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不知道上学时候的快乐。那时候对我来说，上学实在就是应对那些大大小小的考试罢了。可是等我走出了校门，再也不必为任何考试烦恼的时候，我却时常因为上学时候的快乐再也不能回来而心痛了。
我的小学是就近上的。那时候小，还不怎么知道高兴与不高兴。那时候我的成绩是好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班主任和数学老师总不能给我好脸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数学老师要让我在她的办公室等了很长时间然后对我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长呢。”我的班主任曾经等不到开家长会就要向我父亲通知我在学校不好的表现。她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带给我的父亲。纸上的最后一句是：请勿动武。那时候老
师给我机会参加学校的文艺表演，跳些简单的舞，我母亲形容我舞蹈的时候像“棍倒”。但毕竟，我的所有的“棍倒”的机会都是我的小学给我的。那时候，我的小学，连同一些别的学校，承担了国家给予的在机场迎接外宾的任务。这些外宾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当外宾走下飞机的时候我的小学的十来个女孩子（不包括我）跳一种“皮筋舞”，当外宾走近她们跟前的时候她们把皮筋拉出一个五角星的造型，举着手里的鲜花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领舞的小女孩长的就有点象非洲人，皮肤有点黑，头发有点卷，个头有点瘦小，据说曾有位外宾把她抱起来。那时候我是很羡慕她的，认为她是很高人一等的。不过现在回想起这些我都不觉得什么，因为我在整个小学里都有点糊里糊涂的。
最快乐的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上的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是一个重点学校----南京市第一中学，是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考上的。考试那天，我的小学联系了一辆公交车把我们拉到一中，考完试再把我们拉回来。我在车上第一次见到了小街小巷，于是从那时刻起我的世界开始变大了。和在小学不同，在中学里我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科目老师的欢喜。我初中时候的音乐老师从前是位歌唱家，为了事业，也因为遭遇过文革，她没有孩子。对我们这些学生，她就象母亲。她对我寄予了厚望，希望我走上歌唱家的道路，可是我那时候变得异常的怯场。在一次音乐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自选了一首歌，名叫《红梅赞》的，轮到我唱的时候，我把她的办公室的门关好，请求她不要看着我，她便用手把脸捂上，我背对着她把歌唱完。她给了我满分。但我还是没有成为歌唱家。如果说我这辈子对不起过什么人的话，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她。好在那时候她组织的大合唱我都参加得很积极，很认真。排练都是在下午放学以后，回家的时候天都黑了，我骑在车上，感觉月亮都在对我笑，如果那天月亮出来的话。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高中时候的英语老师是一位正处在奋斗阶段的年轻人。为了锻炼听力，她在收音机里听《美国之音》，上课的时候永远都带着一本厚厚的字典，有同学问或者她自己想到什么，随时查阅。正是因为她带着的这本字典，她赢得了我全部的敬重。上课的时候她总是讲很多很多，生怕漏掉什么，也总是鼓励我们提问题。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听说班上的男同学和她闹起了矛盾。那时候，我对人事方面还很迟钝，也顾不上去打听，所以不知道她的麻烦出在哪里，但我毫不犹豫站在她这一边。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位男同学不好好回答她的问题，一付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立刻回过头去，恶狠狠地盯着他。这位老师也教过我的姐姐。在我姐姐所有的功课里，语文和英语是最好的。而现在，最能成就姐姐的事业的是她的英语。我却不然，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数学和物理这两门功课上，语文和英语作业做完以后就不再理会，只在考试前突击复习一下，对政治，历史，地理，就完全是“临时抱佛脚”了。那时候流行一种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的想法却不在于此。我只知道，数学，物理学的好的人在学校里是最成功的，老师喜欢，同学羡慕， 连走路的架势都可以不同。而那些文科班的同学似乎只能处在被遗忘的角落，他们是因为理科学不下去了才去学文科的。我高中时候的物理老师是一位微胖祥和，闲话不多的中年女性，见到我的时候眼角总带着笑意。虽然班上大多数同学的物理成绩都不算太好，但我没见过她着急生气。只有一次，好象也是男同学惹了她，她在上课前告诉我们要懂事。其实我最好的老师是我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他是从北方调过来的，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快退休了，走路的时候，他的腿有点曲，背有点弯了。他的烟瘾很大。他把所吸的那一口烟整个吞下去，讲话的时候这口烟变成一小缕一小缕的，陆续跑出来。自然他上课时的咳嗽是免不了的。听同学说，文革的时候他以拉板车为生，得空了就看《资治鉴》，引来当时很多人的好奇。据这位老师在课堂上自己的介绍，他的祸起源于一封他写给一位女同志的信。在这封信里，他表达了他的某些观点。他的家庭非常幸福，一儿一女，都成了材，他的妻子是个极好的人，只可惜每次我们去看望他们，她都病卧在床。在她身体好些的时候，她的眼里会流露出我在我母亲眼里才能见到的光芒。这一次，没有男同学惹过他，这实在是因为他上的课太叫人喜欢听。那些折磨人的古文经他一讲是那么的有意思，班里最调皮的男同学也不打岔。他上的每一堂课我都觉得时间太短。每天，当他一走进教室，我好象觉得天上正在掉下快乐，砸在我的头上。他是我这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似乎有意培养我们的班长在文学方面有所发展。有一天班长迟到，进教室的时候正好他在上课，那天班长穿了一条新的牛仔裤，当他走向座位的时候，这位老师停下来不说话，看着班长的背影，眼睛一眨一眨的。在讲完《阿Q正传》的那堂课上，这位老师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文章中阿Q的不足之处是什么。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是班长。他想了想，说：他想和吴妈睡觉。底下所有的同学哈哈大笑。这位班长现在在一家外贸单位做事，喜欢聊时事，聊得还满有趣。在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最初的理想是当外交官的，给班上所有的男同学单独开了一次班会，听说主要的意思是叫班里的男同学不要和女同学恋爱，理由是，女同学以后会变心。到目前为止，我们班还是出了一对夫妻，单恋的可能不止这么多。但在毕业前，我完全没有看出一点点迹象，那时候男同学和女同学是玩不到一起的。
大学时候的快乐却在宿舍里， 八个女孩子在四年里朝夕相处，感情着实不一般。那时候，宿舍统一在晚间十点钟关灯，但我们这八个女孩子总要躺在床上“瞎”聊一会才睡觉，聊什么都行，但不聊“性”----这也确乎不是聊天的好话题。毕业的时候，我最舍不得的就是她们，但分开的时间长了，感情也就淡了。
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细胞生物学。若想到达这门学科的最高殿堂，我毕业以后的首选之路是留学。那时候，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的钻研和国外相比，一如毛毛雨。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备考托福和GRE，那是获取奖学金的唯一的办法。等我考完的时候，我瘦的直从圆脸变成了尖下巴。好在成绩不错，也拿到了奖学金。国外的生活，当有事业的时候，一如世外桃园----那确实是做事的好地方。有本事尽可以拿出来，没人使坏。当然，想得到多少的利，誉也是不现实的，那毕竟是别人的地盘；但，他们也不会给得太少的。再说，一美圆能值七，八块钱人民币呢（那时候）。我这门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实验多，这也是最重要的；或大或小的实验做完了还必须写或大或小的论文，还必须在教授委员会面前演说，接受提问。我认为，这是培养研究生的极好的方法，也是我极喜欢的方法。即使我在实验室里的运气没那么好我也会这样说。那时候，我喜欢做实验，喜欢写论文，喜欢演说，喜欢教授们的提问；但我很不喜欢考试。除了实验室，我眼中的一切不复存在。陶渊明有满菊的东篱，我有满实验室的试管；他有悠悠的南山，我有漫长的科学之路。我得到了如同他所得到的“而无车马喧”的快乐。我的实验做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也正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个错误的观点，我认为政治和我是没有关系的，但事实上，我虽可以不参与政治，但政治和我确是有关系的。我的实验室的快乐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也可能，我得到的快乐实在太多了----都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可是那时候，我太快乐了。
没有事业的生活在国外一如地狱。他们的娱乐不是我们的娱乐，他们的食物也不是我们的食物。虽然开车在国外是家常便饭，但开车去哪里呢？如果我所居住的城市里有中国城，我的日子可能会好过点，但没有。所以，我只能回中国了。
这以后似乎就很难再快乐起来了。有段时间，也许是受电视的影响罢，我试图去过某种的“夜生活”。我去过夜总会，迪厅，但我似乎不属于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也似乎不属于我，那里的热闹只让我感觉孤独。最让人反感的就是在一张圆形台子上立起一根钢管，一个女的，或者男的，握着，旋着，扭着。如果有可以用钱买的人找你搭讪，你是会得忧郁症的。虽然那时候，我有足够的放纵的胆量与自由，但，在地狱里，怎么可能找得到让自己放纵的理由？
每当过去的快乐折磨我不快乐的心的时候，我便问自己，我是否非得和同学，和读书人在一起才能快乐？好象也不尽然。我孩子的奶奶家在农村，她家隔壁邻居的媳妇和我年纪一般大，我们自然的就有了交往。她的脸总是红扑扑的，冬天洗头也能用冷水。她娘家的条件不好，她可能连初中都没有好好念过。她也养猪。她养的猪长的很结实，也似乎是快乐的。有一回我看她煮猪食的时候放了不少的米，这是和她们村里大多数人家不同的；大多数人家，都是希望“马儿好”，但不希望“马儿吃草”的----可是这是不能符合能量守衡的定律的。我很喜欢看她做农活，她有时候串亲戚我也跟在她后面。她也是少有的为我的疾病落泪的人。我和她都有电话，但，友谊中的两个人可能也不宜两地分居的吧。
慢慢的，我知道了我的快乐是来自哪里了。原来，我的快乐是因为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知识，事业，如我在写作的时候；再有，就是那些善良的，于是也就高贵的，普通的人们。
