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玩虎，中国人玩猴：思维方式不同导致文化差异

西方人玩虎，中国人玩猴：思维方式不同导致文化差异



润涛阎


从远古开始，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就寻找驯化野生动物的方法为人类服务了。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跳舞和表演等艺术也就随之诞生了。人驯化动物在为了运输、狩猎、看家、农耕的用途上也添加了新的内容：在表演艺术方面派上用场。这当然要从已经驯化成功了的家畜开始。

随着竞技市场的竞争激烈，西方勇敢的驯兽师们就向最恐惧的动物之王---老虎和狮子进军了。其实在西方人看来，老虎也应该怕打。棍棒交加，肯定能把老虎打怕，然后打服。只要服了，因循利导就能驯化成乖猫。大棒加牛肉，久而久之就找到了驯虎的门路。直到把虎驯的肯让美女把头放入虎口。

相反，中国人谈虎色变，从未有人敢想过能把那见人就一口咬死的猛虎驯服。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让老虎把嘴张开把美女的头放入虎口以为那虎肯定是假虎。所以，中国人没有玩虎的。

然而西方人驯化不了猴子。因为猴子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就要有统治者也就是猴王。猴王如何产生？那天下是一级一级的打下来的。当上猴王后，仍然危机四伏。 因为看好猴王位子的海着去了。没有自动让位的猴王，想取而代之者就要与老猴王决一死战。老猴王直到被打死为止绝不让位。所以，人用棍棒打猴子，那猴子虽然承认你与猴子长的接近，但猴子绝不听你许大马棒的指挥，它要你许大马棒听猴专员的调遣。猴子的智商很高，能理解出玩猴子就是对它们的极端羞辱。打死也不会让你羞辱，这是天性。

西方人棍棒打不服猴子，久而久之也就放弃了。中国人有办法玩猴子。把一只欢蹦乱跳的大公鸡在猴子面前用快刀把脖子割断。因猴子是靠吃野果为生，见不得血。非但如此，一个笼子里放上十只猴子，当看到把那公鸡杀的血光四溅后，用手指指笼子中的某一猴子，另外九只就立刻把那被指的弟兄扔出来！你再去指第二只，那八只又会帮忙将那第二个兄弟扔出来。直到最后一只为止。

中国的统治者们从驯化猴子的方式中得到了什么启发呢？就是用同样的方式驯化人。

那就是“示众”：就是把人头割下后，挂在出入城的城门上。让你毛骨悚然，心理立刻崩溃。这比打厉害多了。因为不怕打的人海着去了。甚至用各种刑罚惨不忍睹仍有不服者。

文革时给被专政者戴高帽游街示众。那纸帽子并不重，目的是让那看热闹斗人的人乖乖的听话。可怜的那高高兴兴、情绪激昂看热闹斗人的国民们，他们还以为那高帽仅仅是为了惩罚被斗者而与自己无关！

彭真以为老毛手“指”的是吴含，立刻把吴含从笼子里扔了出来；刘少奇以为老毛手“指”的是彭真就立刻亲去杭州向老毛主动把彭给扔了出来；林彪以为他帮忙扔出了不少猴子了包括刘少奇，老毛不会在“指”他了。其天真如同那笼子里的最后一个被接受驯化的猴子。

不要以为这是老毛的专利，其实几千年一直如此。远的别说，明朝的300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拿最后的皇帝崇祯来说，被驯化好了的猴子们纷纷向他打小报告。搞得崇祯疑心重重，在位时竟然废掉七十多位宰相。相比之下让老毛汗颜。

中国人驯化猴子的招术曾传到东欧。西方人驯老虎的招术并未被中国人采纳，至少在我出国前还没看到过人头钻进虎嘴的表演。虽然中文里有“骑虎难下”的成语，但只听说过打虎的武松，没听说过谁骑过虎。怎么下来别说，我纳闷的是他是怎么骑上去的？

对中国人来说，打死他们也想不到敢驯老虎，所以对于强大的外部势力只好躲的远远的。因为不了解的外敌很可能是老虎。西方人打死他们也想不到“示众”这毒招，就象想不出驯化猴子的方法一样。

久而久之，这就造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国人最崇拜的是武松就因为他把一只病虎扛回酒店。老虎是非群居动物，猎食从不成群。中国人见了老虎，只要不是自己一人，不需要跑的快只要不是跑在最后就够了。甚至干脆给弟兄使个绊子让老虎吃着那弟兄自己再走不迟！这才是中国几千年盛产汉 奸的原因。

抗战时伪军人数是日军的十倍而且拿着的是日军发给的三八大盖。用不着国共正规军，那十倍于日军的汉 奸又了解日军军情一天就把日军报销了。那杀人如麻、征服天下无敌手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第一件事竟是修长城以防外敌---他心目中不可征服的老虎。这要是唐后主、宋高宗们想出来的也算了，可这竟然是秦始皇的倾国力之策。 这实实在在反映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的差异以及从此而产生出来的文化差异。老百姓就跟着家家高筑墙了--邻居也是虎了。便有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千年古训。今日仍然如此。

台湾大陆双方争着明买暗窃美国武器为的竟然是杀自己弟兄。而且双方找美国，用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套上把绳子的另一头交给美国。

西方人的驯化老虎的直线思维必然带来自然科学的诞生。打仗对兵器的依赖程度高是自然的。人与人之间建立互信机制也很容易。中国人驯化猴子的曲线思维必然带来人的奸诈无比。虚幻的情感统治着言行。自然科学不可能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诞生。 “义”字是最高境界了，因为见了老虎先使绊子让同志死自己活毫无“义”字可言，那“义”字便有千钧之重。

统治者们用驯化猴子的方式驯化人，这样被驯化出来的人在老虎面前“打小报告”、“落井下石”、“划清界线”，养成了完整的一套汉 奸心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极其艰难。因为社会制度如同大厦，而文化才是根基。不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专制文化就实行民主制度如同在沙滩上建楼。15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过民主宪法，那民国初的《临时约法》相当不错；也不是没有过两党并存，国民党建于1912年, 中共建党于1921年，结果杀的你不死我不活；更不是没有过崇尚民主的改革家，袁世凯就是选举出来的总统，一个大智大勇的改革家。不说别人，就连主张民主的孙中山就极力破坏袁世凯的总统政府和民主制度。我当不上总统就拆台你也别干好。说到底是因为没有改变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此文化与民主法治制度相差甚远。

有不少学者试图从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找差异，但多数找出来的基本上是文明程度的差异。本文是在思维差异导致文化差异方面的初步探讨。

最后需要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皇帝在后院养虎、把虎当宠物的记载。但没有人能成功地把虎驯化成让人脑袋钻入虎口的纪录。要不然怎么只有想象中的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骑虎难下”的成语和“武松打虎”的英雄典故，而没有“虎嘴里的美人”类似的故事流传。但“杀鸡儆猴”人人皆知。戴个纸高帽子游街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得出来。

从老虎与猴子的天性之差异，以及驯化它们方法之区别，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人读到中国人写的三国演义，在里边找寻曹操变为实力强大的过程；而中国人看三国，最佩服的不是曹操的实力，而是诸葛亮的奸诈无比。这是科学只能在西方诞生的原因。中国没有那样的文化背景，不是中国人没有那样的智商。

猴子的社会体制就是专制，所以，以猴文化为本的中国就决定了专制符合中国的国情。下跪磕头就成了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英文里有个中文单词：kowtow，就是因为西方找不到类似的单词无法意译，只好音译，从“磕头”译成kowtow，丰富了英文词汇。而以个体尊严为核心的西方虎文化能够搞民主，对于这一点，无需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