泽东周恩来相比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的，他们受到时代和文化水平的局限也不可能看的更远，后来接班人和继承者有权利和有义务改变以前的政策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的历史评价和修正。当时代进步发展，任何僵化的因循过去政策而不加以修正和改变只能导致发展的失误和不断产生的灾难。
中国的工农业和科学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买入和引进绝对不能拿到西方经济的核心技术，而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和金丝猫攀附主人一样的依附于其他大国，那是非常危险的政策。而中国的农业和粮食种植，中国的水利建设必须作为头等任务来抓，中国的发展，不在于楼宇的高大，不在于世博会，不在于奥运的影响，而在于真实的内在科学发展程度，人才的留住，人才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机制，广大工人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分配的平等程度。
中国是一个大国，外交上，仅仅韬光养晦是不行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和很多大国，在战略上，在资源上，在很多根本利益上是有根本冲突的，很多时候，想不发声，不出头，不表态是不行的。中国必须不因为恐惧而谈判，也不恐惧谈判，必须不去发动战争，但是也不能恐惧战争，中国在很多关系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是不能做出任何退步的，因为有些退步可以有其他路，有些退步就是万丈深渊。
改革三十二年来，涉及到不公，媒体就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告诫民众。无事生非的权力欲者是少数，想太平生活的人是多数，多数民众是喜欢稳定和和平的，但是有时的形势让人无法稳定，稳定不能损害健康，不能损害生命，不能威胁到基本的生存，而一切威胁这些的稳定，是谈不上稳定的。 但是当时代无法稳定，当那种不公平已经容不下一个课桌，一个桌椅，一个幼小的生命，这稳定有什么意义？这就如国家的关系，就如丘吉尔在二战中说，“我们必须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生存”，如果这个时候，你让人稳定，不是毫无意义的么？
中国社会，不患贫困而患不均，任何社会最后的矛盾爆发都是因为阶层之间剥削和贫富差距的巨大以及基本社会公义和正义的缺失。社会就算有贫富差距，但是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并具有基本的社会公义和道德。正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穷人的命运，我们就不能保护富人”一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义社会是不会维系长久的。
32年来，有太多的路线和政策，必须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批判。很多似是而非的摧毁社会道德的理论，必须停止执行和宣扬。而社会基本公义如果不能保证，中国社会就不会稳定，这个稳定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掩耳盗铃的迷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不因任何卑微的爱国者和卑鄙的卖国者而丧失其伟大性，中国不是任何政党的私有财产，中国不是任何自持有功劳的元老的拿捏的器具，而生于此，长于此的一代代民众，才是这个国家万古不变的精神之魂。
中国改革32年来，已经造成中国新兴的嗜血的剥削阶级和丧失了灵魂只有私欲和媚外的腐朽早已类似于南北朝时期用人乳喂猪杀人如麻的腐朽士族特权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的“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肮脏的东西”，他们依然在用其丧失了任何良心的丑陋灵魂在法律框架之外变相和直接的盘剥着中国普通的善良的劳动者和创造者。这些阶层中的特权者就如同鲁国的“庆父”，他们不被清算和审判，不纳入法律的框架和民众的监督中，中国民众就难得福祉，中国就将永无宁日。
我们必须反思32年来(1978-2010)改革的失误(下篇）--到底是什么样的改革？
不论遇到什么批评的声音，我都将坦然面对，我只是愿意用我的笔写出这个生我养我的祖国的我的真实的思考，而绝不是为爱国和进步而博取点卑微的名声，正如林语堂先生多年前所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伟大超越所有卑微的爱国者”。
付明泉
2010年6月27日
这个改革，从分产到户开始，从中国农村开始，实现中国三皇五帝秦始皇就开始了的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曾经一度被吹嘘到九霄之空，似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似乎在之前无人知晓此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是私有，主要强调人是有私心的，只有发展私心，发扬私心，发挥私心，弄大私心，才能使得生产力解放，才能使得经济彻底发展。我们下面可以阐述，以后的一切改革都是围绕这个私字的。
第二阶段，就是开始了厂长负责制，这个换汤不换药，核心还是让党委靠边站，厂长决定一切，于是厂长负责制开始变成了厂长家庭所有制，百万工人劳动的工厂忽然一瞬间成了一个厂长负责的，当然，厂长缺乏了监督，没有了党委，没有了工人的监督，又有了特权，可想而知，而经济压倒一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的鼓励语言又自然加强了这些“厂长”能人的私心膨胀，于是变卖国家资产，中饱私囊，贪污公款也从此时开始了。
第三阶段，就是所谓招商引资，租赁土地，合作建厂，引进外资，大建开发区。城市的改革开始回归清军入关时候八旗贵族的兼并土地。农民开始流离失所，这还是在鼓励城市新兴资本家的私欲，有了私欲，就一切都可以推动了，因为人的私心，赚钱的私心，为儿子孙子发家的私心不仅仅能“促进生产力，更能促进他们想出各种发展小集团经济和私人经济的良方，而最可怕的是，缺乏监管和社会的多重体制，多种标准，严重的政治改革的滞后甚至停止，使得这些新兴资本家和地方官员可以为所欲为。
第四阶段，随着国门的全面打开以及股票的运作，中国的资本家和权贵全面形成。而他们的私欲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而这种胃口不仅仅没有被遏制和有效规范，反而被继续鼓励和扶持，谁影响了他们的横征暴敛和私欲，那么谁就是妨碍建设社会主义，谁就是破坏经济，谁就是想开历史的倒车，谁就是想回答文革，谁就是破坏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谁就是人民的公敌，在这样思维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就开始陷入全面的发财梦中，当然，权贵和新兴资本家开始梦想成真，而中层维持着温饱，看着火箭一样的房价和药价做起迷梦，下层劳动阶层则完全是真实的噩梦。
90年代全国出现了万众对政治无声的时代，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讲发财光荣，讲利益伟大，讲做官威武，讲情色正常，讲政治恐怖，讲正气无聊”的局面，北朝鲜成了我们对照的国度，毛泽东时代则成了最恐怖时代的代名词，社会要发展，改革要继续，中华民族要复兴，这些话让愈发贫寒的劳动阶层头晕晕而不知所措，他们是不断被吆喝着拆迁搬家，被征用土地，被要求下岗，而核心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的核心就是一个“私有化”，而且私有化没有监管，没有法律，没有规范，“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正因为如此，豆腐渣没关系，因为高楼已经完工，大桥已经建成，明日倒塌，也算是抓到耗子了。石头是越摸越滑，百姓是摸不到了，权贵也不需要摸，摸着躺在河水里的百姓的脊梁就可以过河了。一个以私有为核心，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开放生产力的经济改革，最后必然出现“摸着石头”完全没了方向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